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重庆公交坠江惨剧再次发生？

重庆万州“10·28”公交车坠江事故引起社会巨大关注。人命关天，公交失控，冲破护栏坠入江中，一下子十几条人命就没了。人皆有怜悯之心，此等惨剧，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但从“新闻”传播角度看，这场车祸之所以成为“热点”，更重要的则是导致车祸发生的奇葩原因，以及由其引发的各种争论。死者已矣，人死不能复生；对于社会而言，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诸如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

根据公交“黑匣子”所提供的影像资料，人们得以了解公交失控坠江酿成惨剧的全过程。起因是一位刘姓女子坐过站，希望公交停车而被司机拒绝，然后这位女子就开始上前谩骂并攻击公交司机。司机也不甘示弱，一边开车，一边频频回头对女子予以还击。突然间，司机一转头，似乎觉得出了什么问题，开始猛地向左打方向盘，结果导致公交车全然失控，最后影像在尖叫声、惊呼声和剧烈碰撞声中戛然而止。

如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段影像，不同的人从中读出了不同的感受，以及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必须说，既有的各种方案大都不靠谱。

有人从中读出了社会风气的“暴戾”。

这位刘姓“泼妇”，仅仅因为公交坐过了一站，就如此撒泼，对于正在开车的司机大打出手。而这位司机也不是善茬，缺乏基本的职业精神，明知道公交高速行驶，面对泼妇的谩骂和攻击，就不能“忍一忍”，至少也应该刹车减速才对。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司机的专业技能。但很显然，提高国民素质基本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提高司机的专业技能也很难相信能够防止“冲动是魔鬼”。

有人从中读出了怒其不争的“活该”。

在他们看来，看到刘姓泼妇攻击司机的危险行为，车上的乘客应该挺身而出，“正当防卫”，帮助司机制服泼妇；但在整个过程中，车上的人居然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态，最终酿成大祸，一车人全部命丧黄泉，注解了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断。

网上流传的另一段视频，似乎对这种观点提供了强力支持。类似的情况，也是公交车上有位中年男子坐过站，要求临时停车遭到司机拒绝，于是开始攻击司机并抢夺方向盘。就在这时，一位青年男子挺身而出，突然一个飞腿将肇事者制服，避免了悲剧发生。

对比两个案例，类似的情形，不同的结果，的确说明“乘客行动主义”的重要性。但必须承认，“乘客行动主义”的解决方案，能否次次奏效，却是全然没有保障的。没有人能保证，每辆公交车上都有一个身手敏捷、时刻警觉的青年男子。更重要的是，即便有类似的青年男子坐在车上，他也不一定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设想一下，假如青年男子飞腿过去，的确是避免了车祸发生，但那位本来抢夺司机方向盘的“坏人”却被踹伤踹死了，青年男子是否可以凭借“正当防卫”的理由而平安无事？我猜测，大概率事件是这名青年男子即便不坐牢，也必须出一大笔钱破财消灾。

“乘客行动主义”方案面临的基本困境是，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者，是在为整车人的安全提供“公共品”，好处大家均沾，但成本却由他自己个人承担。最终的结果，“乘客行动主义”要么沦为键盘侠们想象中的完美方案，要么让见义勇为者陷于舍己救人的尴尬境地。

有人从中读出了法律责任的重要性。惨剧发生之后，不少法学家开始讨论事故背后的责任界定以及法律赔偿问题，认为严厉处罚的威慑效应，有助于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罪与罚的清晰界定，对于建立良好的、正常的社会秩序当然至关重要，但必须指出，这对于避免如此之类的问题却作用不大，甚至于无能为力。为什么？罪与罚的威慑效应要起作用，必须有个基本前提，即人们必须能够理性预期到其所作所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但很显然，冲动是魔鬼，对于“垃圾人”，或者“间歇性神经病”，这个基本前提并不成立。

有破有立，光否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为了防止诸如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看起来似乎最无奈但实际上也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公共交通工具进行设计改造，将司机与乘客进行有效隔离，防止极少数失去理智的乘客干扰司机的正常工作。

这个建议，既不是什么创举，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已经在飞机、高铁乃至于出租车上广泛使用的。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将类似的做法推广到长途大巴、公共汽车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而已。

任何制度的改革，都需要评估其潜在的收益和成本。对公共交通车辆的司机和乘客予以隔离，必然要求对既有车辆进行改造，也可能会对售票方式提出新的挑战。但两害相权取其轻，面对乘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些改造成本应该是值得的。进一步，广大乘客乘车出行，就是为了出行而已，并不是要练好跆拳道，时刻警惕着，随时挺身而出，帮助司机制服那些可能会对行车安全造成威胁的无理乘客。更进一步，这也极大地降低公共交通的行车安全中对于见义勇为者的呼唤。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平凡人只需要一个平凡安静的生活。为了防止重庆万州公交坠江惨剧的发生，不需要乘客的见义勇为式的“正当防卫”，只需要将司机和乘客进行有效隔离就足够了。

（作者寇宗来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