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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熊召政:看话剧《张居正》,我会流泪
话剧《张居正》剧照
“就算世间再无张居正又有何妨?历史的车轮仍然在那里转动。如今,我心愿已了,终于可以走向那个彼岸了。看,那是一个多么灿烂繁华的彼岸。在那,无数先贤在等待着我。推行变法的商鞅在那里,苏秦、王安石也在那里,他们曾像我一样位极人臣,也曾被千夫所指,他们的血溅在土地上,溅在无数愚人、坏人的脸上,但当历史的车轮转动,那些反对者早已不见踪影,可他们依然站立在那。这个叫做张居正的人,是个被历史选中的人。今天,我终于可以走向他们了……”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随着张居正的饰演者冯远征激情澎湃地完成这一大段独白,全场掌声雷动。
熊召政 摄影 宫小昀
作为北京人艺的跨年大戏,历史剧《张居正》在2023年12月22日首演当晚,曾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该剧的编剧、知名作家熊召政。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他表示这部戏自己看了“三场半”,“坐在台下,我既是一名观众,又是一名带着使命感的创作者。这部戏很感人,我也会看得流泪。”
今年已经70岁的熊召政,新世纪以来在文坛之上的盛名,可以说是同五百年前的大明首辅张居正牢牢绑定在一起的。2002年,皇皇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出版,三年后,这部小说让熊召政捧回了“茅盾文学奖”。回首过往,熊召政曾将创作小说《张居正》比作自己的“三峡工程”,为此他前后批阅十载,甚至因为对第一卷37万字的手稿不满意,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黛玉焚书”。小说《张居正》获评茅奖当年,便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及至眼下这部再现于舞台上的话剧《张居正》,其间亦是辛苦备尝,且听作者本人如何分解。
话剧《张居正》剧照
【对话】
“创作话剧《张居正》,我完全从小说中跳脱出来了”
澎湃新闻:话剧《张居正》脱胎于你的同名小说,我注意到你是在1993年开始动议,想把张居正的故事写成小说,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熊召政: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当时《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文章后来被誉为“历史关头的雄文”,而且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转载。我那时正好在深圳经商,在一家酒吧听到了这篇文章的广播稿,听完之后热血沸腾。
当时身边的朋友也同我聊起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的一些情况,这也促使我留意这方面的内容,从那时起就开始阅读明史。读到“万历新政”这一段让我感触很深,此后我一研究就是六年,越来越觉得张居正这个人物值得写,和历史上其他的改革家相比,他的改革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最大。正式动笔前,我还写了一首七律诗《怀张居正》勉励自己,“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推之。慷慨书生龙匣剑,风流儒子帝王师。江湖寂寞烟霞冷,国库充盈宰相危。大业原非人事及,荆南父老泪沾衣。”
话剧《张居正》演出期间 首都剧场展柜中陈列的相关资料 摄影 王诤
澎湃新闻:同一般作家相较,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登上文坛,其间还有一段下海经商的经历,这段经历对于你理解张居正,写作《张居正》小说有何影响?
熊召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的十年,我曾下海经商,同时也游历名山大川、读史参禅。可以说这段商人的生涯对我写作《张居正》帮助很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中心地带,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90年代经济是中心,身处其中可以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而且能看到旁观者看不到的趋势和暗流。我们说文人看社会,很容易就将个人的好恶作为公共标准。只有当你亲身参与到社会的洪流当中,才会知道社会是多复杂,做成一件事是多么艰难,这些经历也让我对他的改革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共情。
话剧《张居正》演出期间 首都剧场展柜中陈列的相关资料 摄影 王诤
澎湃新闻:小说《张居正》出版不久,就改编成了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你也是担任那部电视剧的编剧,怎么评价那次的影视改编?
