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连载4）

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陪伴他们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是烟。青春片的固定桥段便是几个男孩子聚在一起，踌躇满志地吸一口烟然后被呛得咳嗽，却得意扬扬，这就是成长。陪伴着钱智昌从12岁走到19岁，从山洞走向村庄，从一个人走向一村人的是一盏煤油灯。人至中年，当男人们享受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暖时，陪伴钱智昌的仍然是那一盏盏煤油灯。

钱智昌有十几盏煤油灯，各式各样的。有玻璃瓶改装的，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点煤油，几根尼龙线绳编织一起做灯芯；还有老式传统的煤油灯，用一个玻璃罩罩着；还有青铜造的手提灯，上半部分被钻了一圈小孔透光……这些煤油灯是钱智昌的宝贝，他把它们当成儿子一样呵护。直到今天有了电灯，他还时不时拿出来擦擦灰，挑挑灯芯，就像一位战士时刻保养着自己的枪。

在我认识钱智昌的第三年，我突然想看看他是怎么在煤油灯下生活的，把它记录下来。我就拍摄出了这样的画面：凌晨4点，天还没有亮，一轮半月还挂在天边，整个森科洛村都在晨雾中静默着。钱智昌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他先在床边摸索了一会儿，摸到了火机，用它点燃了床头的煤油灯。微弱的灯光在窗格上跳动着，偶尔还能听到灯芯燃烧的嘶嘶的声音。钱智昌在橘黄的灯光下开始穿衣服，他穿衣服的动作很麻利，迅速把衣服穿在身上，和我们没有太大区别。在穿鞋子的时候有点麻烦，他必须用嘴和牙齿帮忙才能系好鞋带，动作配合协调，看得出这是长年练习的功夫。穿戴好以后，他会收拾床铺，把被子叠起来，虽然不是很方正，但是已经比现在很多年轻人强多了。这些都是在煤油灯的微光下完成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毫不别扭。早饭之前，钱智昌会先下地干会儿活，那天是浇地，来来回回挑了5担水，干涸的土地就湿润了，他说近两个月没有下雨了，要趁着早上挑水浇地，希望辣椒种能早日破土而出。看着钱智昌大清早利落地忙活，我突然觉得有一些羞愧。经常听到一些年轻人抱怨早上上班早，起不来，闹钟都摔坏了好几个。到了冬天，起床更是折磨，网上教大家跟瞌睡虫斗智斗勇的招数，总是引来一片热捧。

傍晚，日落西山，夜幕开始降临，忙碌了一天的钱智昌吃完晚饭终于有了闲暇时间。他点燃了煤油灯，坐在桌子旁开始了一天例行的学习，他比那些在学校里上晚自习的学生要安静得多，规矩得多。如果当年他能够继续读书，可能真的会是个深得老师喜爱的三好学生，也许他会考大学， 会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钱智昌是村里出了名的“文化人”，他识字，会看报，能帮乡亲们写信，这在以前都是秀才做的事情。钱智昌只接受了3年的小学教育，而且是20世纪50年代乡村的小学教育，按照教育程度来说他算是个“文盲”。而今“文化人”的身份都是他在煤油灯下，靠着一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认下来、记下来、背下来的。现在，钱智昌几乎忘记自己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事实，他读过了《三国演义》《大漠恩仇录》等小说。每次拿到书，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其中一些精彩的章节都能娓娓道来。书看得多了，他开始给我写信，还自编了一些打油诗。

