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纷纷回归一线，暴露了一个令300万企业家警惕的问题

前不久，美邦服饰董事长胡佳佳辞去董事长一职，其父也就是美邦服饰创始人周成建回归了董事会。

而在辞任苏宁易购董事长两年半以后，张近东也再次以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身份重回公众视野，提出了苏宁易购要在新一年实现全面盈利的目标。

这几年，“创始人回归”的新闻屡见不鲜，比如京东刘强东、陌陌唐岩、都市丽人郑耀南、呷哺呷哺贺光启、平安集团马明哲、爱驰汽车付强。

这种现象不光国内独有，国外的创始人回归现象也不少见。比如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第三次回归，还有迪士尼的罗伯特·艾格，谷歌的谢尔盖·布林也重新出山参与AI大战。

前几年，顺利找到接班人完成交接的创始人本就不多，相当一部分企业都是创始人一直在一线，2019年时Wind有一项数据统计表明，3600多位上市公司董事长中，50后、60后占比超过了60%，这个年龄段的一号位大多就是企业创始人，说明大多数企业都还在创始人的管理之下，只有“一代目”，还没发展到“二代目”。

“创始人回归潮”再次又将那些已经完成交接的“一代目”拉回到一线，一个说明了企业在激烈竞争环节下的发展压力，二也说明了企业家真正成功完成交接难度很大，关键时刻创始人只能被迫出山来充当企业的“救世主”。

但当创始人被迫出山时，其实也意味着企业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了，到那时能抓的风口可能已被之前的继任者错过，企业的初心和价值观也碎了一地，即便创始人出山也很可能无力挽救。

这再次给未来10年我国近300万家面临接班换代的民营企业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就难以安然退休，企业甚至会分裂或直接陨落。

作者 | 散人

编辑 |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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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回归的创始人

回看这几年退休后重返一线的创始人，大部分都是50后、60后和70后。哪怕是已经退休的王石、史玉柱与马云等人，在企业内部也仍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至今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企业发展。

不过，如果将目光聚焦到80后，比如拼多多的黄铮、字节的张一鸣、米哈游的蔡浩宇，以及快手的宿华……近些年却纷纷急流勇退，在当打之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退居二线。

至于更年轻的90后与00后，知名度与影响力显然远不如前几代人。在个人财富超过50亿元的2023胡润百富榜上，也只获得19个席位，占总上榜人数（1241名）的1.5%。唯二有“辨识度”的，除了喜茶创始人聂云宸，就只剩臭名昭著的ofo小黄车创始人戴威。

还有长久奋斗在一线、拥有更多个人财富与“话题度”的前几代人，诸如任正非、宗庆后、王健林、董明珠、俞敏洪、张朝阳、雷军等，如今的企业家群体依然以50、60后为主。

在这种背景下，老一辈或回归，或退而不休，无疑是对企业家老龄化现象的强化。也表明企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并顺利完成交接难度相当大。

不过，外界对创始人回归大多持肯定态度，有业内人士就曾坦言，“在起伏不定的商业战场之中，企业能有一个‘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式人物作为主心骨至关重要。毕竟，从商场‘千军万马’搏杀出的创业人物的胆识、眼光与经验弥足珍贵。”

尤其在创始人被曝将要回归时，股市的反应要更直接且真实。比如在黄光裕服刑期间，每当市场上传出他将出狱的消息时，国美旗下的所有股票都会应声大涨。

最夸张的一次是在2020年，当黄光裕又一次“被出狱”时，国美金融科技的股价一度暴涨至65%，中关村与ST美讯更是直线涨停，令外界惊叹不已。

遗憾的是，回归国美的黄光裕并没有创造奇迹。“力争用未来18个月的时间，使企业恢复原有的市场地位”的豪言壮语，也终成梦幻泡影。取而代之的，是国美大规模裁员、关店的浪潮，以及黄光裕夫妇想要套现跑路的“司马昭之心”。

黄光裕与国美的失败，是传统企业想要在新时代实现转型的一次失败尝试。结合我们之前谈到的近几年回归的创始人，不难发现：大多数企业都隶属传统行业。

相比市场反应速度与企业进化速度都更迅捷的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船大难掉头，在转型过程中会面临更多阻碍，但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又不会留给它们太多时间。黄光裕的老对手、近期回归的张近东就深有体会，“向互联网转型是找死，不向互联网转型是等死，苏宁宁愿在找死过程中寻找新生，而不是坐以待毙。”

虽然结果犹未可知，但回归后的张近东对此颇有信心，“要持续坚定企业的调整能力和成长动力，在2024年面向行业和社会打出一场翻身仗。”

值得一提的是，回归后的张近东对苏宁的人才建设提出了更多要求，尤其是对年轻人才的挖掘与培养，这就与吴泳铭接任阿里CEO后积极推动的团队年轻化不谋而合。

这些商业大佬很清楚：未来终究是属于年轻人的。但在团队管理层年轻化普遍滞后的当下，企业面临的危局，还得靠自己来解决。

难说安稳的退休生活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中坚力量依然是60后，正如某业内人士所说，“中国的这一代企业家没有退休的资格，他们对待自己的企业往往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永远都放不下。”

