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谈美国的废奴运动与政治生态

杜华（章静绘）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华的研究方向为美国早期史、十九世纪美国史、奴隶制与美国早期社会政治变迁。他最新出版了《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一书，以废奴运动为中心，分析废奴主义者如何突破国家权力和白人社会的双重压力，推动奴隶制问题的全国化和政治化，推动地方层面的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废奴主义者创造的政治话语和观点如何影响和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专访中，杜华认为：废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核心政治理念。废奴主义者尝试打破自由观念的种族限制，赋予自由以绝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自由这一美国的核心政治理念。

《美国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杜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2月版，328页

1863年1月1日，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我们从这里谈起吧。作为美国首任共和党总统，林肯对于废奴问题是如何考虑的？

杜华：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其实涉及好几个关键问题：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林肯真的是“伟大的解放者”吗？林肯到底是如何看待奴隶制的？这些都是美国史学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大概是两方面原因所致，一是从美国的社会政治语境来看，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此相关的研究深受意识形态影响；二是林肯本人留下的私人材料非常有限，很难清楚地判定他对奴隶制的真实看法。内战结束以来，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中，林肯一般被视为“伟大的解放者”，甚至是一个出生之时就手持签署《解放奴隶宣言》的伟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随着美国黑人史学的发展，林肯的这一形象遭到严重挑战，一些学者认为，林肯在黑人解放过程中一直是被动和迟疑的，黑人其实是通过逃跑、暗中破坏种植园、参加当地的起义、为联邦军队服务等方式完成了自我解放。过去数十年中，经过詹姆斯·M. 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詹姆斯·奥克斯（James Oakes）等学者的努力，林肯对奴隶制问题的态度大致被清楚地描摹出来了，相关论争基本得以平息。

林肯对奴隶制的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林肯对奴隶制的看法与北部州白人社会的主流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是必须遵守宪法中与奴隶制有关的妥协条款，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奴隶制，除非联邦和宪法面临威胁；黑人应该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但黑白种族间无法真正平等；他谴责废奴主义者的“狂热”，认为解决奴隶制的最好方式是与奴隶主合作，将黑人殖民到海外。从1854年到1860年期间，林肯从一个地方性政治家成长为北部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使用废奴主义者的话语，从道德层面强烈谴责奴隶制，认为奴隶制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根本矛盾，主张以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干涉奴隶制，宣称建国之父们拥有坚定的反奴隶制信条，并大力鼓吹“自由劳动”，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攻击奴隶制。

在内战期间，林肯对奴隶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内战爆发之初，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联邦统一，而且他仍然在尝试推动渐进的殖民废奴方案。但是，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施压、南部黑奴的大规模逃亡、战争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使内战从两支军队之间的战斗转变为南北两个社会之间的全面战争，奴隶制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这种局面下，林肯开始考虑解放奴隶。早在1861年7月，他就向内阁成员提出了原始版本的《解放奴隶宣言》。此后，林肯就成为奴隶解放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他在战时重建方案中明确指出，回归联邦的各州必须在宪法中废除奴隶制。1864年夏，北方士气降到最低点，与南部进行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林肯则坚决捍卫《解放宣言》，拒绝与南部和谈。我非常赞同方纳教授对林肯的评价：林肯作为政治家，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生来就与众不同，而是他能够不断成长，“能够接受历史抛给他的机会，而且从此力图实现历史对他的期待”。

美国画家威廉·爱德华·斯科特（William Edouard Scott）在1946年所绘的壁画，题为《废奴主义者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建议林肯总统招募黑人入伍》。图片来自：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2010641714/

在建国之初，奴隶制并没有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奴隶制，北部是“期待其理性而渐进地消失”，这种乐观从何而来？

杜华：北部州政治精英的这种乐观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美国革命。虽然建国一代政治精英在制宪时默许了奴隶制的存在，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个人普遍自由和自然权利不可剥夺这两个原则，对奴隶制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很多北部州的政治精英认为，随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普遍自由的精神将被更多民众所接受，人们会采取措施废除奴隶制。二是启蒙思想。很多民众秉持进步主义和人道主义理念，认为奴隶制作为一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的、属于过去时代的制度，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终结。三是经济考量。不少白人精英认为，随着世界市场中的烟草供应量持续过剩，烟草的价格会不断走低，南部的主要经济作物将由烟草业转变为小麦，小麦生产不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力，这意味着南部的奴隶制会自动消失。