他寄给我的一篇叫《新旧社会的对比》自编歌词，到现在我都保留着。歌词是：

旧社会里害死人，麻风患者最低憎。

东跑西奔求活命，焚烧活埋不得身。

社会家人忽视我，隔离断绝在深山。

孤独无助住山洞，野菜熬糊度饥寒。

身穿狗皮遮风雨，夜间脱下做垫毯。

浪迹天涯去讨饭，声声催泪泪涟涟。

乞求善者施一碗，痞混辱骂又轰赶。

病情恶化无救治，四肢残疾最可怜。

人无脚手寸步难，最多不活四五年。

共产党是大恩人，麻风患者得安身。

派来医生和领导，生活治疗得保障。

身体康复回故乡，残疾孤老留在院。

自从改革政策来，汉达协会来关爱。

问寒问暖谈家常，不惧洗脏赛亲人。

帮来物品送欢乐，康复村里春洋洋。

各界人士关爱我，送我精神和力量。

感动社会爱心人，身残志坚精神爽。

有党的坚强领导，和谐社会树新风。

各族善爱无踪影，送温送暖万户安。

人间大爱诉不尽，激情满怀话无穷。

人间大爱诉不尽，激情满怀话无穷！

（2012年4月6日）

他曾经在信中这样写道：“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悲哀的创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纳更多的快乐。’的确，我是深有感触。”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如果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会觉得他是引经据典，但是作为一个身残志坚的麻风病人，此刻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情，这也是我多次前往看他，帮助他，和他交朋友的原因之一。

在钱智昌给我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让我颇有感悟：“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有苦也有乐，生命的绿流里往往也会有波浪，有涟漪；生活的道路上往往也会有陷阱，有崎岖；生活的道路上也会有无数的灯塔，也有流不尽的血泪……但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太阳。”看完这些，我觉得钱智昌不仅是一个称职的高中生，更是我人生的导师。

20世纪90年代，森科洛村开始通电了，可是那时候电压不稳，灯泡的钨丝都是红色的，碰到刮风下雨、下雪打雷，甚至是无缘无故，就要停电。到2010年以前，当地人民主要的照亮工具仍然是煤油灯。所以煤油就显得格外珍贵。为了节省煤油，钱智昌经常把灯芯做得很长，烧一段时间再把灯芯挑长，这样火苗可以更大，光更亮。

现在的孩子可能已经不认识煤油灯了，它在我们这一辈人心目中就是光明的象征，是我们生活中的依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有一盏煤油灯，晚上吃完饭哥哥姐姐们就在油灯下做作业。那时候， 我读小学，基本上没有作业，我就在油灯下画画。就是那时候，我对图画有了兴趣，后来才学习摄影。这样一比较，现在的孩子很可怜，他们小小年纪，晚上却有很多作业，做都做不完，繁重的作业占据了他们的业余时间，让他们完全忽视了自己的兴趣，慢慢就成了考试的机器。我无意声讨当前教育，仅仅就个人经历顺带一提。

说起来也奇怪，那时候我们都是用煤油灯，也不怎么亮，我和哥哥姐姐们都不是近视眼。就连钱智昌，常年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他现在72岁了，视力仍然很好，老远都能看到我。我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5个孩子，其中4个戴眼镜。这是为什么？

说到煤油灯，我又想起了让我感动尤甚的事情。2003年，因为摄影的机缘，我开始在四川的大凉山走访和记录麻风病人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在采访中，我第一次知道在布拖县的乌依乡大山深处还真实存在着一个40多年前建立的麻风村。我想下去看看， 想了解这群人现在的生活状态。我打听了许多当地人，都说不清楚那里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去过，甚至提到麻风村，他们眼睛里就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恐惧。毕竟这里是麻风病的高发区，千百年来无药可治的岁月里，这种魔鬼一样的病留给人间的记忆实在太深刻。难怪有一位当地的机关干部，听说我要去麻风村，劝阻了我两次。后来他知道我去了那个村后，跟别人说：“林强的脑壳是不是有毛病？他在成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那个风吹来魔鬼的地方？我们彝族人不怕艾滋病，就怕麻风病。就算里面有一坨金砖让我们去拿，我们都不会动心。”

