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鲍曼：对“外来者”的政治恐惧

我们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变革期——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欧洲等地极右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复归……忽然之间，我们发觉自己身处一个仅仅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世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戏剧性的发展，又该如何应对？我们正在目睹世界性的对于自由民主的弃绝，并代之以某种民粹威权主义吗？

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的《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集合了15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思想家，分析并试图理解现时代精神状况背后的力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其中两篇，以飨读者。

齐格蒙特·鲍曼是欧洲当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一位。去年初刚逝世的他经历过大屠杀时代，见证了战后欧洲的一体化和当代社会的兴起，又目睹了近年来欧洲民粹和怀旧思潮的卷土重来。在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怀旧乌托邦》中，鲍曼将当下人类的生存境况归结为对未来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使得人们向回追溯，将过去视为某种理想的乐园加以追求。

在《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一文中，晚年的鲍曼关注的是欧洲的难民问题引发的政治恐惧。他旁征博引地指出，划分“我们”和”他们’，是人类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主题，在这个主题的名下，种种纷争种种冲突不断酝酿。在今天，人类的活动已经不断超越国境，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我们的政治和政治生活仍然不是世界性的，它仍然聚焦在“我们”和“他们”，甚至这种世界性现象带给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进一步把人们推向了这种分野。面对这种局面，鲍曼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对话”，但他也提醒我们去回溯20世纪的历史——我们曾经相信进步主义，相信未来会更好，而这种相信曾经给予人们面对未来的乐观和勇气，但为什么曾几何时的这种信仰淡化乃至消失了？

远方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仆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闻。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只是要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卡夫卡：《启程》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号角声，开始焦躁不安，继而奔波向前。此时需要提出两个问题：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要奔往何处？仆人可能认为主人会知道，正如卡夫卡所描述的，他们会询问并一再确定目的地是哪儿。然而，谨慎和负责任的主人，尤其是那些最富远见者可能不愿给出直接的答案，他们最多敢于解释“来自哪里”这一问题（他们渴望从保罗·克利［PaulKlee］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绘的历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历史的天使无法阻挡地被推向未来，它背对着未来，面前成堆的残骸如同山积，直追天空，他的眼睛紧紧盯着过去和现在令人胆寒的愚蠢与恐怖，只能以最大的善意猜测与幻想他要前往的目的地）。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奔波向前，但是他们背对着的是“神秘的未知之境”（Great Unknown），关于他们期望到达的目的地线索实在太少。但是这样的回答可能会令仆人困惑不堪。抑或，这个回答可能会将他们的焦虑和气愤上升到恐慌和暴怒的程度。

如今，我们觉得，一直以来行之有效——在对抗和应对危机的时候，即使不算万无一失——的权宜之计与策略已经或即将失去效力。但是我们尚未找到别的方法取而代之。人类历史的连续跳跃、扑朔迷离已经与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料、难以控制不分伯仲，更有甚之，人类对历史的掌控以及由之产生的决心和希望已然消散。

如果我们仍然相信“进步”观念（这绝非不言而喻的定论），那么如今，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混合着祝福和诅咒，并且随着祝福所占比重的减少，诅咒正在稳步上升。我们的前辈依然坚信，未来是希望的寄寓之所，最为安全也最有保障。但我们想得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各种恐惧、焦虑和担忧：工作岗位日益稀缺，收入降低减少了我们和子孙生活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地位更加脆弱，我们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更加转瞬即逝，我们所掌握的工具、资源、技能与我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觉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如棋盘上的棋子，被不知名的玩家移来移去；他们——即便对我们并无敌意，也不会残忍对待我们——并不理会我们的需求，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随时准备牺牲我们。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未来意味着更为舒适和快捷，可现如今，人们视这个想法为可怕的威胁，担心自己会被鉴定、归类为既没有能力也不适合担当未来之重任者，丢失价值和尊严，由此被边缘化、被排斥、被遗弃。

