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都柏林的文学四杰，他们以先锋姿态影响整个世界

近期，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权威理查德·艾尔曼的文学评论集《都柏林文学四杰》，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这是艾尔曼关于王尔德、叶芝、乔伊斯和贝克特四位影响深远的爱尔兰作家的讲稿。艾尔曼（1918—1987）在爱尔兰文学研究方面堪称一代学术巨匠。他曾就学于耶鲁大学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后在哈佛、耶鲁、牛津等名校任教与讲学。从1970年起，担任牛津大学哥德史密斯英语文学教授，直至1984年荣休。艾尔曼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精益求精，代表作有传记《叶芝：真人与假面》《乔伊斯传》和《王尔德传》，其中《乔伊斯传》获得195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王尔德传》获得1989年普利策传记奖，在西方学界备受推崇。他的其他作品还有文学评论集《川流复始》《都柏林文学四杰》等，并编有《乔伊斯书信集》《诺顿现代诗选》等。

在《都柏林文学四杰》里，艾尔曼感叹：“这四个人似乎都以现代作家的姿态，驱除并颠覆一切——除了真理。”他说，这四位爱尔兰作家都来自同一座城市，这一点说明不了什么，但他们和祖国一样，为独立而苦战，蔑视外部强权的占领，同时内部也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些特质并非爱尔兰独有，但是在爱尔兰得以集中体现。凭借这四个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这个曾经被迫归属于帝国的城市重获力量，以另一种统治权，即艺术的统治权，影响整个世界。”

理查德·艾尔曼 / 著

吴其尧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奥斯卡·王尔德——一听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期待他的妙语，将平庸的一本正经变成轻浮的真知灼见。这在他的生前身后都是如此。睿智、优雅、出乎意料：这些都是王尔德的精髓。而诚如博尔赫斯所言，王尔德还吸引我们的一点是，他所说的几乎总是正确的。

在奥斯卡·王尔德成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过程中，父母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他出生于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也是一个颇为古怪的家庭。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创办了爱尔兰第一家眼耳科医院，其专业水准超越前人。他还亲自鉴定爱尔兰考古遗迹，鉴赏爱尔兰民间故事。经他分类编目的文物现存放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由他收集整理的爱尔兰传说和民间故事幸免于失传。在这些功绩和荣誉之外，他还另有“遗产”：像某位王室浪子一样，婚前留下了三个私生子。孩子母亲的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奥斯卡·王尔德认识这些异母兄弟，他作品中经常写到弃儿和身世神秘的人，也许就与此有关。关于王尔德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是在意料之中的。

电影《王尔德》海报

王尔德的母亲写过一些情感炽烈的诗歌支持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早已与她持统一派政见的娘家断绝来往。她本名简，但使用笔名斯珀兰扎，这纯粹出于不无夸张的幻想：她的娘家埃尔基家族与著名诗人但丁的阿利格耶里家族有亲缘关系。她写信给美国诗人、但丁《神曲》英译者朗费罗时，署名弗朗西斯卡·斯珀兰扎·王尔德。后来她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再如此激烈，一些诗作再版时也不愿再看校样，她说：“曾经灼热的灰烬我无法踏足。”但她招摇依旧。在都柏林她主持的沙龙里，以及后来在伦敦的沙龙里，她总是身穿奇装异服，戴着隆重的头饰和珠宝，谈吐华丽，滔滔不绝。她儿子后来发表高论说：“没有言过其实就没有爱，而没有爱就没有理解。”这无疑是为她，也是为王尔德自己的刻意修辞辩护。她搬到伦敦后曾被问及诗歌创作，她叹息道：“我吟咏的长袍拖在伦敦的泥淖了。”有人请她接待一位“可敬的”年轻女士，她如此作答：“在这幢房子里你千万不可这样措辞。只有小商贩才是可敬的。”奥斯卡·王尔德一直记得这句话，在《认真的重要》一剧中，布雷克耐尔夫人问道：“这位普丽斯姆小姐是不是一个面目可憎，跟教书有那么一点儿关系的女人啊？”卡农·蔡秀白尔愤愤地回答道：“她可是一个最有教养、最可敬的女士。”“显然就是这个人了。”布雷克耐尔夫人说道。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他和母亲决定成立一个德行查禁协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母子俩心有灵犀，都有这个想法。数学家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曾带着王尔德夫人参观他在都柏林的豪宅，王尔德夫人说：“我希望这里常有幽魂出没。”爵士听了乐不可支。在一个更严肃的场合，威廉·王尔德爵士被控和一名女病人有不正当性关系。当王尔德夫人被问及为何对女病人的指控置之不理时，她庄严地答道：“我对此事毫无兴趣。”

