梁启超研究专家黄克武重磅力作，带你重新认识思想家梁启超

1929年1月19日，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梁启超去世。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启蒙先驱之一。然而关于如何评价其思想成就，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学者认为梁启超虽然学术兴趣广泛，却思想肤浅、驳杂，没有深刻的内涵，所以只能算一个宣传家。

然而《文字奇功》作者黄克武教授对梁启超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对梁启超的定位是“思想家”。这是他30年如一日对梁启超思想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有力结论，也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一条主线。

在这本书中，黄教授结合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前后、流亡日本前后及访问美国前后等重要节点，系统梳理了其在阳明学、墨子学、西方哲学、中国史学等方面的思想流变和学术成就。所以，这当然不是有关梁启超的又一本传记，而是一幅思想地图，绘制了梁启超一生的学术探索之路。

都说“文如其人”，对一个人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阅读他的文字著作；而要真正读懂一位思想家，或许还需要一位领路人。希望所有翻开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黄教授的引领下，重新认识思想家梁启超。

现代意义的“格义”工作：

梁启超的学术贡献

文 | 黄克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领军人物，清末时他所领导的“立宪派”，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共同推动中国由专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又出现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梁启超与弟子蔡锷合作，靠着“笔杆”与“枪杆”，两人组织的护国军打倒了袁世凯，“维护共和”取得成功。民国初年政治秩序的崩溃，也带来传统文化与伦理秩序的动摇。儒家圣贤君子的人格理想以及家国天下的政治理想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就在此一“两头不到岸”的时刻，梁启超以如椽之笔带动了时代的风潮。

笔者认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核心旨趣可以归结到以“铸造国魂”为核心的政治与文化理想，他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的独特性及其崇高的价值，即使在列强的威逼下，仍然坚信“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那么中国的“必强之道”是什么？梁启超给出了他的答案。晚清时他主要致力于倡导培养“现代国家”的“新民”，他的《新民说》与同时期研究阳明学、墨子学、新史学的成果，乃至对康德哲学的诠释都与此一“新民”的目标密切相关。他之所谓“新民”结合了源自西方的“公民精神”与来自传统的道德修养。

至民初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从欧洲返国，有感于战争所带来的对西方文化的破坏，同时受到欧洲“反启蒙论述”的影响，思想有了新的转向。他和梁漱溟一样批评西方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文明，并试图重新找回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他称为“元神真火”），开始以“国性”“国粹”“立国精神”与“民族精神”来凝聚全民共识，意欲打造一个既具有中国精神特色、又融合现代文明的新国家。

梁启超能超越同时代其他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兼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多元知识，并致力于会通中西（这一点和严复很类似）。他自幼因准备科举考试而熟读传统经典，在拜康有为为师之后，又兼治西学。他的另一机缘是到日本之后，很快地掌握了日文的阅读方法，而能利用日本的学术资源认识新词汇、获取新知识。诚如狭间直树教授所说，“日本的翻译和著作对梁氏的影响要远超过一般的想象。这种影响并非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环节，而是深入到了梁启超思想基础的‘知层’”；日本因素的加入，使他思想之中的中国、日本、西方等知识来源相互嵌合在一起。

本书中的许多章节都尝试呈现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这些异质的思想因素如何经过梁启超吸收、消化而融入一个新的思想脉络之中。笔者认为，日本知识土壤在不同领域对任公造成了不同的影响。狭间直树教授所谓作为“中间环节”的“‘日本化’了的西洋的存在”（以及日本的中国研究），有时是深刻地影响到任公思想的取向的；有时却只是支离破碎的片段，提供给任公思想发挥的素材；有时则是居于两者之间。

无论哪一种形态，梁任公都是一方面通过译介日籍而掌握新知，另一方面则尝试将这些新知整合到他原有的思想脉络之中，并以他所设定的标准来评估中西理论。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格义”是以中土的思想与典故比拟配合，来诠释佛理，使人易于了解佛教思想的方法，那么梁启超所从事的则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格义”工作。

这个过程就是本书副标题所谓“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梁启超所做的诠释工作至少有三个崭新的视角。

第一是“现代国家”与“国民”的视角。最好的例子是他的“史学”研究，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但是过去的史学是为王朝服务的，是“帝王的家谱”。梁启超开始意识到历史学与现代国家的关联。日本学者森冈优纪即指出，梁启超大约在1896年《时务报》时期，已将“个人传记”视为“国家史”，因而开始形成“近代传记”的观念。事实上本书所分析的其他学术思想如儒学、诸子学、西方哲学、宗教等，都曾被梁启超放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来讨论它们对形塑“新民”所具有的意义。