其实，在美国建国之初，很多南部的社会精英也对奴隶制未来持悲观态度。不少南部精英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道德和经济罪恶，与自由这一核心的民主理念格格不入，肯定没有长久的未来。托马斯·杰斐逊在1785年出版的《弗吉尼亚笔记》中就指出：“我自认为从目前的革命开始以来，已经可以觉察到一种变化。奴隶主的锐气在低落，奴隶的锐气在上升，他的状况在改善，我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正在为全面解放而准备，而且这将按部就班地在奴隶主的同意下做到，而不是把奴隶主彻底消灭掉。”

美国历史的发展出乎这些政治精英的意料之外，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奴隶制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快速扩张起来，对美国政治带来巨大影响。如果要从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或事件来看奴隶制对美国政治的伤害，您认为是哪些？

杜华：在美国建国之初，奴隶制其实引发了一些政治争议，比如，逃奴问题经常引发诉讼和纷争；1801年联邦政府正式决定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交界处建立哥伦比亚特区，作为新首都，但保留了当地的奴隶制，引发了很多北部州人士的不满；1807年，联邦国会讨论立法禁止从国外进口黑人奴隶时，国会内部也有激烈辩论。但是这些争端很快就得以平息下来，并未对联邦政治造成严重伤害。

真正对联邦政治带来巨大伤害的是1819年爆发的密苏里危机。这场危机的直接起源是自由州与蓄奴州在国会中的权力竞争。到1819年时，联邦内共有二十二个州，自由州和蓄奴州各为十一个。因此，1819年2月，当位于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上的密苏里要求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时，遭到国会内部很多北方议员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自制宪会议以来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关于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最终，在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Henry Clay）积极斡旋下，南北达成妥协：密苏里和缅因分别以蓄奴州和自由州加入联邦，以北纬36°30′为界划分余下的路易斯安那领土，此界线以北，除密苏里之外，一律禁止实行奴隶制。密苏里危机打开了奴隶制问题这个潘多拉盒子，让美国的政治精英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奴隶制问题的巨大危险性——联邦分裂。在国会辩论时，南、北地区的不少议员都放出“狠话”，声称如果对方不同意，就将退出联邦和发起内战。1820年4月，已入暮年的托马斯·杰斐逊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这个重大问题，就像深夜中的火警铃声，将我惊醒且充满恐惧。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联邦的丧钟。”危机之后，主要的政治精英在奴隶制问题上达成共识：维持联邦和尊重密苏里妥协，避免就奴隶制问题展开辩论，一旦奴隶制问题引发争议，立即搁置争议、达成妥协。182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政治进入了由民主党和辉格党主导的第二政党体系时期。因担心奴隶制问题会导致联邦和政党分裂，两大政党都尽量压制极端地反对或拥护奴隶制的声音，试图避而不谈奴隶制问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两大政党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众国银行、保护性关税、联邦政府资助的内部改进、安德鲁·杰克逊的领导方式等问题，奴隶制问题被双方心照不宣地搁置起来了。

1820年密苏里危机时期的美国地图，红色区域为蓄奴州，绿色区域为自由州，蓝色为尚未加入联邦的西北领土。图片来自：https://moraluniversecynthia.wordpress.com/2014/08/20/the-moral-universe-bleedin-missouri/

奴隶制是联邦政治带来的另一个伤害是奴隶主权势（slave power）的兴起。奴隶制在南部和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蓬勃发展的势头，都促使南部的奴隶主精英竭力获取全国性的权力，以保护和扩张奴隶制。联邦宪法以模糊的方式处理奴隶制，并就逃奴、奴隶贸易、蓄奴州的代表权、联邦征税权等问题与南部蓄奴州达成了一系列妥协，为南部奴隶制精英提供了获取全国性权力的制度空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逐步进入民主党与辉格党主导的第二政党体制时期。新一代政治家大多出身平民家庭，以政治为职业，缺乏强硬的意识形态，善于谈判和妥协，以赢得竞争为最高目标，霍夫斯塔特将其称为“安抚性政治家”。由此形成了一种党派利益至上的现代政党文化，这更有利于南北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达成妥协。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奴隶制已经成为一种异常强大的政治权势，南部蓄奴州全面控制联邦政府的各个分支。在联邦国会中，蓄奴州议员人数虽不占优势，但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议长等关键席位，长期被蓄奴州所占据。联邦政府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位，也被奴隶主把持。安德鲁·杰克逊在1829至1837年间担任总统。他从年轻时就开始从事奴隶买卖，逐步成为南部地区最富有的奴隶主之一。有学者统计表明，在杰克逊当政时期，百分之五十七的联邦政府高级职位均被南部所掌控。杰克逊任命的八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六名是奴隶主。