有如此自命不凡的父母，儿子也自命不凡就毫不奇怪了。王尔德幼时在家接受私人教育，九岁时才被送到都柏林恩尼斯基伦的波尔托拉皇家学校，一直待到十六岁。他后来对这七年闭口不谈，只承认在波尔托拉待了“大约一年”。他肯定跟《理想丈夫》一剧中谢弗利太太的感受相似：“我早把学校生活忘到脑后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学校的生活很令人讨厌。”尽管讨厌，但波尔托拉使他获得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教育，并且将他跟其他新教徒男生一样送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三一学院 ，王尔德得到两位势同水火的权威马哈菲教授和提勒尔教授的指点，古典学成绩尤为出色。但两年半后，他突然中断学业，转而参加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半津贴奖学金考试，并顺利通过。据说马哈菲教授这样对他说：“奥斯卡，要留在这儿，你还是不够聪明。快点去牛津吧。”

王尔德部分代表作封面

就这样，王尔德于1874年10月从都柏林来到了这所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他在牛津四年，修了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之后又学习了古代历史、哲学和文学。初来时是混沌的二十岁孩子，离开时已是学有所成的二十四岁青年。他在笔记本里写道：“我从未播下野燕麦，我种了几株兰花。”花卉的隐喻植根甚深。

对于爱尔兰人来说，牛津对他们头脑的影响即如同巴黎对他们身体的影响。王尔德和其他人一样欣然接受这个传说甚广的类比。牛津大学对汇聚于此的精英学子既体贴又严格，待他们进入社会，则永远被视为睿智、聪慧，或许也平凡，却是牛津水准的平凡。学生们爱戴这位杰出的母亲，又对她能决定自己人生的巨大威力心怀敬畏。

王尔德没有理由把自己看作巴尔扎克《幻灭》中的吕西安·德·吕本布雷，从外省来到首都，在牛津找到那个伟大的世界。都柏林也不是小地方斯基伯林。他已经认识很多英国人——他母亲每周六下午的沙龙里经常有英国画家和演员出席，而且他的姓就是英国姓。不少亲戚，以及亨利·邦伯里这样的朋友也都住在英国。亨利·邦伯里完全没有察觉自己的名字被《认真的重要》一剧中的阿尔杰农借去，成全了他的阴谋诡计。王尔德曾陪同父亲考察史前巨石和古冢，牛津的古迹自然不会令他震惊。但用德莱顿的话来说，牛津仍然是雅典，而其他地方都是底比斯。王尔德说牛津是“英国最美的景点。”亨利·詹姆斯在王尔德来牛津前一年到访，他评价“牛津的独特气氛，热爱智性事物的自由气氛，由一种本身即满足理性的机制来确保。”王尔德则更为动情，他说牛津岁月是其一生中“最绚烂如花的日子”。

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封面

不过，怀旧是一回事，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温切斯特学院校友及早期托利党人的学生世界又是另一回事了。王尔德在写作中展现出的非凡高雅令他自此成为年轻人羡慕的对象。但进入牛津伊始，他却拙于交际。他进入牛津前那个夏天结识了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考特尼·博德利，这位朋友描绘了王尔德刚开始读本科时的模样，虽然恶毒但恐怕很准确。据博德利描述，王尔德第一次在餐厅用餐，身边恰好坐着一个其他学院的学生——一个三年级的运动健将，显然谁也不敢轻视。王尔德侃侃而谈，自觉已然讨得他欢心，一吃完饭就忙不迭向对方呈上印着姓名、学院的新名片。按照猜不透的牛津规矩，这样做显然不合适。他被当场拒绝，毫无疑问还遭到过几次同样的失利，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超过而不是落后于英国人。他的都柏林口音消失，一口英语庄重清晰，其遣词造句之讲究，后来令叶芝和其他爱尔兰人惊讶。他对正式着装兴趣浓厚，甚至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只身流落荒岛，但衣物还在，那我每天晚上都会盛装用餐。”（他不想想谁给他做饭。）白天，他把都柏林的衣服搁在一边，穿上粗花呢上装，格子比朋友们衣服上的格子更大，系着蓝色领带，竖起衣领，斜戴着卷檐帽，看上去比朋友们更加活泼帅气。他在牛津大街斯皮尔斯理发店将一头浓密的棕发恰到好处地剪短。这仅仅是他衣着革命的第一阶段；数年后革命继续，将变得更加讲究，包括把裁成大提琴形状的上装和类似的浮夸装饰。

外表和谈吐迅速使王尔德成为瞩目焦点。他因此激怒了那些仇恨炫耀的人，但同时也让朋友们愉悦，因为他们从他身上发现了放肆的自嘲。他和同侪相处甚欢，对高人一等的人则傲慢无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875年11月1日的一份学监报告指责王尔德和其他三人居然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克拉伦登楼里用餐，这简直是十恶不赦。学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要求他们尽快吃完并立即向他所在的耶稣学院汇报。他们缠着他问：“我们要向耶稣汇报？”惹得他最后只好气急败坏地走了。一刻钟后他杀了个回马枪，却发现他们还在，“甚至比之前还要放肆，王尔德戴着帽子旁若无人地踱步”。那顶帽子无疑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卷檐帽。学监要求他脱下来。学监提出关他们禁闭，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学院。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

原标题：《来自都柏林的文学四杰，他们以先锋姿态影响整个世界｜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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