熊召政:四卷长篇小说《张居正》是在2002年正式出版,2005年摘得“茅盾文学奖”。得奖当年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的出品方就找到我,请我做剧本改编,担任编剧。那次电视剧的改编同得奖太近了,坦率地说,我还沉浸在对自己小说的自我欣赏里,没有摆脱小说内容的“窠臼”。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个版本的“张居正”哪个更精彩,我个人更倾向小说。客观地说,电视剧版是成功的,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在陈道明他们正在做升级版的电视剧重拍,还是依据我的小说,只是我不再担任编剧,把小说交给他们去做改编。
澎湃新闻:近三十年来,你参与了关于张居正的小说、影视和话剧的创作,在你看来这三种不同的文艺体裁间有何异同?
熊召政:给人艺创作话剧《张居正》时,我是完全从小说中跳脱了出来。小说,电视剧和话剧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写张居正“一人能担天下事”的改革精神。不同的是,话剧更凝练,尤其是在话剧最后张居正的大段独白,宣示他活着的意义、当官的意义、推行改革的意义,以及他死后无惧别人毁谤的勇气,这些方面在话剧的呈现上要比小说、电视剧都更直接,也更深了一步。
话剧《司马迁》剧照 冯远征饰司马迁
澎湃新闻:在话剧《张居正》之前,你其实还为北京人艺创作了话剧《司马迁》的剧本,而且也是由冯远征担纲主演。作为剧作家,你在创作这两部历史大戏时,有哪些不同的侧重和思考?
熊召政:我为北京人艺写《司马迁》,也是应冯远征的邀请。我们当时都觉得太史公之于普罗大众,大家都知道他写了《史记》,受过宫刑,但是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出身、经历,比如他老家是在陕西韩城,这些都不了解。
在我看来,话剧《司马迁》最后汉武帝和司马迁间的对话是理解这部戏的关键。汉武帝(于震饰)问司马迁(冯远征饰),你花了十年时间写《史记》,写了什么?他回答说,“我写了三千年来的英雄、明主,也写了乱臣贼子、才子佳人。写了我们民族的列祖列宗……”汉武帝听罢微微一笑,“你的《史记》写在了竹简上,朕的‘史记’是写在山河大地上。这两者哪一个更英雄,哪一个更难?”
在《司马迁》这部戏里,我设立了一个政统领袖(汉武帝),一个道统领袖(司马迁),尤其是最后这段对话,实际上他们两人间“道”“政”思想的巅峰大对决。我是把司马迁当作和汉武帝比肩的人物来写,提醒世人,政统的伟业固然彪炳千古,关乎世道人心的道统同样不应被忽视,正是这两种力量,一起在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话剧《司马迁》和《张居正》的主题不尽相同,尤其在呈现形式上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在《张居正》里也有我关于政统和道统的思考。
“改革的主题,从话剧第一稿到最后一稿都没有变”
澎湃新闻:《张居正》的剧本是何时具体动笔的?
熊召政:北京人艺大概是在六年前跟我提出,希望我来创作话剧《张居正》的剧本。2020年2月份,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人在武汉,是在隔离状态下下决心正式动笔。一个人在灾难面前往往会重新审视自己,也通过灾难去看清平日里看不到的世情、世态。
这种猝然发生的灾难,又让我想起了张居正,恰好远征当时也给我发来微信问候,我就告诉他们,已经开始动笔了。
澎湃新闻:听说话剧《张居正》前后改了九稿,你作为编剧能不能具体介绍下这九稿间的演变?
