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㮚的“朋友圈”：宋高宗的“霸府僚属”

一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第二次兵临城下，包围了北宋都城开封。

闰十一月十八日，钦宗遣人追寻北上议和的皇弟、康王赵构，诏令“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遘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汪藻：《靖康要录》，卷十三，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第1372页）“尽起河北精兵入援”，希望赵构能以大元帅府名义召募兵马，率兵勤王，拯救皇朝于危难之中。

十二月十六日，赵构一行抵达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大名府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号“陪京”。（《宋史·职官七》）随即在大名府辟置僚属，除朝廷指定的陈遘、宗泽、汪伯彦之外，赵构又自作主张，以“徽猷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张愨，直龙图阁、京东转运副使黄潜善充大元帅府随军应副，徽猷阁、知信德府梁杨祖充大元帅府随军运使”，（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第537页）“霸府僚属”的规模和成员基本奠定，其中，张愨、梁扬祖都以擅长理财著称，他们共同为“建炎中兴”创造了经济基础。

“初，京城围久，号令不通，王军在相州，天下不得闻动静，及是渡河驻军，天下申陈四集，取决霸府矣”。至此，大元帅府俨然已经成为开封城外北宋惟一的政治和权力中心，也奠定了南宋“建炎中兴”的政治基础与核心班底，在这个意义上，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认为，“帅府建立，皆中兴已后事迹张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只称《要录》，卷一，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第一版，第22页）

“霸府，也叫霸朝，是权臣建立的控制皇帝和朝廷、作为国家实际权力中心的府属机构”，（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杜，2007年，第5页）“霸府”作为一种权力机构和政治现象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何㮚）为开封尹，首建元帅之请”，（《要录》，第18页）颁布诏令时，何㮚已经位至宰相，且在此期间，“宰相只一员”，可见何㮚是该计划的始作俑者以及最终决策者。鉴于“本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何㮚建请置大元帅府需要冲破重重阻碍，必然煞费苦心。

此外，“㮚请建四道总管，使统兵入援”，（《宋史》，卷三百五十三，《何㮚传》，第11135页）也是提请建置“四道总管府”的重要人物，“各付以一面，令事得专决，财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诛赏”，“四道总管府”在财政、用人和决策等各方面具备极大自主权，俨然已有唐末“藩镇”之势。

不过，朝廷指定的兵马元帅陈遘被金兵围困在中山府，始终无法抵达帅府，后又被部将杀害，副元帅宗泽也很快被排除在“霸府”之外，进而黄潜善、汪伯彦、张愨、梁扬祖最终成为“霸府僚属”的核心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赵构创业和复国的核心团队。

时至今日，史学界对赵构的“霸府僚属”及其在南宋初年政争中诸般表现的关注和研究尚付阙如，事实上，这些人物在南、北宋之际的重要时刻登上历史和政治舞台，并且都与“大元帅府”以及“四总管府”的建请者何㮚存在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按照宋人习惯，可以笼统地视为系出“同门”。

借用一句流行语，何㮚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宋高宗

二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黜降官六》载，宣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何㮚、吏部侍郎王时雍、中书舍人韩驹同日“奉祠”，“以三人俱元祐曲学故也”，《宋史·何㮚传》进一步聚焦，“㮚与苏轼乡党，宗其曲学”；十一月三日，张愨、胡松年等人也以“朋附王黼，规摇时政”奉祠。同一日，王时雍、韩驹再除职。

何㮚，字文缜，仙井监人，“政和五年，进士第一人及第”，是该榜状元。韩驹，字子苍，与何㮚同为仙井监人。王时雍是仁寿县人，但仁寿县是仙井监下辖二县之一。仙井监与苏轼家乡眉山临境、接壤，同属四川，因此，何㮚、王时雍、韩驹与苏轼都是名副其实的“乡党”。

