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攀︱在秃鹫行动的阴影下：拉美冷战往事

2015年，一部名叫《尊严殖民地》（Colonia）的电影上映了。这部电影的情节是：1973年智利政变前夕，一对年轻的西德左翼人士夫妇来到智利支持该国的社会运动。智利政变之后，男主人公被智利军方逮捕，而且被转移到“尊严殖民地”（Colonia Dignidad，Dignity Colony）遭受酷刑。女主人公随后潜入这个组织内部并成功地救出了男主人公，他们虽然被大使馆官员出卖，但是最终成功地摆脱了“尊严殖民地”主人的追捕，并在英勇抗命的航班机长的支援下返回西德。

既然这是电影，情节就不免有艺术上的虚构和夸张。比如在现实中，女主人公单枪匹马面对皮诺切特政权和“尊严殖民地”，成功救援丈夫并逃脱的希望可谓微乎其微。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孤身深入虎穴救夫的女主人公，还是不顾塔台命令起飞的航班机长，都不免带有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

不过，这部电影的不少内容还是颇为写实的。“尊严殖民地”这个宗教性质的“小共同体”是实际存在的：该组织由逃亡到智利的前纳粹下士保罗·沙费尔（Paul Schaefer）建立，此人已遭到审判并于2010年瘐死狱中。影片开始的一些镜头再现了1973年智利政变前后该国社会的部分状况。主人公夫妇曾经被拘押在当时专门用来关押并杀害左翼人士的智利国家体育场，这个体育场还是1974年世界杯预选赛智利队和苏联队之间足球风波的发生地。就主角夫妇而言，当时确实有不少世界其他地区的左翼人士来到智利投身当地的社会运动，比如依附理论的著名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巧合的是，他正是生在西德）就是其中之一，皮诺切特政变后也的确有数千名智利左翼人士流亡两个德国等欧洲国家。

无论如何，这毕竟只是一部电影，和智利政变前后实际发生的事件相比，电影描述的甚至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最多不过沧海一粟。这些事件也不仅仅发生在智利或者当时的南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而是发生在整个南美、整个拉丁美洲，甚至可以说，发生在冷战涉及的全部美国阵营国家和地区。这就是秃鹫行动（Operation Condor）。随着冷战结束，秃鹫行动的相关资料也逐渐曝光，原美国长岛大学政治学教授帕J. 特里斯·麦克谢里（J. Patrice McSherry）的著作《捕食国家》（Predatory States，以下引用本书仅标注页数）揭示了这个行动的前因后果。

泾渭分明的拉丁美洲

虽然秃鹫行动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的，但是探源溯流，这个行动也是其来有自。长期以来，社会高度分化与以考迪罗（Caudillo）为代表的寡头统治，是拉丁美洲各国的突出特征，天主教会和城市工业资本家等右翼势力也是这个寡头联盟的常任成员。例如1930年瓦加斯（Getulio Vargas）执政之前的差不多一百年，巴西都处于寡头统治之下。保守派政党则是寡头政治的支柱。拉美其他国家和巴西大同小异。拉美的上层联盟虽然也发生过内战，但是他们“共同的底线”就是维护自身的权位，维护他们通过右翼政党进行的寡头统治，反对一切社会改革。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军政府就成了拉丁美洲各国右翼在台前的代理人。同时，拉丁美洲的寡头们长期仰人鼻息，始终处于美国的股掌之间，这些寡头也就成了拉丁美洲各国民族主义的矛头所向。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以及学术上的“依附理论”已经详细描述并分析研究了这一状况。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毫无疑问，拉美民众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拉丁美洲的反抗运动，无论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源远流长。1895年，阿根廷左翼知识分子胡安·B. 胡斯托（Juan B. Justo）将《资本论》第一卷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拉丁美洲的左翼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2年，智利活动家雷卡巴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远赴莫斯科参与活动（Michael Loewy,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from 1909 to the Present）。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墨西哥发生了革命，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就是在这次革命中涌现出的农民领袖，日后墨西哥农民运动举起的就是他的旗帜。大萧条中拉美也严重受创，社会矛盾再次激化，上世纪三十年代，萨尔瓦多、巴西分别爆发了起义。