我想集中探讨一下我们当前状况的症状之一——近期上演、不知何时才会落幕的“移民恐慌”这一戏剧性事件，以其为窗口来窥探隐藏在我们当前境况之下的某些可怕事实。

首先有出境/入境（emigration/immigration，知道来处/知道去处）；然后出现移民（migration，知道来处，但去往何处？）。它们由一整套不同的法律和逻辑所支配，根源上的分歧决定了它们的差异性。尽管如此，它们产生的影响却有相似之处，这主要取决于目的国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实质。这些差异和相似被不可阻挡的经济和信息全球化浪潮所放大。前者将所有真正的或假定的主权领土变成了“连通器”，“连通器”内的液态物来回流动，直到两端达到同等水平。后者将刺激扩散、模仿行为以及“相对剥夺”的区域和尺度延伸到全球范围。

入境现象——正如慧眼独具的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当今移民潮爆发前就曾指出的，“会被加以政治控制，人们会对这一现象或限制，或鼓励，或接受，或进行规划。但移民的情况远非如此”。随后，艾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人们交互运动的疆界扩展至全球，是否有可能将入境与移民区分开来？”正如他在回答中所说的：“欧洲仍在努力解决的入境问题，实际上是移民问题。第三世界正在叩击我们的大门，即使我们不同意，它也会进来……欧洲将成为一个多民族大陆，或‘有色’大陆……无论你喜欢与否，情况必将如此”。而且，让我补充一句—无论“他们”所有人都喜欢还是“我们”所有人都厌恶。

从什么时候开始，出境/入境问题变成了移民问题？轻叩我们大门的入境细流在政治上是可控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一种准自足、自行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汹涌而至，裹挟着不断增强的形态各异、临时拼凑的政治诉求淹没或绕过我们的大门？从什么时候开始，量的增加变成了质的变化？此类问题的答案势必众说纷纭，饱受争议，即便我们能够回溯某一时刻，作为毫无争议的分水岭、转捩点，也仍将如此。

将这两种现象区分开来的是“同化”（assimilation）问题：这一问题在入境概念中很常见，在移民概念中却明显缺席—最初只能用“熔炉”或“杂糅”这些说法来填补，而现在，“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盛行起来。这一概念是指，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不是趋向文化同质性、本质上仅仅起临时刺激作用的一个阶段。为了避免造成当今事态与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之间的混乱—由于暧昧不清，“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变得声名狼藉—我们建议用“大离散”（diasporization）这一概念来取代它。这表明，由于移民现象，当今事态出现两种关键特征：一是相较于自上而下的监管，当前事态更多地受制于基层的进程与影响；一是相较于文化凝聚力，散居国外的人（diasporas）更多地依靠劳动分工互相联系。

艾柯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以1990年的纽约市为例，发现当时纽约“白人”占43%，“黑人”占29%，“西班牙人”占21%，“亚洲人”占7%。在20年后的2010年，“白人”却只占33%，且人数越来越少，即将成为少数族裔。 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数量不断攀升，在这些城市中，登记在册的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类别的人口数量非常相似，分布比例也类似。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中大部分都在大城市居住。全球的城市人口，其生活模式往往每天都会进行设定和修改。

不管愿意与否，作为城市居民，我们发现自己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即我们要根据每天的变化开发出新的生活技能，并且很可能这种情况会永久持续。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梦想着文化同化（单边）或融合（双边），并将梦想付诸实践，现在我们要开始面对——尽管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情愿，也时常遇到严峻的抵抗——交往与摩擦并存的未来前景，这种相互交往与摩擦冲突体现在邻国不可化约的身份多样性与离散居民的文化混杂性之间。文化异质性将很快成为人类共居的城市模式不可消除的典型特征。但是这样的前景并不容易实现，面对文化异质性，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或是一种坚决的、强力的、好斗的排斥。

这种不宽容，艾柯认为：

先于任何教义学说。在这个意义上，不宽容有其生物学根源。在动物间，它表现为地盘性，基于通常表面肤浅的情绪反应——我们不能容忍那些与我们有所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与我们不同，因为他们说的语言我们不懂，因为他们吃青蛙、狗、猴子、猪或大蒜，因为他们文身……