崇宁五年，韩驹前往颖昌府（今河南许昌），问诗于苏辙，苏辙有《题韩驹秀才诗卷》，称“韩驹诗似储光曦”。（苏辙：《栾城后集》，卷四；苏籀：《双溪集》，附《栾城遗言》）后来，“（何㮚）少问诗於韩子苍”。韩驹文集《陵阳集》保留了韩驹《次韵何文缜种竹》、《次韵何文缜舍人后省致斋》以及《臣㮚以御画鹊示臣，某谨再拜稽首赋诗》等诗，可见何㮚与韩驹关系密切。

由何㮚与韩驹的交游以及两人与王时雍彼此进退出处及其相关时间线而论，何㮚、王时雍、韩驹大概和张愨、胡松年等人殊途同归，同样是以“朋附王黼”得罪，至于所谓“元祐曲学”（显然指三苏开创的“苏学/蜀学”），不过是制词中的隐晦借口而已。

事实上，韩驹、王时雍都和王黼有密切关系。四库馆臣为韩驹文集《陵阳集》撰写《提要》，“晁公武《读书志》谓：王黼尝命驹题其家藏《太乙真人图》，盛传一时。今其诗具在，集中有‘玉堂学士今刘向’之句，推许甚至。刘克庄谓子苍诸人自鬻其技，至贵显，盖指此类。”所谓“自鬻其技”的对象必为王黼无疑，原诗即《题王内翰家李伯时画〈太一姑射图〉二首》，可见韩驹和王黼相交已久，当时，王黼尚为翰林学士（“内翰”），而且，韩驹还与王黼内兄葛次仲屡有诗文唱和。《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七）亦载王时雍依附王黼，“王黼当国，时雍专为乡人纳赂求差遣，时人谓之‘三川牙郎’”。

但何㮚与王黼一党的关系要复杂很多。何㮚是徽宗政和五年榜状元，是年，王黼权知贡举，是何㮚的座主，何㮚则是王黼的门生，何㮚《贺左丞相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卷八）所贺“左丞相”或即王黼，但“（宣和六年）十一月丙子，太傅王黼致仕，用中丞何㮚疏也”。丙子，即初三日，是日，王黼垮台，其党羽和爪牙王时雍、韩驹、张愨、胡松年等人一起被逐出朝廷，唯有何㮚摇身一变，成为击垮王黼一党的关键人物。

何㮚反戈一击，首先当源自宋徽宗授意，“上于是怒黼”，（《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一）“或论㮚与苏轼乡党，宗其曲学，出知遂宁府。已而（徽宗）留为御史中丞，论王黼奸邪专横十五罪……㮚继上七章，黼及其党胡松年、胡益等皆罢，㮚亦以徽猷阁待制知泰州”。（《宋史·何㮚传》）

当然，宣和六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这次重大人事变动，还源于蔡攸、李邦彦与王黼之间的权力斗争，“（宣和）六年，李邦彦密结蔡攸，令谮黼而罢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一）“李邦彦素与黼不协，阴结蔡攸共毁之。会中丞何㮚论黼奸邪专横十五事，遂诏黼致仕，其党胡松年等皆并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八）

但关键时刻，何㮚宁愿改换门庭，被李邦彦、蔡攸当枪使，或许受到昔日举主王安中以及王安中与李邦彦关系影响。王安中，字履道，号初寮，今河北人，“少时曾师事苏轼于定武”，（四库馆臣《初寮集》提要）杨万里更称王安中“为东坡之别子”。（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史称，“（王安中）内则缔交王黼，外则求合蔡攸”，可见，王安中在王黼、蔡攸两党之间首鼠两端，见风使舵。

王安中更与李邦彦交游频密，不时有诗词唱和。李邦彦，字士美，王安中文集《初寮集》保留《虞美人·赠李士美》一词，另有《回李右丞复闻书》，亦是与李邦彦回书。写作《虞美人》时，王安中和李邦彦大概还是学士院同僚，王安中时为翰林学士承旨，李邦彦为翰林学士，是王安中下属。宣和元年十一月戊辰，王安中自翰林学士承旨除尚书右丞，晋升执政，李邦彦或继任翰林学士承旨；宣和三年十一月丁丑，王安中再除尚书左丞，李邦彦也步王安中后尘，自翰林学士承旨除尚书右丞，两人同省，再为同僚。

