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花朵的烦恼：《我在上东区做家教》

【编者按】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上东区，精英父母们通过自己的精心运作，努力为孩子争取常春藤联盟为数不多的宝贵席位。在机缘巧合下，哈佛大学毕业生布莱斯·格罗斯伯格成为上东区家长心仪的金牌家教；在长时间接触这些孩子后，格罗斯伯格体会到了富人家庭光鲜生活背后的压力与空虚，以及这场昂贵的育儿战争背后的讽刺与脆弱。本文摘自《我在上东区做家教》，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曼哈顿上东区夜景

很难预测四岁左右的小孩将来学习成绩如何，但他们的家庭住址以及父母的职业和薪资是确定的，因此富人们争相把子女送进最好的幼儿园甚至托儿所。我在和学校的升学老师交谈时发现，连幼儿园都有对口生源学校。要想赢在起跑线上，你必须首先把孩子送进公园大道基督教会学校这样的高档托儿所。幼儿园也有面试。我在曼哈顿一所精英私立学校工作时看到穿着名牌服装的家长带着即将上幼儿园的孩子来面试，他们在学校外面朝孩子大吼大叫——不知道面试是没开始还是已经结束了。这些包裹在名贵服饰里的家长看起来拥有钢铁般的决心。

我辅导的学生都是青少年，大多存在学习障碍，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入这些教授高难度课程的精英学校的。我看过他们小时候的照片，所以我猜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可爱，加上面试过程中都是他们的家长在回答问题。他们都是支付全额学费的学生，是学校最喜欢的类型。许多学生接受辅导是为了备考ERB，即难度较低的智力测试，纽约私立学校入学需要这项成绩。这种考试本来没法辅导，但一些望子成龙的私校家长担心孩子考不好，就会请家教，因此这个市场存在巨大商机。由于富人家的孩子早已为考试做好了准备，学校便很难根据分数判断哪些孩子入学后能跟上学习进度。

我在给有语言学习障碍的苏菲当了好几年家教后，她的妈妈玛莉亚才承认，苏菲上幼儿园时接受过ERB 补习。“她考得很好！”玛莉亚说。这说明，补习的确可以暂时提高智力测试的成绩，只是难以为继。苏菲就是这样。四岁的苏菲被灌输了大量词汇和知识，但在考试过后，她很快就把这些毫无意义的信息忘得干干净净。

帮助存在学习障碍的孩子进入一所超过他们自身能力的学校并维系其在学校的学习，这是多方共同操作的结果。作为苏菲的家教，我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员，我在尽力帮助她提高写作和思考能力。苏菲的妈妈建议我和她的老师“联络一下”，我照做了。她的老师隐晦地表达了学校课程对于苏菲难度太高。

“我很高兴得知她获得了课外帮助。”苏菲的老师对我说。相对于苏菲为跟上学校进度而付出的努力，“帮助”一词显得过于轻描淡写。我从来不帮学生写作文，但有些家教会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修改痕迹很重。很多老师痛恨这种行为，不过也有老师可以接受，因为这样意味着学生能跟上课程进度。

“苏菲需要深挖文本，解读文中的内容。”她的老师言语间用到了私立学校英语老师常用的表达。我能理解这句话，但苏菲不能。她甚至读不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引语，更别说“深挖”和“解读”了。私立学校的老师意识不到，有些学生就是不具备分析文本材料的能力的。“苏菲上次写了一篇漫无边际的作文”，她的老师接着说，“她需要学习如何紧扣文本。”这名老师谈起学习来一套一套的，她还不如直接让苏菲去研究如何防御导弹。她的话对于苏菲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她对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只字不提，那就是苏菲的能力不足以应对课堂要求。因此，我的任务就是帮助苏菲在文本中寻找依据来支撑她在作文中的观点。

很多时候，本该由学生承担的任务都落到了家长和老师头上。我和苏菲的老师、家长之间经常通话和见面。苏菲很少直接和她的老师谈话，因为她说老师让她感到特别紧张。她的家长和老师谈话时会担忧、会协商、会记笔记，但苏菲自己几乎不参与这个过程，她会等着我和其他家教来指导她写作业。虽然她的作业都是自己写的，但我会帮她拆解过程，比如让她在文中找到相关引语，标记重点词并作出解释。她很配合我的指导，但她在课堂上的表现则不同。她的父母说她在提问时遭到同学的“嘲笑”，因此总是坐在教室后排一言不发。苏菲的学习模式有点类似她吃午餐的方式。每天中午，她会点一份披萨，然后拿到教室和朋友一起吃。她从来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虽然她的学费里包括伙食费，而且食堂的饭菜不错。与之类似，她从来不向老师直接讨教——虽然学校老师是最适合指导她学习的人——而是等家教上门。因此，除了学费，她的父母还得支付价格约为学费一半的家教费。