总之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癌症”（这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加里森对奴隶制与美国政治之关系的比喻），使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奴隶制问题上失去了自我革新的空间和动力。一方面，奴隶制与自由这一美国民主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美国民主的普遍性价值，并阻碍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健康运行，危及联邦的统一与和谐。另一方面，奴隶制又深刻地寄居在美国民主的肌体之内，从民主体制中获得维持和发展的养料，不仅发展成一种强大的全国性政治权势，控制和挟持了联邦政治，还从尊崇公众意见的民主社会中获得了消灭废奴声音的力量。而且，奴隶制这颗“毒瘤”并不会随着时间发展而自动消失；随着奴隶制不断地向西部地区扩张，南北之间的妥协空间将越来越小，它极有可能会演变成美国政治的不治之症。

美国废奴运动的重要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05-1879），图片来自https://www.loc.gov/pictures/item/2017660623/

您写作此书的目标是“把废奴运动拉入到美国政治史的叙事之中”，探讨废奴主义者如何推动了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废奴运动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当时南北方社会如何看待废奴主义者的？

杜华：我个人认为，废奴运动是一场政治抗争运动。我们可以从纵横两方面做比较，来理解这个所谓的抗争性。在纵向上，可以把废奴运动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反奴隶制活动做对比。从殖民地时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多种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方案。它们都通过影响政治体制内的精英人士，以立法、制定政策等措施来渐进地废除奴隶制。与之不同，废奴运动不依赖现有的政治体制，而是诉诸全体美国民众，通过改变人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念来立即废除奴隶制。在横向下，可以把废奴运动与同时期的其他社会改革运动进行比较。

内战前数十年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改革时代”，废奴运动与同时期的其他社会改革一样，深受福音派宗教复兴运动的影响，其观念和话语具有明显的道德特征。但是，与同时期的其他社会改革者不同的是，废奴主义者又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试图联合道德和政治的力量，打破奴隶制政治权势对全国政治的控制，以最终消除奴隶制。同时，废奴运动也具有跨越种族、性别、教派的多元化特性，这一点在1832年12月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激进废奴组织——美国废奴协会身上就表现得很明显。这个最终的成立大会上，六十二名正式出席者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阿瑟· 塔潘（Arthur Tappan）和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兄弟代表了纽约市的福音派商人，詹姆斯·G. 伯尼（James G. Birney）、小伊莱泽·怀特（Elizur Wright, Jr.）、西奥多·D. 维尔德（ Theodore D. Weld）则是俄亥俄州西北部和纽约州的福音派代表。塞缪尔·梅（Samuel May）代表了一些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位论派（Unitarian）信徒，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则是三十一名贵格派参会者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贵格派参会者中还有四名女性和三位黑人。

1837 年，废奴主义者、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 的反奴隶制诗集《我们的同胞在枷锁中》（Our Countrymen in Chains） 中所附带的木刻画，描绘了一个带着镣铐的恳请中的奴隶。图片来自：https://www.loc.gov/item/2008661312/

十九世纪初以来，虽然南北地区的白人群体对奴隶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奴隶制的确具有天生缺点，但它是英国留下的不良遗产，美国人民不应对其负责；奴隶制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美国历史和现实之中，如果贸然将其废除，会侵犯南部的州权和奴隶主的财产权，导致联邦分裂，甚至引发黑白种族之间的战争；黑人在各方面都落后于白人，不能享有与白人同等的自然权利，且难以融入白人社会。总之，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处理奴隶制的最好办法是将其命运交给上帝和未来，期待其理性而渐进地消失。与之相比，废奴主义者所提出的立即废奴观念显得过于激进。因此，在南部和北部地区，废奴主义者均被视为“疯子”“狂热分子”，遭到各种敌视和攻击。从1833年起，北部自由州发生多起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暴力事件，激进的反废奴人士骚扰废奴主义者的会议，捣毁废奴主义者的印刷厂，并对废奴主义者进行人身攻击。在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或有废奴嫌疑之人滥用私刑的行为屡见不鲜。