况且，从彼此升迁次第来看，李邦彦显然受王安中提携。有王安中与李邦彦的这层关系在先，王黼一党垮台之后，“（宣和七年）四月十一日，检检少傅、庆远军节度使王安中为检校少师，充上清宝录宫使，兼侍读”。昔日王黼一党中，唯有王安中不仅全身而退，且仍受“懋官之典”。

何㮚就出自王安中的门下，《初寮集》保留了王安中《举何㮚自代书》一文，称何㮚“学问醇深，识量高远。端靖之操，士论所推”。时间大概在重和元年之前，期间，王安中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何㮚或因王安中“举自代”，由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

今存《初寮集》找不出王安中与何㮚往来的其他信息，但两人有共同的朋友圈，他们都和苏轼次子苏迨、幼子苏过相识。向子諲《玉楼春（其二）》序表明，何㮚和苏轼幼子苏过相识，此外，何㮚还与苏轼次子苏迨共同参与张元干发起的《宣政间名贤题跋》活动。王安中与苏迨、苏过也不陌生，“始东坡帅定武，安中未弱冠，犹及师事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当时，苏迨和苏过随行，他们都比王安中略大几岁，三人应该人早已相识。（苏过：《苏过诗文编年笺注》，《附录：苏过年谱》，中华书局，2012年，第988页）可见，王安中与何㮚存在共同朋友圈，而且有苏轼及其二子这一共同的情感纽带，或许，这就是何㮚出入王安中门下的重要原因。

三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钦宗即位，是时，李邦彦为次相。次年，靖康元年正月辛未（初十），李邦彦再除太宰兼门下侍郎，成为当朝首相。

正月二日，何㮚因“论王黼”在先，得以入朝，再除御史中丞。同日，国子祭酒谢克家、起居舍人唐重并除左谏议大夫，国子司业孙觌除侍御史，任谅知京兆府。史有明文，谢克家、孙觌均由李邦彦援引，（《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四）是何㮚的属下，三人都是掌控舆论和监察的台谏官。唐重、任谅都是四川眉山人，何㮚“乡党”，谢克家和王安中相交于微时，两人时有诗文唱和，孙觌既和谢克家是同僚，又和李邦彦是儿女亲家，（孙觌：《内简尺牍》，卷七，《与郑大资·第八》，李祖尧注）以上人员除授大概都出自李邦彦之力。

是年，闰十一月一日，何㮚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登庸拜相，成为北宋最后的一位宰相，同样离不开所属群体的力量，这个群体是以乡党、同年、姻亲、僚属以及师友关系为纽带相互结合而成的。

前任宰相徐处仁为自己辩白时坦言，“（蔡）京与郑居中、王黼相继当国，各立说以相倾，凡二十余年，搢绅士大夫……未有不经此三人除用者”。（《靖康要录》，卷九）尤其是蔡京、王黼长期把持着读书人仕进和跃迁的通路，任何想在官场或政坛施展抱负或谋取私利的人，都必须在两党之间选边站队，方可有机会跻身其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与蔡京、王黼“志同道合”，却不妨碍他们结成“同门”关系，党同伐异，谋求上位。北宋末年，钦宗朝靖康政争，正是徽宗朝宣和政争的余脉和延续，蔡、王两党交争的背后还隐伏着宋钦宗与皇弟郓王楷之间的夺嫡之争。

二月十四日，“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论列太宰李邦彦、中书侍郎王孝迪、尚书左丞蔡懋皆罢，以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唐恪同知枢密院，李梲为尚书右丞”。

“王孝迪者，又是邦彦姻家”，而吴敏、李纲、徐处仁、唐恪均被指为蔡京党人。李邦彦、王孝迪同日遭罢免，吴敏、李纲、徐处仁、唐恪却在同日拜相或晋升执政，意味着蔡京余党全面掌权。