熊召政:《张居正》的剧本我前后改了九稿,头三稿出来的时候任鸣院长还在世,是我和任院还有远征副院长三个人在一起商量。任鸣对第一稿的看法是,“这还是缩小版的小说。”到了第二稿的时候,任鸣提出将来这部戏的呈现,应该是留住了小说的精神,却是独一无二的话剧版,“话剧应该和小说一样,成为同一个题材并置的双峰。”他这句话的站位非常高,有这样的同道中人在一起商量剧本,让我有信心也有兴趣去啃这块硬骨头。第三稿出来后,他们觉得有眉目了,但希望我把剧本里张居正的红颜知己玉娘这条线删去,笔墨集中在张居正的改革上,如果闲笔太多,反而冲淡了主题。
第四稿出来的时候,任鸣已经过世了,远征提出剧本已经很饱满了,“但是还缺少张居正荡涤世人心扉的一段独白,缺少他自己对改革的思考。”我就很为难,因为搞改革,有些事是只能做不能说。远征就提出是不是可以从后世研究者的观点里提炼一些话?我就找到了熊十力、徐复观包括梁启超对张居正的点评。其中有句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江陵是也。”这话就是说,明代276年历史,真正值得书写的就是太祖朱元璋和万历首辅张居正。
话剧《张居正》剧照 冯远征饰张居正
同时,我在剧本里写到了万历皇帝的姥爷、武清伯李伟同张居正间的矛盾。武清伯愤恨张居正的改革损害了他的特权,他是到了阴曹地府都不愿意放过张居正的。这个点触发了我,何不在剧本里就写到阴阳两界?远征听了非常激动,认为这才是话剧石破天惊的改编。孔子说过,“一阴一阳,谓之道。”让阳间的行动,阴间的抒怀,把后人的评点变成张居正自己的抒怀说出来,两者结合在一起。
如此出来了第五稿,这一稿的确是耳目一新的。然后又做了些修补,远征院长是在第六稿的基础上开始建组筹备。建组后,演员进来,舞美设计也要介入进来,发现一些情节要做相应的调换,同时贪官胡自皋的戏份要增加,加强戏里恶势力的一面。之后几稿都是在做这些调整,结构其实是在第五稿就完成了。
澎湃新闻:冯远征导演提到最后两稿中,有些地方有些弱,还是请你做了补强,能具体介绍下吗?
熊召政:远征提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最后张居正的咏叹调上,他认为哪怕只是他一个人在说,也要打几个滚儿。抑下来,要再扬起来,如此要有几番抑扬顿挫。这个过程中,远征他们有什么想法都是直接跟我提,他不会去改剧本,都是希望我亲自来改,他们对剧作家非常尊重,这也是我特别感动、满意的地方。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话剧《张居正》中他的改革和改革精神?
熊召政:改革的主题,从话剧第一稿到最后一稿都没有变,变的是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情节设置的方式。头两稿提及改革,偏重于说明为什么非改不可,任鸣院长后来就提出咱们能不能一上来就用一个事件,让大家感觉到改革是势在必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剧,第二幕就是在太仓(皇家库房),张居正上任之后来查账,发现国库早已是寅吃卯粮,这促成了他立马就要着手改革,施行胡椒苏木折俸。
“这部话剧我看了‘三场半’”
澎湃新闻:话剧《张居正》自去年岁末上演以来场场爆满,你这次也专程来到北京,想必一定是看过了这部戏,谈谈自己的观感。
熊召政:我看了“三场半”,彩排场我就看了,看的是后半场,因为我知道后半场是最激动人心的,然后我看了正式的首演,不过瘾,又看了两遍。可以说第一遍主要是看从剧本到鲜活的话剧呈现,里面的台词有没有恰如其分地讲说到位;第二遍是看整体的呈现效果,舞美设计,包括声光配乐,揣摩演员的表演;第三遍是边看边思考,里面哪一句台词是不是还可以改得更好?坐在台下,我既是一名观众,又是一名带着使命感的创作者,这部戏很感人,我也会看得流泪。
澎湃新闻:让你流泪的点在哪里?