比如近期频繁发生人事变动的阿里，哪怕马云在退休前坦言自己“不想死在办公室，想死在海滩上，因为那里可以享受阳光”。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马云也确实过着低调的退休生活。但随着拼多多、抖音电商的强势崛起，沉寂许久的马云终究无法置身事外，在阿里内网加油打气的同时，参与了阿里近一年的组织重组。

被外界视为“阿里巴巴第二号人物”的蔡崇信，也从美国的篮网事业抽身，与同为“十八罗汉”之一的吴泳铭共同回归台前。

在外界眼中，此次传承无疑是合伙人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实践。虽然马云曾说“职业经理人不适合我，我信赖的是我的合伙人”，但只要对企业主流传承方式多有了解（子承父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合伙人制度也算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一个变种。

马云之所以否定职业经理人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职业经理人不懂得取悦客户，只懂得取悦老板。”而这种“欺下媚上”的短期主义，与大多数企业追求的长期主义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过，作为现代企业常见的传承方式，职业经理人制度在国内也有成功案例。

比如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在2012年将企业平稳地交给了职业经理人方洪波，二人因此成为业内的一段佳话。如今仍奋斗在一线的万达创始人王健林，也表达了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认可，“如果觉得他（王思聪）靠谱，交给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觉得他能力欠缺一点，那就让他做股东好了，我就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这没有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我们之后要谈到的最常见的传承方式——子承父业，第二常见的，既不是纯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不是马云改良后的合伙人制度，而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又一个变种——企业内部培养。

无论是任峻之于张近东、王力之于唐岩，亦或是徐雷之于刘强东……这些经历过企业内部培养的继任者，虽然在任期内的表现乏善可陈，最终促使创始人回归企业。但包括王石的继任者郁亮、史玉柱的继任者张栋在内的更多继任者，还是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在我国现存的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的占比高达80%。受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子承父业自然成为企业传承的主流方式，在老一辈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中就更是这样。

诸如老干妈的陶华碧、雨润的祝义财、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以及娃哈哈的宗庆后、方太的茅理翔、万向的鲁冠球，亦或是新希望的刘永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子承父业。

祝义财的情况与黄光裕类似，均涉及到外力的强制性干预，我们这里不再讨论。陶华碧与周成建这两位回归企业的老一辈企业家，情况也略有不同。

比如回归时间更短的周成建，美特斯邦威在他退休前已经进入下行区间。相比老干妈在陶华碧退休前的蒸蒸日上，周成建的“适时”退出，本质上是将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女儿。遗憾的是，“后人的智慧”显然无法解决美特斯邦威面临的危局。退休多年的周成建，终究还是扛起了自家企业的增长重任。

眼下的美特斯邦威，还需要更多时间。不过，考虑到陶华碧的回归时间更长，但老人家至今仍没有扭转乾坤的客观事实，现实只会比想象的还要严峻。

难以扭转的惨淡现实

作为国民品牌老干妈的创始人，陶华碧无疑是老一辈企业家中的优秀代表。

她的创业过程充满传奇，一种普遍存在于老一辈企业家创业过程中的“传奇”。只是这种层累叠加的“传奇”，难免会给企业家赋予某种“神性”，当陶碧华本人头像被用作老干妈商标的那一刻，这个品牌在某种意义上便永远属于她一人，无论公司的掌权人是谁，大多处于其光环之下。

站在企业的角度，创始人的光环效应大有裨益。如果操作得当，企业品牌的IP价值将发挥无穷潜力。但对于企业二代，尤其是想要在自家企业干出一番成绩、建立个人威望的二代们来说，父辈们的光环反倒带来沉重的压力。

慧谷家族与德勤的一项联合调查曾发现：目前只有20%的富二代有意愿接手自家企业，超过40%的富二代对接手家族企业表示抵触，其中又有30%更愿意自己创业。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何享健，之所以痛快地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方洪波，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独子何剑锋致力于另起炉灶，不愿意继承家族企业。

与何享健不同，陶华碧在继承人问题上没有花费太多心力。按照她的安排，老大李贵山负责销售，老二李妙行负责生产。两兄弟各司其职，相信天胡开局的老干妈会更上一层楼。

遗憾的是，老大李贵山醉心于投资。虽然陶华碧三令五申不要投资、参股、上市与融资，但早年尝到炒房甜头的李贵山自行其是，最终在2015年遇到烂尾楼，逼得已经退休的陶华碧公开表示：李贵山的行为与老干妈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老大李贵山让老干妈丢了面子，那么老二李妙行则伤了老干妈的里子。

为了尽快做出成绩，李妙行在上任之初便大搞降本增效：除了裁员，还将老干妈的原材料从贵州辣椒替换为更便宜的河南辣椒。

经过李妙行的改革，老干妈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口味变差后消费者的大规模流失。加之老干妈此后数年接连遭遇配方泄露危机、工厂大火危机，以及消费者同样不买账的“辣眼睛”营销，原本蒸蒸日上的老干妈，由此深陷增长困境。

