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与现代伦敦的形成

很多学者将1687年至1689年伦敦和不列颠群岛发生的诸多事件描述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时刻，即“现代世界的诞生”。哥白尼和伽利略被转化为牛顿的数学模型和引力体系，这一过程被称为“牛顿革命”；“光荣革命”中出现了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掌握主权的政治模式，以及最终以1707年“大不列颠王国”为终结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合并之路，都预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着悠久的渊源，往往可以追溯到洛克和牛顿，甚至是17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时期。与这两场革命不同，光荣革命总是显得更加直接和突然。把17世纪80年代的革命与荷兰早期“激进的启蒙运动”联系起来的努力，伽利略的新教翻译，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的激进骚动，一种努力工作和“勤奋”的迸发，城市化，以及培根归纳的一次特别解读的胜利，这些肯定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最近的其他一些报道将英国和东亚之间的“大分流”描述为一种自然畸形（lusus naturae），一件自然怪事——幸运地获得了煤炭、森林、鳕鱼，以及疾病导致人口减少带来的富余土地，进而创造了庞然大物。通过与亚洲的城市化、科学和海洋贸易的接触，促进全球化的因素的融合及全球化的兴起是这本书的主题。正是在伦敦，人们努力将这些不同的力量转化为“革命”的概念，才使得后来的“英国启蒙运动”——用罗伊·波特（Roy Porter）的话来说——变得具有韧性、国际化、引人入胜、富有成效。

在普拉西战役后，罗伯特·克莱芙回见米尔·贾法尔，弗朗西斯·海曼绘 （1762）

在1688年至1689年光荣革命的标准“辉格党”版本中（1681年排斥危机结束时，柴尔德就已经在挑战这一版本）这场革命代表着新教价值观和议会主权对反倾向天主教的专制主义在国内与地方上的胜利——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相左。对于一些修正主义学者来说，如波考克，商业秩序的概念在17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城市的概念仍然根植于新马基雅维利式公民人文主义概念，它涉及公民士兵的家庭美德。最近史蒂夫·品克斯提出了一个“新辉格派”的观点，认为光荣革命具有政治性和革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许多论据——17世纪80年代，辉格党主张以劳工为中心的价值理论，而包括东印度公司董事约西亚·柴尔德爵士在内的托利党人，则倡导以土地为中心的理论——为了抵制法国的现代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现代性。双方必须用“现代”和欧洲的术语更全面地阐明他们的政治计划，他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一起辩称，这种向政党政治的转变推动了一项经济现代化的计划，该计划与革命后出现的国家和议会机构息息相关。然而，这淡化了16、17世纪在伦敦所发生的事情具有的全球性，使现代成为一个相对局部的现象。

在17世纪的伦敦，那些第一次试图对“现代”提出尖锐突破的人，常常认为自己提出了更普遍、更抽象的主张，就像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原理》序言中，用现代科学的概念反对古代科学的概念。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是，从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在伦敦出现的“现代早期”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晚期的“现代早期”，最早期的“现代早期”不仅出现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且出现在明朝、息斯曼土耳其、萨法维和莫卧儿王朝。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建议将帖木儿在蒙古帝国覆灭后在撒马尔罕进行收集活动（1370—1405年），作为亚洲“早期现代性”的一个起点，同时提醒说，这样的论述可能会使这一概念超出其含义范围。伦敦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是C.A.贝利（C. A. Bayly）提出的“现代世界的诞生”的时期，以及伦敦对清朝、莫卧儿王朝，甚至是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成功霸权，都可能仅是迟来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简单地描述“多元现代性”和文化分流。这种非线性的、分散的策略似乎经常是为了避免翻译问题，并且无休止地增加例外主义，这有点像培根的奇点。在这一点上，人们能够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那里得到启示，把“现代”这一概念完全抛弃，认为它是某种不可避免的自然与社会、偶然与本质的混合体，来自对当前成功的非常有限的看法，这是很有诱惑力的。

但是，当以政治主权、法治和订立契约的自由、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交流以及一种可验证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可导致关于真理的持久主张）来定义“现代”这个概念时，它仍然具有广泛的跨文化的普遍意义——这一系列思想经常被描述为启蒙运动。为了理解这些实践具有的深刻的可译性，这些实践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是“自然法则”，需要重新构建对17世纪及“现代”出现的历史理解，以揭示全球化进程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而不是局部的输出以发挥主导作用。任何对“现代早期”的描述都必须是多中心的。从巴黎、圣彼得堡到北京和江户，这些政治首都都加强了翻译工作，以理解和整合正在出现并不断变化的全球交流模式。这种交流模式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地方层面的——当地的、区域的特别是城市的，是全球化的历史遗址，是多条全球线路交会的地方。