迫使李邦彦罢相的关键契机是史上著名的太学生伏阙事件，攻击李邦彦、王孝迪的陈公辅恰是伏阙事件的组织者之一，他们明显依附李纲一党，“公辅乃二月五日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纲遂使其党张焘、冯楫、方元若、余应求、陈公辅之徒，鼓惑众听，唱为伏阙之事”，（《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四、五十五）虽无证据表明蔡懋与李邦彦有连，但蔡懋也要求惩治参与伏阙的太学生，因此，一起被罢免。（《靖康要录》，卷二）

事实上，吴敏、李纲等人能迅速翻转乾坤，伏笔在于徽、钦二帝皇权嬗替之际的意外变故。宣和末年，徽宗“尝招收张珏”，金人“乃以为衅”，以此为借口南下侵宋，徽宗有意避祸存身，“某即逊位，避罪南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蔡京父子“钓探先旨”，揣知徽宗“旨意”，却“令敏投隙为之”，授意门人吴敏、李纲“预大议于禁中”，“协建大策，赞成内禅”，“建请上皇逊位”，于钦宗有“定策之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作为政治酬庸，吴敏、李纲等人暂时占据上风。随即，他们又积极援引共同好友许翰以及蔡京父子的爪牙聂昌等为执政。

李纲及其党羽“群小交口称道，为有定策之勋”，却进一步触动钦宗敏感、脆弱的神经。太学生吴若等人指责吴敏、李纲“饕天之力，以为己功”。（《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一）言外之意，李纲此举等同于否认了徽宗本人对钦宗的认可和肯定，钦宗即位并非所谓“天命攸归”，这对于在与皇弟、郓王楷角逐大位的长跑中始终处于弱势的钦宗而言，无疑削弱甚至威及其皇权的合法性，这给了政敌将蔡京党羽一网打尽的契机。

八月乙未（初二），徐处仁、吴敏同日罢相，戊午（二十五日），许翰罢，九月丁丑（十四日），李纲罢。九月十一日，钦宗便亲自下诏，否认吴敏、李纲所谓“定策之勋”，同时，进行自我辩护，“朕以嫡长受册，建储十有余年，上皇畀付之意，既已大定”，“以此知敏未尝建言，但攸引入，与为他谋，上皇独断而为此，吴敏乃以为己功，可乎？”（《靖康要录》，卷十一）

在铲除蔡京及其党羽的过程中，朝中势力开始重新结构、整合，率先对蔡京及李纲党人发起攻击的，正是与李邦彦、王安中等人关系密切的孙觌，临门一脚，最终攻去徐处仁、吴敏的，是御史中丞李回率僚属、侍御史秦桧以及监察御史范宗尹，三人“具太宰徐处仁、少宰吴敏为不和事”，（汪藻：《靖康要录》，卷十，第1048页）引起钦宗反感。

李回对徐处仁、吴敏穷追猛打，“太宰徐处仁初以蔡京荐……不闻有善誉也”，“少宰吴敏……与蔡京结为死党”，（徐自明：《宋宰辅编年校补》，卷之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855-856页）徐处仁、吴敏罢宰相同日，李回签书枢密院事，同时晋升执政。（《靖康要录》，卷十）

事实上，靖康元年三月十一日，李回入朝，并除礼部侍郎，是与韩驹再除中书舍人以及张愨除户部侍郎同日任命的。李回，字少愚，与秦桧同为南京人，而且，韩驹、孙觌两人都和李回有往来，（韩驹：《陵阳集》，卷二，《李少愚母挽诗》；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十一，《与李少愚枢密书》）因此，李回入朝，或有李邦彦、何㮚等人的幕后提携。秦桧与何㮚是科场同年，两人同为政和五年进士，因此，李回和秦桧等人攻去宰相徐处仁、吴敏，或许是对何㮚投桃报李。