自从“门罗主义”提出之后，美国就视拉丁美洲为自己的后花园，美国资本家在这个地区也投入重金，拉美地区的不少反抗矛头直指当地的美国资本（例如著名的联合果品公司），美国方面自然不会对他们羽翼下的拉丁美洲上层置之不理，也不会对自己的资本遇到的反抗听之任之。从十九世纪开始，每当拉丁美洲各国上层力不从心的时候，美国就亲自出手干涉中美洲——二十世纪初期的委内瑞拉危机、香蕉战争等等，可谓罄竹难书。

二战之后，拉美的寡头统治和反抗一如既往。这时冷战已经展开，美国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把一切反抗寡头资本的进步社会运动都视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词，更加必欲除之而后快。1954年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就是早期牺牲品之一。不过，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加之美苏对抗的前线和重点不在南美，如果美国再赤膊上阵的话（如同美国支持白人南非那样），不仅会让美国在第三世界各国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会分散美国的精力。于是，美国一边做出一些援助和“进步联盟”之类的姿态——毫不奇怪的是，美国羽翼下的拉美精英坚决抵制这类改革，一边转而通过这些地区的军方等右翼势力代理人进行干涉。

1963年，多米尼加军方武力推翻了试图进行土地改革的该国当选总统博什（Juan Bosch），肯尼迪政府袖手旁观。继任的约翰逊政府更是把进步联盟弃之如敝屣。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迎来了社会运动的又一个高峰，社会抗议乃至游击战遍及拉美城乡。左翼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部分市民联合起来反抗拉美各国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地主、资本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保守派政党等右翼则在拉丁美洲军方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双方可谓泾渭分明。

秃鹫行动的源起：冷战中的秘密战线

冷战起源于欧洲，冷战中的秘密战线自然也源自欧洲。早在二战刚刚结束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就已经开始在欧洲组织秘密运动，向苏东各国渗透了。美国和西方各国一手抓进攻，对“防守”也不会忽视，这是欧洲秘密战线的源起。

欧洲地区不仅是冷战的前线和中心，也是很长一个时期内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欧洲左翼运动和组织比南美更加发达。大家都知道，早在一战之后，意大利、匈牙利、德国等国都发生了工人运动甚至革命。意大利的资本家、地主和自由党政府吓得把墨索里尼推上了台（Dahila S. Elazar, The Making of Fascism）。二战中，希腊、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共产党都组织了游击队武装。二战后期的1943年，意大利都灵发生了工人起义。二战后希腊也发生了希腊共产党及其对手之间的内战，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可谓风生水起。1968年欧洲各地更是爆发了大规模左翼学生运动以及工人运动，无论福利国家模范瑞典，长期的欧洲“例外”英国，还是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都未能置身事外。

不用说，欧洲左翼组织和社会运动是美国和欧洲各国右翼的眼中钉。不过，和南美军政府不同，二战后的多数欧洲国家在形式上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动刀动枪、有碍观瞻的行动不宜由欧洲各国政府直接出面执行。因此，希腊、法国、意大利、西德等欧洲国家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调下成立了相关秘密组织。不少前纳粹（含前党卫军）、前意大利法西斯人士因为他们在反共方面的“丰富经验”成了新的秘密战线宠儿，著名的“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以及原纳粹德军东线情报部门负责人盖伦（Reinhard Gehlen）都是这些秘密组织的领军人物（41页）。不难发现，这些人就是前述“尊严殖民地”创始人的战友，他们又一次在共同的事业中同心协力了。

1948年和1958年，这些组织两次干涉意大利大选，以阻止当时蒸蒸日上的意大利共产党执政（38-39页）。这些右翼组织还协助其南美“战友”袭击并杀害了不少流亡欧洲的南美左翼人士：1975年，皮诺切特及其手下赶赴西班牙参加佛朗哥葬礼，并和意大利右翼德勒·基亚伊（Delle Chiaie）商讨了行动方案（43页），同年10月，智利流亡者贝尔纳多·莱顿（Bernardo Leighton）就在罗马被上述组织的杀手枪击，身负重伤，失去了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同上）。这些组织还在欧洲各地制造了不少恐怖袭击，例如1969年12月米兰小广场（Piazza Fontana）爆炸事件，1980年8月博洛尼亚火车站爆炸事件等等，并栽到左翼头上，以制造恐怖气氛，促进右翼势力夺权（44页）。前述的电影《尊严殖民地》中，飞机起飞之后，主人公夫妇就顺利地返回了西德，但是，在实际发生的历史中，相关人士是不会如此轻松愉快的：他们返回西德之后，仍然面临着右翼组织的追杀。当然，正因为上述组织的存在，《尊严殖民地》末段的一个情节，亦即西德驻智利大使出卖主人公夫妇，倒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并非电影导演的向壁虚构。