在重点强调为何如此旗帜鲜明地反对共同信仰时，艾柯重申：“差异说不会产生不受控制的不宽容：与此相反，它们只不过对预先存在、积蓄已久、极易扩散的不宽容加以利用。”这一陈述与著名的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尔特（Fredrik Barth）的主张不谋而合，即界限不会因显而易见的差异而划定，恰恰相反—由于事先划定了界限，人们才注意到或创造了差异。根据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人们编造出各类教义学说是为了对已然存在、多数情况下根深蒂固的情感进行回溯性的“理性”解释和辩护，而这些情感大多是居心叵测的、反对诋毁的、不怀好意的、忿恨难平的、睚眦必报的。

艾柯甚至表示，不宽容的“最危险形式”会在没有任何学说的情况下出现。毕竟，人们可以就某一原则清晰的教义学说进行争辩，以逐个反驳其明确的断言，并揭示其潜在的假设。然而，人类的原始冲动与这样的争论探讨格格不入，甚至对争论有天然的免疫力。我们或许应该指控原教旨主义者、整体论者、种族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煽动者助长并利用已然存在的“原始不宽容”来获得政治利益，从而扩大了其影响，加剧了其病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导致了不宽容这一现象。

那么，该到哪里去找寻这一现象的起源与动因呢？归根结底，我认为是对未知的恐惧。其中，“陌生人”和“外来者”（人们对此定义不足，知之甚少，只是觉得其行为不可预测，难以应对）即为最突出的象征：因为他们近在咫尺，显而易见，因此显得触手可及。在我们锚定了目的地并标明通达目的地之路径的世界地图上，他们的位置尚未绘制、依然未知（按照定义：一旦被标定位置，他们就不再属于陌生人，而是被归入其他类别）。他们的状况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代地图上的警告标示“此地有狮”（hic sunt leones），这些标示就镌刻在宜居及已居的城镇（ο.κουμ.νη）郊外。但是现在，这些神秘邪恶、令人生畏的野兽，披着移民伪装的狮子，已经离开了它们遥远的巢穴，悄悄地蹲踞在我们隔壁。如果在此类地图草创时期，人们还可以谨慎小心地不去它们的巢穴附近冒险，并借助这样一种简单策略远离麻烦，而现在这样的做法已不再有效。现在，“野兽们”就蹲在我们的门前，只要出门，你就无法避免地会与它们相遇。

总而言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人们可以试图对入境现象加以控制（即使收效甚微），但就移民而言，无论我们做什么，它都必然会遵循自己的逻辑。这个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与之伴随的是，人类境况目前正经历的另一件更为广泛也可以说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这一问题，正如乌尔里希·贝克这位伟大社会分析家所表明的——他生前专注于研究19和20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存在哪些显著和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前景如何——即，我们的世界性困境已然来临与我们事实上缺乏世界主义意识、理念或态度这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当前最为困惑的窘境、最为不解的忧虑与烦恼均根源于此。我们的“世界性困境”，贝克指的是，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相互高度依赖的境况，也就是别处所称的全球化。在这一困境与我们调整行动以适应其前所未有之要求的能力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现在掌握的依然是过去服务于自治、独立、自主等状况的手段，这些手段是为了解决（其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确立，领土自治和主权受到损害和削弱而引发的棘手局面。

有很多简单但合理的方式可以用概述人类往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我们”时而零散、时而突然的扩张故事——这一故事肇始于一群采集狩猎者（根据古生物学家的推测，人数不会超过150人），然后是部落和帝国之“想象的整体”，直到当代或联合或结盟的民族国家或“超级大国”。然而，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标准；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阵营双方的每一成员兼具整合功能与区隔功能于一身——事实上，双方正是通过与对方划清界限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述整合功能或区隔功能。

纵观人类物种历史，这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划分—两者时而并置时而拮抗—是人类“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挥之不去的基本特征。“我们”和“他们”正如头和尾的关系，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单面硬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对立双方均从“反面定义”对方：“他们”即“不是我们”，“我们”即“不是他们”。

