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栗山茂久：克服学术惰性是激发学术创新能力的关键

【编者按】栗山茂久，1954年生，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罗彻斯特文化史讲座教授。1986年，获得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医学史与科学史。1999年，栗山教授的代表作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NewYork: ZoneBooks, 1999)，刚一出版，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荣获200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东方医学期刊》（Oriental Medicine Journal）的“卓越成就奖”，先后翻译成中文，希腊文和西班牙文。其中文版书名是《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台北，2001）。

2016年5月29日至6月5日，应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邀请，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栗山茂久教授做客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为期三天的“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报告”工作坊，与复旦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的交流。在此期间，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建标对栗山教授进行了一次学术访谈。以下为访谈实录。

栗山茂久教授

马建标：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栗山茂久：我是1954年出生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但我是在欧美接受的学校教育。我的高中时代有两年是在法国度过的，所以我的法语比中文说得还要好。1977年，我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在大学期间，我所选修的课程主要是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我印象中最深的一门课，是一位哈佛天文学家所讲授的关于“时空运动”的课程，这门课让我对于时间、空间以及运动的观念有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之后看问题的思考方法。另外，我还选修了相对论、科学主义等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与历史系的同学所接受的科学训练是不同的。

在大四年级，有一位日本朋友在波士顿开了一个针灸诊所，但是他不会说英语，就聘用我当他的英语翻译，以便为客人看病。那时，这家针灸诊所的生意很不错，波士顿当地的许多白人也来治病。这一年的实习经验，让我对针灸非常地感兴趣。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日本京都在一家商业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主要是编辑一本百科全书。此间，我在当地的一家针灸培训机构学习临床针灸技术，并获得了营业资格证书。当时，我的临床老师的把脉和针灸技术堪称一绝，是一位针灸高手！他的临床案例吸引了我对针灸魔力的浓厚兴趣。他每次会找一个学员当志愿者，由他进行把脉。他通过把脉，就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你的食欲如何，你的睡眠状况如何？这些都通过脉象体现出来。这些脉象与人体特定的穴位都有关联。比如，如果你的脉搏跳动比较弱，他可以针对与脉搏有关系的穴位进行扎针，然后奇迹就发生了，也就是扎针之后，你的脉搏跳动就可以加快，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脉搏、穴位与针灸都有某种很神秘的关系。这种经历，让我对脉搏与针灸感兴趣。在日本工作两三年之后，我在1980年代初重新回到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的题目就是中西医学史上的切脉问题比较研究。

马建标：您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是如何撰写博士论文的？

栗山茂久：我的博士学位指导老师是一位美国人，他的研究专长是美国医学史，对于中国医学史并不了解；另外一位导师是杜维明先生。杜维明先生的专长是中国思想史，对于中国医学史也不了解。他们只能在宏观的方面进行指导，无法在具体的研究上指点迷津。

我的问题意识的形成大约是由三方面因素促成的：第一是在哈佛读书期间所接受的系统的科学史学科的训练，特别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对我的治学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观念，他的这一观点启发我去思考中西医学的观念异同；第二，我大学毕业后在日本所接受的关于针灸的临床训练，  这一经历让我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脉搏”、“经络”、“穴位”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探索其中的奥秘。第三，我的跨文化身份使我对中西文化的差异特别敏感。我虽然是日本人，却在欧美接受的学校教育，长期在欧美国家生活，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感同身受。文化差异虽然是抽象的，但是当你有了具体的跨文化生活体验之后，你就能领会到文化差异的奥秘。比如，我用中文说：“我是一个日本人”，与用英语说：“I’m Japanese”，其表达的文化意味其实是不一样的。再如，你可以抽象地问我：“在美国的生活怎样？”我也可以抽象的回答你。但是，美国的生活到底如何？只有你身临其境之后，才能感受到真实的美国生活状态。跨文化的生活体验影响了我的学术问题意识的形成，使我习惯于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去看待医学史上的问题。由于上述因素，我将博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东西方对“切脉”的比较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撰写是独立完成的，导师的指导作用只是辅助性的。撰写的过程也是比较顺利的，并没有遇到特大的困难。

栗山茂久著《近代日本の身体感覚》

马建标：您在哈佛博士毕业之后，就直接去高校工作了，请谈谈您的工作经历。

栗山茂久：我在198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去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历史系工作（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在那里工作了两年。然后，去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埃默里大学是一所很好的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在1994年，我回到日本京都的国际文化研究所工作（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在此期间，我一直在修订博士论文，最后在1999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即《身体的语言：从中西文化看身体之谜》（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Chinese medicin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9)。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的，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用实际的案例阐明了古代希腊医学与中国古代医学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我特别强调，人们的“身体认知”与“个人认知”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自我认知”与“时空经验”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