第二是“科学”的视角。笔者在讨论阳明学、墨子学与史学等章中都指出梁任公不赞同宋明理学有关阴阳、理气的说法。他说“以读科学书之心眼以读宋明语录，直谓之无一毫价值可也”，他果断放弃了传统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而接受严复以来所译介的西方科学（如进化论、物理学、心理学）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在他的思想中，科学是指“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科学方法包括以归纳法、统计学探索事实真相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在史学方面，他主张以科学、实证的方法作为获得客观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之保证，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史学”“实证史学”“客观史学”的先驱之一。在他看来，科学是建构知识的重要基础。

第三是“超科学”的视角。任公指出历史文化现象的独特性是由于个人“自由意志”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有自由意志的因素，历史不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也无法完全依靠归纳法来加以研究。梁任公因而认为科学（尤其是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有其局限，在“关于宇宙本体或‘天道’……以及实践规范或‘人道’”方面，例如人生观、美感与宗教的领域，人类无法在科学之中找到确切的答案，必须依赖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

在本体论方面，梁启超则以佛家的理论来统摄中外的学说。他舍弃了宋明理学家有关阴阳、理气的说法，而保留王学之中良知的本体论；再将此一理论与佛教及康德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以此作为功夫论之形上的基础。其看法与严复在《天演论》中结合佛法与天演、遗传学的观点非常类似。梁启超的《余之死生观》一文即尝试以基督教“圣灵说”、进化理论中的遗传观念、佛教果报轮回说、儒家“家族之食报”“名誉之遗传”的观念等，来诠释“人死而有不死者存”的“死生观”。

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今日的学术标准来考察，或许存在一些瑕疵，那么我们还能够说他的思想是“有其一贯性，而且是深刻的”吗？他是否能将各种来源互异的思想因子整合成一个较圆融的构想呢？作者尝试提出梁任公学术思想的七个特点，它们是：

第一，梁启超主张融合古今中外的学说，而抟成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思想，而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要从事评估与调和的工作。换言之，知识的取得是一个奋斗的过程，要“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其中没有一个现成而完美的真理体系，可以作为改变社会的绝对指南。同时，任公也自觉地了解到，自己的评估能力与知识是有限的，所以对于他人要采取开放的态度，使学术能在相互指正之下逐渐累积、进步；然而梁任公以其有限的评估能力，来看各种不完美的思想体系之时，却没有变成一个相对主义者，他反而将这种对知识的看法与人文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

第二，知识的内涵不仅包括实证性的科学知识，也包括“非科学”“超科学”的知识。后者包括由情感而生发的爱与美，以及宗教信仰等具有神秘性的生活经验。今日许多学者都肯定此一观点，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新儒家即持此见。

第三，人类的生活不仅包括科学所处理的物质的方面，也包括超越科学的精神的方面，而寻求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协调是很重要的。他因而批评墨子与马克思倾向唯物论的主张，而欣赏弥勒所谓快乐不仅有比较具体性、物质性的快乐，也有“知力的快乐、思想的快乐、道德的快乐”。

第四，宗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强调悲智双修、转迷成悟，亦即是知而后信，它不但有一套周密的本体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与历史，也洞悉人类精神的本质。同时，在佛教、陆王心学、谭嗣同《仁学》与柏格森哲学的影响下，梁启超特别指出“心力”“心能”的重要性，认为个人精神力量的自主性可以影响宇宙的生灭变化。此一观点虽然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现在尊重宗教、肯定精神力量的观念在西方学术界也很流行。例如社会学家贝拉即强调美国当代文化中《圣经》传统的重要性。在肯定宗教经验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心理学家与实用主义者——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写的《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第五，所有这些不同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澄清人类生活的目标，以及提供达成目标之方法。

第六，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个人与群体是一样重要的，两者也应相互调和。具体地说，梁启超一方面肯定个人与个性，另一方面也要求发挥儒家仁的精神，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梁启超从许多方面说明个人的重要性，包括他一再强调的：个人对知识与精神生活的追求有本质性的意义，亦即个人是这种追求的唯一的执行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此一观点与上述的“心力”概念有关）。因此将梁启超视为集体主义者，或认为其有集体主义的萌芽，是错误的。他的“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的观念，是今日许多人会肯定的一个理想。

第七，梁启超认为为了让个人追求道德目标，而避免出现自私自利的情形，必须采用不同的说法，使人们认识正确的群己关系。这些说法包括儒家的道德理想，墨子兼爱与“利人即所以利己”的观念，佛教的各种理论等，甚至也应参考康德的哲学、日人加藤弘之与英人弥勒对边沁功利主义的修正与发挥。再者，梁启超也提醒人们要认识群体本身的光辉历史，并对个人不能在此基础之上继续进步感到惭愧。

上述纲要式的七点或许可以视为梁启超学术思想的特点，笔者认为任公一生之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其学术思想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这些不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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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奇功》

广西师大出版社2024年1月

原标题：《梁启超研究专家黄克武重磅力作，带你重新认识思想家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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