在政治组织一体化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早期阶段，这种机制运作良好——但随着兴起的“世界性条件”开始对政治议程施加影响，这种机制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事实上，它绝对不适合执行人类一体化历史中的这“最后一次飞跃”：将“我们”这一概念及人类共同居住、相互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各类实践，提升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人类历史长久以来充满各种小规模的飞跃，而从历史中脱颖而出的这最后一次飞跃绝不仅是量的差异，而是存在质的差别，是前所未有、未经实践检验的一次飞跃。它呼吁的恰恰是将“归属”（即自我认同）问题与领土或政治主权问题相分离：一百多年前，为了应对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多民族的现实状况（multinational realities），奥托·鲍尔（Otto Bauer）、卡尔·莱纳（Karl Reiner）和弗拉基米尔·梅内姆（Vladimir Menem）等人曾大声呼吁过这一主张，但它从未被考虑付诸政治实践或缔结政治条约。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主张似乎不可能实现。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当前的症状表明，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搜寻“他们”——最好是那些陈旧过时的、确定无疑的、心怀敌意的外来者，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地强化身份、划定边界和设置门槛了。为了应对领土主权的逐步侵蚀，越来越多当权者的“自然”情感和常规反应往往是推卸自己的大国责任，背弃先前赞同共享资源和协调政策的承诺——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应对事实存在的世界性困境所欲采取的各项规划和事业也就渐行渐远了。这种情势只会加剧全球的混乱，使得现有的政治权力机构不可避免地逐渐失去效力。在这种情势下，得利者主要是那些披着合法性外衣的跨境金融家、投资基金和大宗商品交易者；而最终失败的主要是那些倡导经济和社会平等、遵循国内和国际正义原则的人，以及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而这些人的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各国政府并没有郑重地做出协调一致的长期承诺，来消除由此产生的恐惧感，而是积极酝酿推动社会问题“证券化”（securitization），进而带动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证券化”，以此填补合法性空白，这种空白是社会规范的缩减和战后建立一个“国际大家庭”努力的消散而留下的。政治精英、海量信息和娱乐媒体不露痕迹地结成紧密联盟，借助各类蛊惑人心的宣传，对普遍存在的恐惧感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不管意欲何为，这些恐惧都被视作不断熔炼政治资本的宝贵矿石——缺乏监管的商业巨头及其政治游说团体和政策实施者对这一资本垂涎三尺，虽然他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是这一政治资本更为正统的各类变种。

整个社会自上而下——连同各色劳动力市场，其吹笛手向我们平民大众（hoi polloi）奏响和谐欢唱的曲调——出现了一种相互（也是先天的）不信任、怀疑和恶性竞争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公共精神及互助互利的萌芽开始窒息、枯萎和凋零（假若其蓓蕾尚未被强行掐断）。就利益协调而言，为共同利益奋斗的团结行动一天天丧失价值，其潜在影响逐渐暗淡；携手并进致力于共享利益的想法渐失吸引力，由此，积极参与对话以求相互认可、相互尊重、真诚理解的动力正在消失。

“如果国家成为大型邻域（neighbourhoods），那么邻域也有可能会变成小国。其成员将组织起来对抗陌生人，保护地方政治与文化。历史上，邻域已经变成封闭的或地方性的社群……无论何时，国家都是开放的。”——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30年前从过去积累的经验中总结到，并预示在不久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会重演。沃尔泽预示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他的预期与诊断已然得到证实。

成为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意味着同一个基本事实：领土主权，即在自己的边境内，拥有作为居住者行动的能力，而不需要听从他人的命令。一段时期以来，邻域逐渐融合成或被认为注定会融合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这一更大的单元（其前景是人类文化/法律/政治/生活的统一化和均质化，即使不会即刻发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实现）；大国对小国、民族国家对本土性和“地方性团体”宣布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后，我们进入了“辅助化”（subsidiarization）时代：各国急于推卸自己的义务、责任，推脱整顿（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状况所导致的）混乱秩序的繁琐任务；而就在昨天，地方性社群和行政区划还争相承担这些责任，并努力争取更多责任。当前，最显而易见、最富冲突性、最具爆炸性的标志是，人们意图放弃康德关于即将到来的“人类公民大联合”（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der Menschheit）的愿景，与之伴随的则是现实中金融、工业、贸易、信息领域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以及不断涌现的各种违法形式。这跟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心态和情感与日益世界性的生存现实之间的对抗交锋紧密相关。