2005年，我离开日本京都，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直至今日。 我先后在四家单位工作过，最喜欢的还是日本京都的研究生活。在京都，只是纯粹地从事研究工作，不用教书，这种生活是很悠闲惬意的。但就工作环境而言，哈佛大学当然是最好的，他的学术平台更具有世界性。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是多才多艺的，聪明好学的。哈佛的学生非常地自信，都是雄心勃勃的。很多人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当上美国的总统，或是从事医生职业，但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点，与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很不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都想当学者，不像哈佛的学生这样有浓厚的政治兴趣。

马建标：哈佛大学的教学培养情况如何？

栗山茂久：我想每一个教授的教学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我只能就个人的教学经验简单谈谈。比如关于培养大学生写论文的事情。针对大学低年级学生，我通常采取循序渐渐的训练方式。最初设定一个命题作文，将他们的论文字数限制在200字左右。可以想象，每一个学生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不一样的，但肯定有好坏之分。我就让他们相互传阅自己的文章，让他们比较全班同学中谁的文章第一句写的最好？这样一个比较的过程，就可以让学生领略写好文章的奥妙之处所在。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培养他们的论文写作能力，我认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划定他们的写作框架。这就好比一个建筑工人，他必须根据一个建筑设计蓝图才能从事建筑施工。如果没有设计蓝图，他会茫然无措，不知从何处下手。论文写作的训练，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在课堂教学上，身体语言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一般教学则偏重于“说话”，而忽略了身体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美国有一位学者做过一个试验。他发现，人们通过过“说话”所传递给受众的有效信息其实只有10%左右，而通过身体语言传递的有效信息可以达到70%左右。我在教学时，非常强调对“声音”和“眼神”的运用。就是说，你在上课时，你的“声音”要足够地响亮，要保证教室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听清楚；其次，要让你的“目光”关注到所有在场的同学，让他们有被重视的感觉。我还经常请一些自愿者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这样可以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活跃课堂氛围，营造一个良好的“情感共同体”。

马建标：学术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在这方面，您有何良策？

栗山茂久：如何寻找一个好的问题意识，这是所有学者都要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研究生们所要考虑的。科研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往往就是问题意识的困乏。照我看来，一个文章有没有良好的问题意识是区分其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一篇文章仅仅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这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而已，它的学术价值自然是不高的。好的研究文章不仅告诉人们一个“新信息”，还应给人新的“学术启发”，给人一个开启未来学术研究的“新图景”。虽然良好的问题意识的培育是一言难尽的，但还是有法可循的。

依据我的切身研究经验，我认为“自我设问”是非常好的办法。就是你写好一篇文章的初稿之后，你应该进行“自我设问”，然后“自我答辩”。这个自我答辩的过程，不是在心中默念，而是要形成文字，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三分钟），大声说出来，提出解答。在这样一个高度浓缩的时间内，你的灵感就会被“逼”出来，从而能够深化你的研究，将你的问题思考引向深入。

其次，应该经常和“外行”的专家或听众多多交流。比如在一个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一个外行人士对你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疑问，这些疑问可能不是很“专业”，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外行的问题”会提醒你看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当你认识到这种局限性之后，你的学术研究的“危机时刻”就来临了，这种“危机时刻”就给你的问题思考带来了“转机”。

最后，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对“朝代意识”或者“历史的时间观念”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因为“历史转折”、“历史变化”往往就发生在“朝代鼎革”之际，这历史的“转折”处就蕴藏着学术研究的价值。以我从事的中国医学史而言，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汉代出现了“虚”的医学观念，到宋代出现了“火”的观念，而到了晚清则出现了“神经”观念。这三种“医学观念”为何分别出现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观念的出现？这些观念的出现对中国医学的发展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三种医学观念的成因都缺乏深入的研究。

研究者问题意识的匮乏，往往与他们固有的“学术惰性”有关。一个成熟的学者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套路，他的学术惰性也就出现了。这种学术惰性就限制了他的学术创新能力。而要有所超越，必须意识到这种学术惰性的存在。而要克服自身的学术惰性，就应该放开眼界，不能故步自封，要虚心接纳新的学术理念、新的学术方法。

马建标：请您谈谈未来学术发展的走向，或者谈谈何种学科会成为未来的“显学”。

栗山茂久：我认为，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当属“传播学”。现在是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改变了以往的传播方式，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比如，微信在中国就非常地盛行，微信正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观念等造成深刻的影响。以往的传播观念无法解释现在自媒体时代的传播问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传统的话语权势结构正在被“分解”。比如，在古代社会，只要你拥有了“贵族”身份就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在近代社会，你拥有“财富”，你也可以发挥影响力；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你只要拥有众多的“听众”，你就拥有社会影响力。比如，如果一个人虽然身份普通，但他若拥有“一百万听众”，他的社会影响力就可以超越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在自媒体时代，普通人都可以“发声”，话语权不再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如何在这样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最大限度地获取别人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摘自马建标著《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