同样与蔡京一党关系暧昧的唐恪，继徐处仁、吴敏之后拜相，而唐恪罢相源于百官集议“割三镇”与否，何㮚成为反对“割三镇”的带头人，其他反对“割三镇”的三十六名官员中，有案可稽的，孙傅“所论同苏轼”，秦桧是何㮚同年，李若水与何㮚诗词唱和，喻汝砺是四川仁寿人，宋齐愈是四川临邛人，冯澥是四川安岳人，他们都是何㮚“乡党”，而且冯澥“为文师苏轼”，宋齐愈与同为四川人的张浚是“至交”，“尚书右丞何㮚荐公（即张浚）”，（朱熹：《张忠献公浚行状》，《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巻五十五）而且，张浚曾受学于苏轼侄孙苏元老，由此推断，反对“割三镇”官员应该大都属于同一阵营，且关系密切。

最终，钦宗接受了何㮚“固守三镇”的建议，唐恪也随之出局。闰十一月一日，何㮚拜相，同一天，便以大名尹张愨取代赵野，继任北道都总管，另一四川眉山人孙昭远取代张杲，继任西道副总管。前一天，宰相唐恪已“乞出”，因此，张愨与孙昭远除授，必然都出自何㮚筹划。在此前后，与何㮚一同入朝，且曾为其属下的眉山人唐重接替另一眉山人任谅，为永兴军路经略安抚司、马步军都总管、知京兆府（治今西安），成为镇守关中的“帅臣”，而长安一再被当作皇帝可能“西巡”的目的地。

此外，西道都总管王襄、南道都总管张叔夜、东道副总管朱胜非同样与何㮚、王安中存在某种关联。王安中曾入张近幕府，张近是张叔夜长兄，（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十九，《吴夫人墓志铭》）王襄和苏轼及苏过父子都有诗文唱和，因此，何㮚与王襄想必不陌生，朱胜非与孙觌交游，其妻邓氏与秦桧夫人王氏以及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是表姐妹，韩驹和李清照之夫赵明诚时有诗文唱和。

至此，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这些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官员逐渐聚拢在何㮚的周围，而唯何㮚马首是瞻的这股政治势力俨然接盘整个北宋王朝的中枢机构和主要的战略要地，一些控扼地方的重要党羽随后顺利成为赵构“霸府僚属”的核心成员。

半个月后，闰十一月十八日，何㮚建请以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次日，康王一行北上，抵达相州。同一天，朝廷再以汪伯彦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四）“相州实屯重兵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第5116页）陈遘改知中山府兼中山府路安抚司、马步军都总管，必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靖康要录》，卷十，第1037页）八月己未（二日）何㮚除中书侍郎。毋庸置疑，陈遘、汪伯彦先被授予河北两路“帅臣”的重要位置，是他们得以充兵马元帅和副元帅的前提与基础，这一安排同样无法排除何㮚的安排。

十二月十四日，“兵马大元帅、皇弟、康王如大名府”，赵构一行辗转抵达当时的大名府，驻守大名府的北道都总管张愨与副总管颜岐“率官吏、军民出郊以迎”，随即，赵构以张愨“充大元帅府随军应副”，颜岐“充大元帅府参议”，继陈遘、汪伯彦等人之后，张愨、颜岐也成为“霸府僚属”之一。

“愨初闻二帝北行，率副总管颜岐等三上笺劝进”，（《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张愨传》，第11347页）张愨、颜岐又率先成为劝进赵构称帝的急先锋。建炎元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为皇帝。

同日，汪伯彦由大元帅府兵马副元帅除同知枢密院事。六月戊寅，再除知枢密院事。六月癸亥，张愨接替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七月壬寅，黄潜善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中书侍郎、御营使。十一月乙未，张愨再除尚书左丞，仍兼御营副使，同一天，颜岐接替张愨同知枢密院事。黄潜善、汪伯彦、张愨、颜岐四人都因为“随龙”和拥戴之功，晋升宰相或执政，后来，与这一圈子关系密切的范宗尹、吕颐浩和朱胜非都相继成为南宋初年宰相。

四

“霸府僚属”中，黄潜善与王安中是同年，他们和王时雍三人同为元符三年榜进士，而汪伯彦、颜岐、权邦彦都与何㮚一样先后由王安中“举自代”，因此，“（汪伯彦、黄潜善）同恶相济，则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九）可见，黄潜善、汪伯彦得以“随龙”，都曾受益于各自王安中进而与何㮚的关系。