熊召政:就是张居正最后近二十分钟的咏叹调,大段独白,中间穿插相关的人物出场。比如,张居正死去的儿子张敬修诘问父亲,这么一个昏庸的皇帝,您还维护他干什么?我立刻就想到张居正应该怎么说,怎么面对自己死后的下场?这段历史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想了很多——张居正自己曾写过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
忠孝文化是明代开国后,朱元璋立下的价值观,明朝是所谓忠孝立国的。怎样体现在位极人臣的张居正身上?我想不要说教,就说他眼下的第一感受。一边是自己的亲儿子,一边是自己的学生皇帝朱翊钧,儿子是他的血脉传承,学生是他的君王和理想所寄。张居正说,“你们的血凉了,我周身发冷;你们热血澎湃,青春就会在我的五脏六腑荡漾。”这个时候他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一名父亲和老师。这一处冯远征演绎得特别好,把人物心里的百般纠结,万分的痛苦挣扎都表现出来了,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第二处就是张居正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抱负,拯救百姓社稷,只有一条路就是攀上权力的顶峰。按照他的文人性格,肯定喜欢处江湖之远,散淡过活。但江湖虽好,救不了百姓;官场虽险,却可以拯救社稷。他为了实现富国救民的理想,真话不敢说,说假话不脸红——古代知识分子的权力之路,大抵如此,都会扭曲自己的人格和人性。最终,他客观评价了自己推行的万历新政,“不是我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我。”如此三层讲说,层层递进,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这段就流泪了,而冯远征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入木三分。虽然说剧本是一剧之本,但一部好戏能不能成为经典?真的是要仰赖整个主创团队的精诚合作,要仰赖导演的舞台设计和调度,最后要落在演员的人物塑造上,如此故事才能立得住,人物才能立得住。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张居正》的舞美设计?和2015年的《司马迁》相较,这次舞台的设计非常简约、留白。
熊召政:我非常认可,从抽象中凸显表演的空间,太具象化了反而失却了舞台的无限性。比如,为什么舞台上有八根柱子?我想是中国历史上宏伟的宫殿都是“四梁八柱”,我们去看太和殿就是如此,一根柱子一柱擎天,八根柱子就体现了一种稳定性,这个寓意一下子就出来了。而三张龙椅,既是象征了皇权,另外也象征了万历新政中的“权力三角”,是李太后和冯保,张居正以及皇帝这三极间权力的角力和平衡。这里面我想提一下冯保,他在历史上是个复杂的人物,既擅权也通大义,而且他其实是皇权和相权(首辅)间的黏合剂,皇权太盛,他会帮着张居正,相权锋芒太过,他也会反过来帮助皇帝。
话剧《张居正》剧照,冯远征饰张居正,张培饰李太后。
澎湃新闻:《张居正》这部话剧基本没有感情戏,但张居正和李太后间的关系,在最后这一大段独白中有所揭示,你怎么看?
熊召政:万历皇帝十岁即位,朝事的处理主要是依靠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态度可以说是既敬又怕、既爱且恨。戏里有句台词是他的心声,“先生,朕恨你,恨你的一言九鼎,怕你的事无巨细,想你的事必躬亲。”而且在即位之初,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就告诉他,这个皇帝你能不能当得成,还要听张先生的。李太后是维护张居正的,希望儿子在他的辅佐下成为一代明君。但他们都忽略了小皇帝内心的感受,虽然李太后说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对于这个师父,小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自己的皇位能不能坐得稳,师父始终是个威胁,这让他不能接受。张居正去世的时候,万历皇帝刚刚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叛逆期,母后越是维护张居正,他越要铲除张居正的影响。从人性的角度,这酿成了张居正最后的悲剧。
李太后是非常欣赏张居正的,她在开头就曾说过“皇帝是孤儿,我是寡母。”而且她也说过,“他(张居正)让我有了依靠,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在最后,我专门设计了张居正和李太后在天地间见面,李太后想把自己的佛珠送给他,他婉言谢绝了,“太后,我们只能若即若离。”李太后又说,“我是太后,也是女人,我也有七情六欲……但我毕竟是钧儿的母亲,是先帝的亡妻,是母仪天下的太后。张先生,愿我们来世还能相见。”这其实已经点明了她的意愿。张居正的回答是,“太后,我们不会再相见了,世间已无张居正。”他们间互有情愫,但这段感情要守礼,也只能是“发乎情,止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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