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漫谈：绍兴体制、权相与南宋行暮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教授的专著《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出版。本书选取了宋光宗、宋宁宗这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部以光宗、宁宗为传主的时代史。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南宋历史是以孝宗禅位为分界线走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

父子两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精神病者的身份君临天下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庸弱者，难当重任，被拥立时尽管连呼“做不得”，却还是被赶鸭子上架。君主世袭制把这样的两位君主放在南宋的转捩点上，结局不言而喻。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乾、淳之业衰焉”，宁宗的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如果将宋孝宗淳熙内禅时的1189年与宋宁宗驾崩时的1224年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作一对比，就能发现，经过三十余年缓慢顿渐的变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从治世折入了衰世。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11月3日，“南宋史漫谈：虞云国《南宋行暮》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世纪文景和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主办，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南宋史，谈及北宋政治遗产、“绍兴体制”的深远影响、皇权与相权关系等话题。

虞云国教授首先谈起本书的写作缘起。《南宋行暮》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新作品，而是20多年前《宋光宗 宋宁宗》一书的全面修订版。当时要出版一套《宋帝列传》，结果知名度高的皇帝都被其他学者选光了，剩下光宗、宁宗两个皇帝。虞云国认为，在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帝王既是一个公认的历史坐标点，也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不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王应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即便是守成亡国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为传主，以把握整个历史发展嬗变的长链，理解不同时代治乱兴衰的轨迹。于是他接下这项任务，写作《宋光宗 宋宁宗》。本次全面修订主要有三方面：纠正了之前的文字、史料错误；修改了部分表述，增加可读性；新增一篇总论性的新版自序，体现了虞云国现在对于南宋史，尤其对于光宗宁宗的新认识。

虞云国教授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葛金芳认为两宋是一个转型社会。第一个转型是政治体制，由君主独治变成君臣共治，士大夫可以用儒家的“内圣外王”去规劝、制约皇帝，宋朝的君臣共治比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早200多年。第二个转型是农商社会，即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过渡阶段，包括宋元明清时期。宋朝时农业仍然是基础，但是城市、交通、市场、雇佣劳动、海外贸易等极大发展，农民能够自由迁徙、自由择业。政治、经济皆处于转型时期的宋朝，为什么没能早于西方进入现代文明呢？这就是虞云国先生撰写《南宋行暮》的价值。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起非常重的作用。南宋的皇帝没选好，一个皇帝有精神病，另一个皇帝是庸才，直接导致南宋由盛转衰。此外，葛金芳认为本书是历史写作的典范，有勇气、有智慧、超越具体利益，值得历史工作者学习。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姚大力认为，从长时段考察，君权的提升和官僚制度对于君权的限制（相权）从南朝开始形成趋势，这两种趋势在宋朝形成了很强的张力。而从北宋、南宋到元代，这种平衡被彻底破坏，开端即是《南宋行暮》中所说的“绍兴体制”。宰相本来应该是官僚机构的首脑，代表官僚集团制约皇帝，但到了光宗和宁宗时代，宰相不再代表官僚抗衡君主，而是和君主勾结起来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于是官僚集团的自主性因为“权相”的游离而大大丧失了。而当皇帝羸弱、没有能力的时候，“权相”就独揽大权了。官僚对皇帝的制约体系在元朝时被摧毁，是因为蒙古统治制度的非正式性，皇帝跟丞相的关系不是官僚机构之间的角色关系，而是个人关系。元朝把这个高度张力平衡给破坏了，才使得朱元璋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限制的历史背景下行使他的君权。因此，北宋的“绍兴体制”其实是在向更进一步的君主专制转换。

会议现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戴建国也认为“绍兴体制”是观察南宋社会发展的重要着眼点，后来南宋朝廷的所作所为，都离不开其牵制。他继而指出，南宋即使在光宗、宁宗这种昏庸皇帝治下，也还是维持了将近100年，有两点特别要注意：第一，北宋政治遗产（如对宦官、后宫的抑制）对南宋的重大影响；第二，南宋在中央层面非常腐败，但是社会基层还是很有活力的，奴婢身份的解放、佃农身份的提高、科举规模的扩大，这些因素使得地方系统保持稳固，成为帝国的支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江指出，从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南宋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过渡时期。宋代以后的元和清都没有摧毁中国文化的根基，这和南宋时中国文化在江南这一带保存下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明清专制皇权达到顶峰也可以追溯到“绍兴体制”时期。他觉得《南宋行暮》这本书语言表达准确、拿捏巧妙，南宋从前期的强盛到后来的衰落，虞云国先生给出了非常富有个性化的解释。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念祺觉得《南宋行暮》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光宗、宁宗两朝政治所做的整体性分析和展示。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祖宗精心构建起来的皇权体制，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体制运作起来更加安全，这个制度非常巧妙，保证了无论什么情况出现，江山都不会改姓，还是赵家天下。体制内部不可能产生挑战者，只有体制外才能产生挑战者。然而这种皇权专制体制仍有缺陷，即不能保证皇位继承人一定符合治国理政的起码要求，即使是祖宗家法对此也无能为力。

会议现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蔚阅读《南宋行暮》最大的感受是学术积累之不易。本书运用了《宋史》以外的若干文献，无数的考证工作要编排得天衣无缝、举重若轻，非有学术上的深厚积累、撰述上的多年涵养，否则无法做到。此外，余蔚认为本书也体现了虞云国先生的人生智慧和学术关怀，读完之后，仿佛读者与作者相视会心一笑，然后各自低头沉思。

上海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汤勤福指出，历史研究不光是把一个事情搞清楚，而是通过历史事件的研究得到某些启示，虞云国先生的《南宋行暮》就做到了这一点。汤勤福也认为南宋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从教化百姓的角度来看，南宋政府既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到县一级官僚，又通过乡间士大夫管理到所有百姓。这种教化一方面是对百姓道德礼貌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思想控制深入民间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