此外，韩驹也和王安中交游往来，《陵阳集》收录《送王左丞宣抚河北》一诗，即是证明。宣和五年正月辛酉，王安中自尚书左丞为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此外，王安中还曾出入梁子美幕府，与梁氏昆仲俱有往来，“霸府僚属”中的梁扬祖即梁子美第五子，梁子美第三女嫁给苏辙长子迟。（郭凯冉：《〈宋故少保梁公神道碑〉疏证》，上海大学2022年硕士论文）

陈遘尝荐王安中、吕颐浩、张慤、谢克家、何铸等人。（王偁：《东都事略》，卷第一百九，《陈遘传》）另外，“权邦彦与张慤同乡，且为葭莩之亲”。综上所述，无论是“霸府”的肇始者何㮚，还是先后加入的“霸府僚属”的核心成员陈遘、黄潜善、汪伯彦、张愨、梁扬祖等人私下早已抱成团，形成一个相互交游的小团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霸府僚属”既定成员中，唯一被排除在外的宗泽，很可能与李纲往来密切。李纲幼年时期，其父李夔加入吕惠卿幕府，随吕惠卿先后知大名府、延安府，（杨时：《李修撰墓志铭》，《杨时集》，第808）李纲始终随行。（赵效宣：《李纲年谱长编》，中国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8页）在大名府期间，李夔与宗泽一度为同僚，李纲应与宗泽相识。绍圣二年，李纲十三岁，吕惠卿移知延安府，“欲辟公（即宗泽）置幕府，公辞不就”，（宗泽：《宗泽集》，附《遗事》）尽管宗泽未能继续与李夔同僚，但宗泽在靖康间才得以重用或与李纲的这段渊源有关，也成为宗泽唯一被排除在外的原因。

同样，张邦昌僭伪不久，就迫于形势，转而向赵构输诚，而张邦昌之所以先后派冯澥、李回、谢克家前往大元帅府，奉迎赵构复辟，恐怕同样源自冯澥、李回、谢克家等人与“霸府僚属”的深厚渊源，这一点，从张邦昌派赵野外甥黎确使赵野，翁彦国甥婿陈戬使翁彦国，刘光世门生汪湘使刘光世，（《靖康要录》，卷十六）即可见一斑，二者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冯澥“康邸旧人也”，（《宋宰辅编年校补》，卷之十四）原本就与赵构颇有渊源。

事实上，赵构“习射于郓王府”，其母韦贤妃“侍郑皇后”，郓王楷生母王贵妃与郑皇后系出“同门”，俱为向太后押班，因此，赵构当与郓王楷关系密切，而“郓王楷有宠，（王）黼为阴画夺宗之策”。尽管何㮚曾经“论王黼”，但他毕竟曾经“朋附王黼”，因此，自然与郓王楷乃至康王构一系渊源有自。何况，时移事异，共同利益也使得何㮚党羽迅速集结在康王构麾下，进而成为赵构“建炎中兴”的骨干。

另一方面，这些“霸府僚属”骤然发迹于“靖康之变”特殊背景下的时局变幻之际，“新擢执政，人望未孚”，而赵构创业、复国之初，需要“整皇纲于既坏之余，张国势于中微之际”，不得不求助于“靖康旧臣”李纲，于是，李纲暂时得以还朝拜相，引用党羽，右司谏潘良贵以及“右正言邓肃，李纲所善也”，将以何㮚党羽为主的靖康围城中的开封留守官员，统统冠以“叛臣”之名，“若用此，则一网而进”，“盖附会纲意也”。（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之十四，第892页）

结果，王时雍等人相继被黜责，宋齐愈被处死，受何㮚荐引，并与宋齐愈为“至交”的张浚“首论纲罪，纲遂罢相”，而李纲入相仅四个月便黯然出局，从此，再与中枢无缘，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也将继续上演，而率先攻击蔡京一党的孙觌就成为下一个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