的确有一小部分孩子心智早熟、才思敏捷，后来成为优秀的学生，基本能够适应竞争激烈的私立学校；而像莉莉和苏菲这样的孩子只是家里有钱，全靠父母给她们打点一切。典型的纽约私立学校的家长衣着考究，谈吐得体，社交手段圆熟。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会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但同时也深谙奉承之道。他们看起来很友善，但在清扫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障碍时毫不留情。如果孩子成绩不够理想，他们会委婉地表达需求，比如用“需要帮助”指代高强度补习，他们也很清楚需要为此付出什么。他们出现在返校夜、筹款会和各种委员会的活动上，他们装扮圣诞树、在犹太人的光明节和非裔美国人的宽扎节上点亮烛台，他们身穿名牌服装参加家长会，他们给学校管理人员和升学顾问送丝巾和领带。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私立学校度过的第一个假日季：在一个雪天，许多家长（多数是母亲）穿着加拿大鹅羽绒服和皮靴来到学校，用带有学校标识的饰品——比如穿着校服的泰迪熊——装扮一棵巨大的常青树。这棵树和宽扎节以及光明节的烛台一样美轮美奂。许多妈妈是曾从事银行或企业法务工作的完美主义者，现在她们致力于把学校大厅打造成一个好莱坞片场。每当我走过这棵树就会感到一阵愉悦，就像小时候圣诞节去基督教朋友家中作客时一样。作为一名犹太人，虽然我偶尔也会买一棵圣诞树，但我的树又矮又小，而且没怎么装扮。路过这棵光彩夺目的圣诞树让我在一瞬间似乎瞥见了完美假日的样子：常青树、闪闪发光的小饰品、蝴蝶结、包装精美的礼物，一切都是如此美丽，让人感到治愈。装扮这棵树的妈妈们似乎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她们把学校的地板和墙面都变得金光四射。

这些家长拥有坚定的决心和高超的手腕，在他们的运作下，一些小孩成功进入了远超自身能力的学校，这一点在中学阶段尤为明显。据称，一些私立学校明知道有些富人家的小孩跟不上学习进度、会在最后一学年之前被淘汰，仍会接受他们入学，等家长在头几年交完学费、捐完款、给孩子穿上校服（这可是值得炫耀的）后，学校就会把这些学生扫地出门，要求他们转学到较差的学校。不过，我偶尔也会见到一两个坚持到毕业的学生，那通常是因为他/ 她身边有一群专业家教：博士毕业生帮助八年级学生写历史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帮他们写英语作文。至今还没有人指导孩子自己阅读，而这正是我作为学习辅导专家的任务。

对于老师或家教传授的内容，即使不理解，苏菲也总能很快掌握。和她的父母一样，苏菲也很善于使用手段。令人震惊的是，她在六年级就要撰写关于《奥德赛》的论文，在八年级就要分析法国大革命，不过好在她有很多家教。她煞有介事地复述老师在课堂上发表的关于洛琳·汉斯贝瑞的知名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的评论，但她完全无法理解居住在种族隔离的社区意味着什么（虽然她自己也居住在这样一个社区）。“我认为，贝妮莎有一个梦想，她想住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她说。贝妮莎是剧中主角之一。

“你是说种族融合的社区吧？”我说，“贝妮莎希望离开种族隔离的社区，住进种族融合的社区。”

“对，是种族融合（integrated），我总把它和种族隔离（segregated）搞混。”她一边看手机一边说。

任何一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期的人都不可能忘记这个词，但对苏菲来说，这些词只是抽象的概念。她和文本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东西，在阅读和写作之前必须首先咨询家教，因此对阅读的内容缺乏代入感。

特雷弗也对学习没什么热情，但他要在运动场上拼搏。他从中学开始就是一支竞争激烈的足球队的成员。还在上七年级的时候，他就训练到晚上10点， 快11点才回家，半夜才睡觉。他周末基本都不在家。他爸爸头发灰白，脸色肃穆，看起来像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婚礼上的嘉宾（哈里王子这边的亲戚）。在特雷弗踢球时，他爸爸就在球场边一边踱步一边接电话，时不时焦虑地看向球场。如果特雷弗表现不佳，就会受到爸爸的一顿痛批。有一次，特雷弗邀请我去观看他参加的一场足球赛。为了表达对他的支持，我答应了。我和他爸爸坐在观众席的前后排。比赛期间，他爸爸一直对教练、裁判和特雷弗大喊大叫，我实在受不了，换了一个位置。还有一次，我去他家给他补课，在他房间外面等待时听见他爸爸对他吼叫，说他“丢脸，不配待在球队里”，因为他爸爸觉得他那天下午在球场上表现太差。如果出生在古代斯巴达，特雷弗爸爸一定是一位出色的家长。像特雷弗这样的孩子在体育上花费了太多时间，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打网球时肩膀永久性受伤，再也无法实现在大学里打网球的梦想。

特雷弗爸爸对我还算友善，不过我不经常看见他。他从玻璃壶里给我倒苏打水时，会特意加上一张餐巾，避免饮料撒到红木桌子上。我偶尔也会遭到他的严厉批评，这种时候我特别能体会到特雷弗的感受。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他爸爸接过我的外套，居然开始和我说话。他把我破旧的黑伞插进陶瓷伞架，和里面的博柏利雨伞放在一起，然后问我：“特雷弗在学校考试会利用加时条件吗？”特雷弗被诊断存在学习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因此获得了考试加时优待，但他爸爸坚决反对他享用一切特殊待遇，觉得这是舞弊。他曾经冷笑着说：“特雷弗进入社会以后还能加时吗？”这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推论，特雷弗考试需要加时并不意味着他做其他事情也需要加时。我只好回答他，我不知道特雷弗考试有没有用加时条件。他开始对我咆哮：“如果你都不知道，那谁会知道？我在家的时间不多，没法充分了解我儿子的核心样本，这些事情我都靠你汇报！”就像苏菲理解文本一样，我开始揣摩这句话里的“核心样本”一词。我不知道它在管理咨询行业是不是一个常用词，它似乎自带一种与临床相关的科学感，令我眼前浮现出培养皿和滴管的画面。这时，他的妻子出现了，一个高挑、沉默、不怒自威的女人，把胳膊交叉叠放在胸前。她的脸色有点难看，不知道是对她丈夫还是对我不满意。不管怎样，这场对话结束了。

（本文摘自布莱斯·格罗斯伯格著《我在上东区做家教》，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