为了去麻风村，我足足准备了两年。2005年3月，我带着睡袋、干粮、水和药等物品，在宽度不到1米，60度的流沙坡上半滑半走了五个半小时。这条流沙坡的左边是险如剃刀的万丈深渊，右边是高耸入云的壁立千仞， 再加上是下坡路，必须要严格控制脚速，稍有不慎就会葬身崖底。每一步，我的10个脚趾都要紧紧地抓地，就像爬山虎的脚。走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脚趾就乌黑了，尤其是大拇指，因为它比较厚，顶到鞋头里，瘀血堆积肿胀成一个小馒头。没办法，我就把鞋子前头剪了一个洞，让大拇指露在外面，解放它，就这样半挪半走地拖到了村里。

乌依乡的麻风村周围都是三四千米的高山，村子在一个凼凼里，可谓与世隔绝。进村的路难走，出村的路更是惊险，要徒手悬挂在溜索上，用滑轮渡过波涛汹涌的西区河，然后再翻山走4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金沙江边的小镇。由于险恶的环境和麻风病的存在，那里仍然保持着中国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最古老的原始生态。在那里，麻风病人以顽强的忍耐力和残缺的四肢花了40年的时间，开荒种地，生儿育女，繁衍生息。他们跟病魔作斗争，保存了生命；他们跟荒山作斗争，延续了生命。

来之前，我知道这里仍然是人民公社制度，一个壮劳动力一天10个公分的收入，核算人民币为4角5分钱。这个村一共有4个生产组，为了深入地了解这批麻风病人的情况，我必须每家每户地去走访，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当时我计划在村里待一周。

我是下午到达村里的，村长就把我安排在村里最好的一间房子里过夜。走进房间，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村里的保管仓库，是村里唯一的一间瓦房。保管仓库里楼上楼下堆放着上千斤玉米棒子，这是村里全部的财产，是全村人一年的口粮。在楼上，村长给我找了一块竹编的门板，铺在玉米棒子上，这就是我的床。天渐渐黑了，村长告别了我，保管仓库里几乎没有窗，顶上也只有一个40厘米长的方木洞，晚上可以透进月光。天黑以后，我打开手电发现它不亮，原来是今天进村的时候，滑坡摔跤触及开关，电全部放完了。我赶紧换上了唯一一对备用电池，用电筒照了照四周的环境，脱下衣裤钻进睡袋，安心地躺在玉米堆上睡觉了。那天，天很黑，没有月亮，半夜间我被一阵又一阵窸窸窣窣夹杂着几声吱吱的声音惊醒。我吓了一跳，打开手电仔细一看，赫然发现一群老鼠在乱窜。不知道是我这个新人让它们有了新鲜感，要为我办接风洗尘宴；还是我抢了它们的地盘，要向我示威，总之这一宿它们就不停地在我头上忙忙碌碌，吱吱唧唧，吵得我无法入睡。说实话，一个人在偌大的仓库里，周围乌漆墨黑，还有一阵阵吱吱声，我心里还真是有点恐慌。我打开了手电筒，想让光亮给我一点安全感，还别说，有了光，老鼠们安静了，它们都回家休息了。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毕竟累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村长问我休息好了吗，我说你给我的这间房，是个独栋别墅，睡在玉米堆上就像按摩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老鼠们太热情了，我有点招架不住。幸好昨天晚上还有手电筒，今天晚上就恼火了，手电筒没电了，就是不知道老鼠们今天晚上打算玩什么。村长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里只有这样的条件”。

一进村，看到满眼的破草屋，泥土坯房，还有村民黝皴的脸，我就知道村长已经尽力了。所以我笑了笑，继续按照计划在村里走访人家，开始一天的田野调查。此次走访，主要是了解全村有多少适龄儿童没有条件上学，我想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在这里办一所学校。吃完晚饭，我正在琢磨晚上怎么办的时候，4个生产组都派人陆陆续续给我送来了油灯。这些油灯一一整齐地摆放在我的门前。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且沙莫次力的小女孩，当时她还没有满12岁。她是麻风村的第三代，是她的爷爷叫她送来了他们家最好的油灯。看着保管仓案板上7盏各式各样的油灯，我很感动， 久久不能入睡。我知道油灯在当地很珍贵，他们平时自己也不舍得用，只有碰到喜事或欢迎尊贵的客人时才点燃油灯。对于一个交通闭塞，四面被深山包围的山村来说，换点煤油需要翻山越岭，飞崖走壁到镇上。那天晚上，我只点了小女孩家的一盏灯，算是领了村民们的心意。