类似的困境，在创始人回归前，已经普遍存在于企业当中，与企业选择何种传承方式倒没有太大关系。

比如与老干妈同为传统企业的贝因美。在创始人谢宏退休后，短短7年时间内，贝因美就更换了3任CEO。有消息人士曾透露，这或许与公司的内斗有关，尤其是谢宏乃至其家族成员的频繁“搅局”，“总会突然冒出不相干的人来插手一些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就像李贵山将更多精力用于新业务的开拓，贝因美在创始人谢宏退休后迎来的首位CEO朱德宇，也致力于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布局。不过，朱德宇在任仅9个月便因“个人”原因离职，继任的黄小强，以及此后的王振泰，囿于盲目多元化后带来的沉重经济压力，双双将贝因美的发展重心转回主营业务乳制品。

战略层面的反复与高层的频繁变动，让贝因美浪费了最珍贵的时间成本。加之贝因美通过压货等方式，将自身的经营压力大量转嫁给下游经销商，这就与李妙行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行为如出一辙，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类似的情况，在陌陌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中也曾上演。作为唐岩的合伙人兼继任者，王力眼中的陌陌“可能是有些平淡”。对主营业务明显缺乏热情的他，在任期内也将大量精力用于新业务的开拓，但结果的惨淡，最终迫使唐岩做出了与陶华碧、谢宏同样的选择——回归。

目前来看，这些创始人回归的结果大多不尽如人意，企业往往都期盼着一位“救世主”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但剥开外面一层浪漫主义的面纱，头顶“救世主”光环人物的登场对企业而言，实质上无异于前途不定的豪赌。赢家在市场上留下一段佳话，输家却不得不面临现实中的“一地鸡毛”。

面对现实中的“一地鸡毛”，都市丽人的创始人郑耀南回归前曾在内部大谈“二次创业”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一家企业的成长走到一定位置就会有一个波动”。要想顺利度过，就必须拿出二次创业的精神，“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应时刻具备‘二次创业’的精神。”

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冲锋？

二次创业，是一个近些年屡屡被提及的概念，并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家的共识。

不过，事非经历不知难。饶是对二次创业的重要性有着清晰认知的郑耀南，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时也难掩疲态。毕竟“船大难掉头”，二次创业与一次创业面临的困难大不相同。

有学者就曾强调，“企业家的活跃与市场的繁荣及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是分不开的。”在郑耀南等老一辈企业家意气风发的那个年代，“企业家的第一要务是抓住风口，抓住改革带来的机遇就不怕没饭吃。”

事实也是如此，面对改革开放后的遍地蓝海，彼时的企业家们只要抓住时代机遇，完成从0到1的突破，进而完成规模化的积累。想要在市场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面临的难度要远小于市场格局基本定型、竞争烈度远超以往的今天。

遗憾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传统企业普遍面临“无风口可抓，无红利可吃”的尴尬局面。想要打破僵局，只能靠企业自己硬闯出一条生路，二次创业的概念由此兴起。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与一次创业不同，二次创业通常是企业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此时距离一次创业往往过去了许多年。只能说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很多事情。比如过去被企业家引以为傲的创业经验，大概率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市场环境。

叠加企业常见的大公司病，想要让大象在新时代翩翩起舞谈何容易？

哪怕回归都市丽人后的郑耀南主抓二次创业，但“转型本身很难，时间也长，考验管理层的定力和决心，是企业对自身能力与市场变化的适应和调整，人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之一，调人要实现调产品，调渠道的效果，中间还差着执行力。”

如果说郑耀南在一众老一辈中还算年轻，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企业面临的难题，诸如陶华碧与付强等年纪更大的老一辈，拥有的容错率则直线下降。

比如老干妈陶华碧。回归后的她，凭借个人光环与重新选用贵州辣椒的方式，挽回了不少消费者。但随后进军电商领域的尝试却惨遭失败，陶华碧本人的直播更是反响寥寥，到最后所谓的“直播”也变成过往采访的切片，令外界唏嘘不已。

老干妈在陶华碧回归后之所以惨淡依旧，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干妈在陶华碧退休期间错过了发力线上的最佳时期。当虎邦、李子柒与蔡林记等网红辣酱抢占各大平台后，留给老干妈的增长空间已经所剩无几。

在50后、60后及一部分70后早年的创业经历中，都有着各自的高光时刻。只是随着时代的更迭，与时代逐渐脱节的他们已经无法靠“老故事”讲述未来。

正如经济学家王德培所说，“市场上可能永远不缺‘救世主’式的神话叙事”，想要维系企业家的某种“神性”，“实质靠的不是英雄主义叙事与‘救世主’情节，而是其能捕捉时代裂变的敏锐眼光、敢于作战略调整的魄力。”

至于这些已经回归企业的老一辈企业家，是会创造乔布斯、前两次回归星巴克的舒尔茨那样的奇迹？还是说只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冲锋？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