1837年12月7日，废奴主义者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P. Lovejoy）在伊利诺伊州的奥尔顿（Alton）为保卫自己的印刷厂时被一群暴徒攻击致死的情景。图片来自：https://www.history.pcusa.org/history-online/presbyterian-history/honored-names/reverend-elijah-parish-lovejoy

这种艰难的处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废奴运动的精神气质。成为一名废奴主义者，并不需要传统的宣誓发言，因为加入废奴协会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广为接受的社会惯例的蔑视，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可能招致反对、驱逐乃至人身攻击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废奴主义者之间以兄弟姐妹相待，将其他成员视为为了实现废除奴隶制这一正义目标而甘冒生命危险的英雄。这种在宗教组织中才具有的集体认同感和责任感，在废奴运动中被世俗化了，内化为激进政治的一部分。像后代的激进改革者一样，废奴主义者将加入改革运动视为一桩改变生命（life-transforming）的个人事件和一次令人兴奋的加入“至善共同体”（the Beloved Community）的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废奴主义作家莉迪亚·玛利亚·蔡尔德（Lydia Maria Child）曾这样描述当年的“兄弟姐妹”：“人类从未像早期的积极废奴主义者那样如此高傲地遗忘自己。”此论虽怀有“乡愁式的夸张”，但是准确地捕捉到了废奴运动的高度道德主义的精神气质：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罪恶一刀两断，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慈爱的模范社会。

您在书中研究了邮件运动，这个视角很独特。您指出邮件运动具有明显的“非政治性”特征，其目的是“制造轰动”，对南部社会精英进行“道德说服”。利用邮政系统进行的道德说服与美国政治传统中的集会、游说、演讲的不同是什么？

杜华：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美国的联邦邮政体系有了解。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已经建成了大西洋世界范围内最强大的邮政体系。到1831年，邮政体系成为美国最大的联邦政府机构。联邦邮政部雇用的邮政局长超过八千七百名，占联邦公职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三还多。直到镀金时代美国最大的企业宾州铁路公司成立之前，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雇员人数超过联邦邮政部门。早在1827年，美国的邮政网络已经超越了大西洋沿海地区，覆盖到西部的边疆地带。在邮政体系资助下建立了全国性的公共马车系统，使旅行者和信息可以更便捷地穿越铁路尚未到达的广袤的南部和西部腹地。如果没有这种完善的邮政体系，美国废奴协会是无法发动邮件运动的。

我对邮件的分析，受到了查尔斯·蒂利的抗争政治理论的影响。邮件运动其实是废奴主义者所采用的一种全新的“抗争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与反奴隶制人士采用的国会请愿、政治游说、巡回演讲等传统的“抗争剧目”相比，邮件运动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之间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发后者更加激烈的反对。因为这些废奴宣传物是直接寄往南部的，收信人是近两万名南部社会精英人士，包括牧师、报纸编辑、公职人员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奴隶主。美国废奴协会利用城市地址簿、宗教团体记录和地方名人概览，找到了这些人的具体地址。二是废奴主义者的抗争行为是在邮件体系所构建的更广泛的公共空间内进行的，能产生更大的动员效果。富兰克林等建国时期的政治精英认为，在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公民只有得到足够的信息，才能具备足够的自治能力，避免道德上的堕落，也唯有如此，共和试验才能长久。所以，他们积极推动邮政体系的建立，并倡导以此来邮寄报纸。1792年联邦邮政法案规定，国会为报纸的流通提供资助，只向进入邮政体系的报纸收取数额极低的邮费，报纸邮寄一百英里，仅需支付一美分邮费，而一封四页的信，其重量与当时的大部分报纸差不多，但是邮寄三十英里所需的邮费是二十四美分。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联邦邮政为网络，由各种报纸和各种出版物构成的公共空间，各种力量都参与其中，相互辩论，以赢得公共意见的支持。总之，这两大特点使得邮件运动可以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性公共生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抗争政治的理论提醒我们，社会运动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政治影响，不仅是有运动本身决定的，也与国家权力卷入社会运动的方式和程度密切相关。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棉花种植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交通运输技术的突破、国际市场上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南部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奴隶制种植园为基础的“棉花帝国”，并开始积极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扩展奴隶制，因而加剧了南北双方在资源和权力方面的竞争。这样的历史语境，极有可能导致邮件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835年7月，南部的极端拥奴团体从邮局抢走美国废奴协会的邮件并当众烧毁。图片来自https://postalmuseum.si.edu/america%E2%80%99s-first-direct-mail-campaign