仰躺在玉米堆上，望着跳动的灯火，16年前的一幕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1989年5月，我在甘孜县的一个寺庙里，平生第一次看见成千上万盏同时点亮的酥油灯。香案上、地上，一盏挨着一盏，一盏望着一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晚上，万盏酥油灯同时点燃，照耀着整个经堂，让它亮如白昼，庄重静穆。酥油灯又称长明灯，喻佛性长明， 智慧光明，愿求无上圆满智慧，做世间灯，普照一切。藏族人民通常会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为他们点上一盏酥油灯。他们认为人去世后要从阳间走向另一个世界，这段路是黑暗的。只有亲人亲手点上的酥油灯可以为逝者照亮这段路，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投胎转世。这是藏族人民对亲人表达哀思和祈福的方式。通常他们会在自己家里或者寺庙中点燃一盏或几盏酥油灯， 但是万盏齐亮代表的是万民共祈福。我当时很好奇，谁有这么大的魅力？

我问在场的一位喇嘛：“这么多的酥油灯是为什么人点的呢？”他说：“是为当年的那位‘红小鬼’。”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同行的几个人眼睛都湿润了。我们都知道这位同志对藏区人民的关心和重视，这片土地曾经深深地牵动着他的心，这片土地的人民始终是他的一块心头肉。1935 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他初识了藏族僧俗群众，当时藏族同胞的一块肉干、一坨糌粑都可能救活一条生命，一饭之恩永记在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心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解放西藏的动员大会上，他曾向军队发出这样的号召：“那里有350万人民还呻吟在反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迫切要求我们去解救他们。西康有49个县、45万平方公里土地，它的面积等于3.7个福建省，4个半浙江省，比四川省还大1/4，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正是这“像火一样的讲话，雷霆般的号召”燃烧和激励着每位战士的心。

改革开放以后，身为中央领导的他带着人民的疾苦和民声，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藏区。这次他在大渡河的渡口处写下“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在甘孜州提出资源要全民共享，在九寨沟建议让藏族同胞搞旅游，在阿坝州鼓励山民开辟多种致富门路。他对这里的人民始终充满着感激，对这片神圣的土地始终有着无以言表的责任感。这次他来藏区，在塔公草原和当地的僧俗群众手拉手跳锅庄舞，他曾激动地对藏族同胞说：“当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红军过不了这块草地。”藏族人民对这位‘红小鬼’同志也是倾情相与，爱护有加。当时，藏区的道路比较崎岖和颠簸，有些路段甚至泥泞不堪，为了防止这位领导人的车陷入泥淖中， 当地群众自发地连夜把家里的藏毯拿出来铺路。1948年，苏皖地区的人民群众用88万辆小推车支援前线，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1985年，康巴地区的藏族同胞群众用百家藏毯修补泥坑，铺出了“如砥周道”。

今天那些酥油灯，既是人民对他的报答，也是他对人民的深爱。我看着那些酥油灯，心里在想，这位把一生都献给自己人民的老人会多欣慰啊，那么多的藏族同胞在为他送行，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那段路将会多么光明！他应该是笑着走向人生的彼岸吧！

回忆着酥油灯的故事，看着眼前的煤油灯，我突然觉得身上充满了力量。我还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却已经捧着一颗真心回报我。我只有努力地为他们做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份真心，对得起这份感激。于是，经过走访，我了解到他们第二代麻风病人基本上都是文盲，现在第三代已经到了适学年龄，却只能在田间地头玩耍或劳作。我下定决心要为他们建一所学校，为他们点燃希望的火把，开启跳跃的龙门，铺筑远望的台阶。

 佛法讲“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帮助别人很多时候不是助人，更是度己。我对钱智昌的帮助，我对麻风村的关注，都得到了爱的回报。这将会是我一辈子的财富，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