虽然单一的民族国家可能试图通过语言的统一来掩盖翻译过程，进而“想象”一个社群和一个连贯的地方史，但现代早期的全球城市创造了口译和翻译文化，其基础是通过人际网络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之间进行跨语言的交流所需要的复杂技术和工具。在塞尔登和格劳秀斯对海商法构成的不同立场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试图将相互承认过程描述为单一的、连贯的、理性的事业时，所出现的矛盾的外在表现。概念上的困难在帝国主义盛行时期再次出现，这与西利（J. R. Seeley）对英国以外社会力量的吸引力的强调和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对市场和原材料的资本主义推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战”后，阿玛蒂亚·森从对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创伤的理解中，归纳出了关于建设能力和实质性自由的斗争，这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提出的君主例外干预的演绎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他来说，全球化是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圣命令》（Inter caetera divinae）和《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年）制造的帝国的盛会，尤其是拉丁人的盛会。为了避免格劳秀斯、霍布森或施密特提出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在20世纪已经被证明是极具破坏性的，因此需要一种比较的翻译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与把全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欧洲和中国以及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叙述背道而驰。伦敦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城市，不仅是因为它在英国、欧洲或大西洋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因为它参与并被印度洋和东亚创造的经济、政治和知识的新模式所塑造。

从17世纪晚期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约西亚·柴尔德爵士对“新教伦理”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在揭开历史进程的神秘面纱方面的潜力。约翰·洛克从卡罗来纳和大西洋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力量，威廉·配第通过对爱尔兰的调查做了同样的事情。相较于洛克和配第，柴尔德几十年来一直在阅读东印度公司信件中的“印度墨水”（India ink），他对全球力量特别是亚洲力量对伦敦的影响印象更深刻。很难想象还有类似于柴尔德在1681年发表的论文，柴尔德在文中提出完全反韦伯主义的观点，他试图自相矛盾地宣称“东印度贸易是所有对外贸易中最具民族性的”。他试图表明，伦敦并没有通过在贸易和商业方面输出自己的新教价值观而取得成功；相反，由于伦敦与东亚的联系，新教价值观已经出现并变得一致。

柴尔德对因果关系的逆转是他的论文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沙夫茨伯里伯爵等第一代辉格党人对之后的光荣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相信“贸易在新教国家繁荣，因此，新教是我们贸易与航海获得巨大进步的原因，而不是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就像太阳绕着地球转的概念一样，这是一种常识性方法，常常得到一种神学上连贯的世界图景的支持。然而，柴尔德认为：

首先，贸易的大幅增长，并不是新教的一贯正确的结果，因为这并不是在所有的新教国家都能得到证明。但无论哪个国家的东印度贸易增长了多少，它在其他对外贸易和航海中的增长都是成比例的。其次，承认我国对新教的改革是我国贸易和航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现在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贸易和航海的增加，在上帝的庇佑下，是保护和维护我们新教的一种伟大的手段。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财富产生力量，力量保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它们相互作用，互相保护。

被韦伯定义的“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并没有创造贸易和航海；相反，贸易和航海的兴起、新教的忏悔胜利，以及后来议会民主的出现，都是由于与亚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与印度洋和南海的贸易体系的发展。柴尔德的论点对于在“我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价值观之间进行区分没有留有余地，但这种区分在18世纪和19世纪不断地得到重申。这本书已经表明，在英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16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早期对新教的定义；16世纪80年代、90年代，与西班牙之间的决断；17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对荷兰的商业、法律和帝国战略的抵制；17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英国“专制主义”与帝国君主制战略的出现；最终，在光荣革命爆发前的几年里，大量的全球性努力投入翻译过程，显然帮助解决了当地语言与英语的争端。伦敦人会翻译，并且他们不会仅做翻译。交换发生了，翻译实践也得到了发展，书籍被刊印和转录，这些进程的踪迹，有时也包括人们本身的发展，都会追溯到伦敦。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有一些人工制品保存下来，就像塞尔登地图，暗示着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和参与的人口的范围之广，数以百计的其他文本和物体已经从记忆中消失。但在档案馆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还有什么更好的时机来努力呈现这些集体的、合作的、相互信任的、经常是暴力的劳动者为建立全球交换网络而做的工作呢？还能在哪个更好的时代去在一本书、一幅地图抑或一场游戏中寻求历史的意义呢？这些事物都曾在世界各地流传并被保存了数个世纪，希望有一天，其中的任何一个事物都会重生并被翻译。

（本文选自《伦敦：塞尔登地图与全球化都市的形成》，[美]罗伯特·巴切勒著，于振洋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