您认为，废奴主义者的抗争行为都是在当时美国政治框架内“合法”展开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打破奴隶主权势对联邦政治的控制，从话语、制度、立法等方面推动反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斗争勇气和高超的斗争策略，也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如您所说，“内战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非常有利于边缘性群体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那么，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有什么特点？

杜华：这是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的粗浅的感受，也是一些关于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史的基本常识，分享出来供大家批评。

首先，废奴主义者之所以能抵挡住州和联邦权力的镇压，持续从事抗争活动，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处于一个法制社会中，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请愿权等基本的公民权利。尽管联邦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奴隶主政治权势所控制，北部州在南北的政治竞争中也处于弱势地位，但是联邦政府和北部州政府始终没有通过限制上述公民权利的法律。而且，美国的反国家主义传统和民众对公民权利的珍视，使得州和联邦政府对废奴运动的镇压，反而有助于奴隶制问题演变为关于公民权利的政治问题，引起更为广泛的政治争论，并激发部分北部民众对废奴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在美国早期的联邦制中，各州享有相对完整的主权，州权主义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这给废奴运动和反奴隶制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蓄奴州一直强调奴隶制是南部的内部体制，谴责废奴主义者侵犯了它们的州权。为了“合法地”废除奴隶制，废奴主义者只能将改变公众意见作为核心废奴策略，试图从根源上切断美国政治体制对奴隶制的保护。在州权至上的历史语境之下，北部自由州则成为废奴主义者的庇护所。从1835年邮件运动开始，无论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有多么严重的切齿之恨，也无法让北部自由州政府制定剥夺废奴主义者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使得废奴主义者的声音一直在北部自由州的公共领域中回荡，持续对公众意见产生影响。

再次，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国家权力尚不具备完全渗入和控制公共领域的能力，这意味着废奴主义者可以凭借公共领域来对抗国家权力的镇压。这一现象在1835年邮件运动中表明得尤其明显。尽管南部州试图利用国家权力禁止废奴主义者发声，但是根本无法阻止废奴主义者的观念在北部州的废奴公共领域中传播。

更重要的是，内战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非常有利于边缘性群体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初期美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对公众意见的尊重乃至膜拜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交通条件的改善、印刷媒体的盛行、电报的发明，使得信息流动变得越来越自由和快速，将人们从地方精英或地方多数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使政治从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敌对游戏变成了对公众意见的争夺。在这样一个公众意见至上、信息流通便捷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都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公开化、最大化，以压制或淹没对手的声音，影响和塑造公众意见，使自己的声音成为公众意见的代表，以最终改变公共政策。这意味着在内战前三十年中，政治不仅仅是选举、担任公职这种对制度化权力的竞争，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发生的对公众意见的争夺。所以，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决定奴隶制命运的场所不是国会或法庭，而是公众意见。就如林肯所言，“我们的政府是基于公众意见的，谁能改变公众意见，谁就能改变政府”。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使得废奴主义者这样观点激进的少数派，也可以通过改变公众意见，对州和联邦层面的民主政治施加重要影响。

奴隶制所造成南北政治文化分裂，同样在客观上推动了废奴运动和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1835年邮件运动之所以会不断升级，关键原因是南部将捍卫奴隶制作为第一选择，而北部则将捍卫自由的价值作为底线，二者在自由与奴役这个问题上无法调和。这种分裂的政治文化好像是一堆极为干燥的柴火，废奴主义者洒出的几点小火星，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超出他们意料之外的熊熊大火。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内战前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比如“钳口律”的废存之争、自由土地运动、反对1850年联邦《逃奴法》运动，会发现废奴主义者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类似的。在很多时候，废奴主义者之所以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持续抗争，也是因为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已经产生了严重分裂，极易就废奴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展开激烈论战。

您认为，废奴运动是美国人第一次尝试利用社会抗争来解决常规政治中无法解决的难题，开创了以社会抗争推动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模式。这个遗产在后来美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能否请您举例说明，这一遗产在今天的美国还有多少保留呢？