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权力与政治分裂，目前各国正在成为稍大一些的邻域，挤在模糊松散、相互渗透、无法设防的边界内。旧的邻域——一度认为会与其他中间政权（pouvoirs intermédiaries）一起被丢进历史垃圾桶——则奋力扮演“小国”的角色，最大程度地利用起历史遗留的准地方政治和国家垄断特权；正是这种曾被小心翼翼维护、不可剥夺的垄断特权，将“我们”与“他们”区隔开来（当然反之亦然）。对于这些小国而言，“向前”意味着“重返部落”。

在一个部落遍布的地域内，冲突双方规避并固执地停止一切说服、劝诫或相互转变的努力。相异部落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必须保持其低劣性，这是上天选定、需永生偿还的债务，或者至少是这样被看待和对待的。其他部落的劣等性是其无法磨灭、不可抗拒的境况，是其无法消除的耻辱烙印——注定会抵制任何平反昭雪的尝试。一旦“我们”和“他们”按照这样的规则进行区分，那么对抗双方的每次相遇都不再是为了缓解冲突，而是发现和创造更多的证据证明任何缓解冲突的措施都是有悖理性和无法实施的。怀揣力求莫惹是非、避免灾祸的企图，不同部落的成员囿于优等/劣等的圈子，彼此擦肩而过，互不交流。

假若居住在（或流放到）灰色的边界地带，对作为构建“秩序规则”和“正常状态”的认知范畴，人们与生俱来或被迫做出的反应是要么抵抗要么逃避，这就导致了“因为未知，所以危险”这种境况。他们的原罪或不可饶恕之罪责在于导致了精神和实干能力的丧失，其本身即为他们自然的行为混乱的后果——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下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此是如何理解和定义的。此外，鉴于“我们”坚决拒绝与“他们”进行旨在对抗和克服相互之间最初的不理解的对话，这一原罪在通往救赎的过程中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分派到灰色地带是一自我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已然启动并随着沟通的中断（毋宁说是对沟通的先验拒绝）而不断加剧。归根结底，将理解的难度上升到道德训令和天赋责任或历史责任的高度，是设置并强化区分“我们”与“他们”之边界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推力——尽管基本上不限于用宗教或种族的条条框框来区分“我们”和“他们”——以及其基本任务与功能。作为两方的交界面，模糊不清又充满矛盾的灰色地带不可避免地成为领土中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构成部分。在这灰色地带上，“我们”和“他们”之间上演着无情的战争，战斗已经打响了。

作为全球颇具权威的公众人物，面对当今凶险邪恶、混乱无能的世界，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可能是唯一敢于并坚持深入挖掘其源头的人，在荣获2016年度查理曼大帝奖之际，他声明：

我们应不厌其烦地重复强调“对话”这一词。我们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进对话文化（a culture of dialogue）的发展，从而重建社会组织。对话文化有必要成为学生真正应该学习的内容，这门学科能够教导我们将他人视为真正的对话伙伴，尊重外国人，倾听移民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所有的社会成员形成“一种将对话突显为一种相遇形式的文化”，并“在寻求公正的、反应敏捷的和包容的社会的同时，创造一种能达成共识和协议的手段”（《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239）。和平将是持久的，只要我们用对话这一武器来武装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如何在相遇与协商的论争中打一场完美的胜仗。这样，我们遗留给他们的将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创制出的策略导向生存，而非死亡，导向包容，而非排斥。

方济各教皇立刻又加了一句，传达了另一层含义，与对话文化紧密相关，实际上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种文化……应该成为我们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跨越学科的界限，教导年轻人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不是追随我们惯常的做法。”将传播对话文化作为教育的任务，让我们扮演起教师的角色，这明确地表明，现在困扰我们的这些问题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解决——继续采用“我们惯常的方式”，我们终将徒劳无获。但这些问题对于对话文化来说，则是一种机遇，可以找到更加人道（和有望取得效果）的解决方案。古老但绝不过时的中国民间智慧教导我们：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无法依赖魔杖、捷径或即时疗法就能解决的；它们呼吁的不啻为另一场文化革命。因此，也需要深思熟虑和长远规划：呜呼悲哉，生活在当下之暴政的匆忙岁月里，艺术总体而言遭到遗忘，很少出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需要重拾和发扬生活的艺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钢铁般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长远的视野——以及足够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