杜华：废奴运动的这一遗产，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废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核心政治理念。废奴主义者尝试打破自由观念的种族限制，赋予自由以绝对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自由这一美国的核心政治理念。他们一再引用《独立宣言》，强调美国政治具有道德性，即人人生而平等。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资格理念，认为应该由联邦政府来界定和保护公民权利，要求把被解放的奴隶作为正式成员纳入美国社会和政治中去。他们还提出 “平等保护”原则，认为自由黑人的公民权利在每个州都应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政党政治家们最初并不接受这些带有鲜明的平等主义色彩的观念，认为政治必须是与道德分离的。但是，由于废奴主义者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一道德性政治观念逐渐通过废奴话语和思想进入联邦政治之中，最终成为联邦政治的基础，林肯的《奴隶解放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是二者融合的标志。重建时期通过的宪法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则意味着废奴主义者的道德性政治理念重塑了美国宪政体制。可以说，正是废奴主义者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平等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理念。这一改变对美国历史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后的历史中，当边缘群体和底层民众在发起社会运动以追求平等权利时，他们所能凭借的最主要的制度资源，就是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所确定的平等原则。

美国弗朗西斯·B·卡彭特（Francis B. Carpenter）于 1864 年所绘，描绘了林肯总统在1862年7月22日首次在内阁宣读《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场景。图片来自：https://www.loc.gov/resource/pga.02502/

废奴运动的运动模式也颇具影响力。虽然有约翰·布朗（John Brown）发动的武装暴动和零星的暴力营救逃奴事件发生，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废奴主义者仍然对美国的政治抱有信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以和平的手段来废奴。他们通过建立社会组织、印发废奴出版物、召集公众集会、举行公共演讲、发动公共请愿活动等各种方式来宣传废奴理念，把奴隶制所造成的法律与良知、秩序与正义、道德与利益的矛盾展现在北部州公众面前，揭开了国家权力和社会精英对奴隶制问题所设置的“封印”，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性公共领域和政治辩论的中心，将反奴隶制的道德理念注入公共意见之中。在此过程中，废奴主义者与制度性权力之间也存在间歇性互动：废奴主义者对北部州的普通选民和政治精英进行了反奴隶制教育，与同情废奴事业的政治精英合作；部分联邦和州层面的政治精英，出于利益或道德诉求，也开始借鉴废奴运动的理念和话语。这种以基层社会动员进行更彻底的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模式，在十九世纪末的女权运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民权运动中，都体现得很明显。甚至，在3K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运动身上，也能看到这种运动模式的影子。

废奴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兼具道德主义和行动策略。毫无疑问，废奴主义者具有坚定的道德勇气，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持续地与强大的奴隶制权势和种族主义斗争。但是，他们也不是拒绝一切政治活动的极端理想主义者，而是灵活地采用各种策略，动员一切力量来消灭奴隶制。这一特点在废奴运动的话语方面颇为明显。废奴主义者借用宗教思想来强调奴隶制的巨大罪恶，即违背上帝的旨意，使人失去上帝赋予的平等的理性、自由和权利，堕入非人的深渊。与此同时，废奴主义者又充分调用自由、平等、权利等美国政治核心的理念，突出奴隶制与美国政治制度与理念之间的巨大冲突，以此来证明废奴运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发明了一套以基督教、普遍自由、自然权利、共和主义为核心的“道德-权利话语体系”，以此来动员民众。如果我们阅读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8月28所发表的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可以看出其话语与废奴运动十分类似。废奴运动的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其参与者的多元化上。废奴主义者虽然在内部虽然存在矛盾，但是他们超越了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界限，在废奴这一公共的事业上进行了最大可能的联合，这对此后的社会运动者启发很大。

在今天的美国学术界，废奴运动的上述遗产已经得到充分的认可。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曾说：“废奴主义运动比其他任何运动都更能展现美国是如何做到激进变革的。”另一位著名的内战史家詹姆斯·M. 麦克弗森认为：“废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运动”。废奴运动研究的领军学者马尼莎·辛哈（Manisha Sinha）则宣称，“废奴主义者之后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一直将废奴运动视为行动主义的典范和社会运动的模板”。在今天的美国，很多社会运动人士，包括种族正义者、环保主义者、人权主义者，都以“新废奴主义者”（New Abolitionists）自居，认为他们在对抗各种新型的奴隶制。

与此同时，废奴运动的历史遗产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保守主义者对平等理念发起了全面抨击，认为过分追求平等，让美国丢失了其灵魂——自由。社会运动人士则更强调小群体的认同和尊严，对大规模的群体联合缺乏兴趣。更重要的是，不少社会运动人士要么对美国政制失去了信心，要么缺乏足够的政治技巧，导致社会运动与高层政治割裂，无法推动联邦政治变革。马尼莎·辛哈教授最近在接受Slate杂志的访问时就指出，美国的控枪人士应该向废奴主义者学习，把控枪运动与选举政治结合起来，让控枪理念写入民主党党纲，以最终推动控枪立法。

美国内战最终废奴了奴隶制度，然而自内战结束至今一百五十余年，种族问题始终存在，在近年更趋紧绷，您认为原因何在？

杜华：这个问题太难了，无数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回答。我只能从自己的领域出发，为大家提供几个思考的角度。

第一，奴隶制与种族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思想根基，奴隶制也让种族主义更为稳固和强大。但是，作为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并不仅仅存在于奴隶制之中，而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之内。而且，在近代诞生的“科学”种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话语体系，它基于肤色等所谓的生物性特征对划分人类群体，并规定不同群体之间的等级秩序。这个话语体系有着极为复杂的知识-权力根源，既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特征，又与人类通过他者来界定自我身份的传统又密切关系，同时又被各种权力精英所教育和强化，因为很难被一劳永逸地消除。这就意味着种族问题很难被彻底解决。近些年来，多次发生的警察对黑人公民过度施暴的行为，就表明社会和心理层次上种族偏见仍然深深地根植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之中。

第二，反奴隶制就是反种族主义吗？在今天，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美国，会发现二者还真不是一回事。在当时，种族主义是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所共同分享的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种自然的、正常的状态。与之相反，种族平等才是一种边缘性的极端思想。即便在废奴阵营内部，也只有极少数极端的废奴主义者支持种族平等。就个人权利而言，大多数奴隶制的反对者都支持黑人拥有自然权利（《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基本的公民权利（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反对其拥有政治权利（选举权）。绝大部分美国白人也反对“社会平等”（social equality），尤其是种族间的通婚。很多黑人也持同样的观点。所以，在内战前的美国，对大部分人来说，有“问题”的不是种族，而是奴隶制。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会阻碍自由经济的发展，腐化民主政治，最终导致共和试验的失败。事实上，在内战之前，绝大多数奴隶制的反对者都认为反对奴隶制与反对种族主义之间没有系统的关联，不少废奴主义者本身就具有种族主义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内战终结了奴隶制，但是没有消除种族主义。

女性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Lucy Stone（1818-1893）在波士顿的家中举行的聚会，包括Samuel May、William Lloyd Garrison、Elizabeth B. Chase、Theodore D. Weld等多名重要的废奴主义者。照片由波士顿的一家公司拍摄，具体拍摄日期不详.图片来自：https://commonplace.online/article/memory-as-history-memory-as-activism/?print=print

第三，当我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提醒大家注意到种族问题的复杂性。首先，种族问题不单单是“黑人问题”。虽然非裔美国人的权利和地位是美国最核心的种族问题，但美国一直是个多族裔的国家，而且其族裔组成始终在发生变化，所以白人与其他族裔的关系，以及少数族裔内部的关系，同样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是长期存在的；而很多亚裔，因为对黑人和美国历史的不了解，对黑人也怀有很深的偏见，殊不知他们在今日美国所享受的很多权利，其实是非裔美国人通过数代努力争取而来的。其次，种族问题至少存在两个维度：作为事实描述的种族问题，作为话语的种族问题。前者是美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少数族裔在社会领域遭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困、犯罪、族裔间关系恶化等问题。后者则是一种被权力操纵的意识形态话语。比如，当今美国社会就存在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精神的核心是自由，即个人应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美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给予少数族裔太多的平等权利和机会，导致自由这一美国的灵魂堕落了。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以所谓的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来掩盖种族主义。事实上，因为种族主义的广泛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权力结构，使得少数族裔难以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而且长期被边缘化的历史，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比如，内战之后，黑人虽然成为美国公民，其实他们并不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与白人具有同样的竞争力的“社会人”。民权运动之后，黑人虽然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并未得到稳定的经济权利，容易陷入到贫困之中。再次，种族可能并非是所谓“种族问题”的唯一决定因素。当今美国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居住隔离、社会贫困、犯罪率高、社会认同撕裂，虽然是以种族面貌出现的，但是也与阶级、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资本衰退等问题密不可分。如果回到种族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会发现，种族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迄今为止，“种族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难题，只不过在有些区域，它不是以种族面貌显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