和南美的类似组织一样的是，这些组织也成了“国中之国”，直到冷战结束后，这些组织的状况才得以部分曝光，1990年，意大利时任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公开承认上述组织存在，并为之辩护，欧洲议会也曾对之调查（42页）。可以说，冷战发生在哪里，美国就把这类组织建立在哪里，犹如播种机一般。六十年代正在热战的越南（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时的南越）也是其中之一（46页）。

南美军方就不像他们的欧洲同道那样缩手缩脚了，面对高涨的社会运动甚至革命，他们相继发动军事政变，并建立了军政府。拉美天主教会和其他右翼势力在其中如鱼得水。拉美的左翼运动跨越了国界甚至大洋，这些右翼政权就在美国的指导下呼朋引类，建立了各种秘密的准军事组织，雇用各种黑帮分子乃至新法西斯分子，联合镇压左翼——无论这些人士是否在该国的政治框架内活动。法国也不甘寂寞，越过大洋厕身其间（16页）。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南美这些组织基本上不受政府约束，已经成了这些国家的“国中之国”。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里，比起他们的欧洲同伴，南美的这些组织更加心无旁骛，更加明火执仗，更加肆无忌惮。

秃鹫行动的过程

如前所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南美各国的社会运动再次高涨，南美右翼的社会力量则有所削弱。古巴革命之后不久，切·格瓦拉就在拉丁美洲各地组织游击战争。这个时期，不少南美左翼人士当选为各自国家的执政者，比如巴西的古拉特（Joao Goulart）、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等。和危地马拉的阿本斯一样，这些人士执政之后往往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强化再分配、保护自然资源等。美国资本掌控了拉美不少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矿产，因此，上述不少措施往往针对美国资本，例如将这些国家的美国企业——特别是资源类企业——收归国有。还是和前述的阿本斯一样，这些措施让冷战中绷紧神经的美国政府——尤其是基辛格等人——惊恐万状，也让南美国家的右翼如临大敌。美国不仅资助这些国家的右翼政治人物竞选，还通过中央情报局以及当地的美国大使馆直接组织行动。

上述人士的改革措施也激起这些国家的民众提出进一步诉求，刺激了南美各国社会运动进一步高涨，这更加让美国和南美右翼相顾失色，反扑就成了他们的结论和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苏联通过“缓和”，与美国达成了某种类似“互不干涉势力范围”的默契，古巴能力毕竟有限，这些政权在面对右翼反扑的时候不免孤立无援。

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于1985年被推翻），随后巴西就成了拉丁美洲反游击战的训练中心（53页）。巴西军政府进而推波助澜，协助邻国“战友”发动了多次政变。1971年的玻利维亚政变、同年的乌拉圭政变、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以及1976年的阿根廷政变（顺便说一下，日后和英国在马岛发生战争的，就是这个阿根廷军政府），都是上述“国际协作”的“成果”。1980年的玻利维亚政变中，前述的“里昂屠夫”巴比和意大利右翼基亚伊都成了入幕之宾（185页）。这些右翼军政府一手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指导下大搞“市场化”改革，一手加紧镇压左翼运动。1973年政变后不久，皮诺切特政权专门建立了全国情报管理局（Directorat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INA）全权负责相关事务，前述电影中的“尊严殖民地”在现实中正是这个机构的合作伙伴之一（73页）。在此之前，南美各个军政府相关机构之间就已经在美国的鼓励下共同行动了，智利皮诺切特政权与阿根廷军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是庇隆）合作暗杀流亡在阿根廷的智利民主派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就是早期“成果”之一（69页）。

随着南美右翼势力不断攻城略地，同气相求的南美各个军政府之间的联合行动也提上了议程。1974年2月，巴西以外的南美各军政府的“安全官员”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秃鹫行动，或者说“肮脏的战争”（Dirty War）从此正式鸣锣开张。各个军政府的秘密情报部门从此并肩作战（78-81页）。不仅如此，在秃鹫行动中，这些军政府建立的秘密武装行动不分畛域，跨越边界开展绑架和暗杀行动（81-83页）。1976年的阿根廷政变及之后建立的军政府更是使得秃鹫行动快马加鞭。这些暗杀行动自然成了各个军政府的最高机密。这些组织倒是颇为与时俱进，广泛运用了当时的各种科学成果。

自此以后，秃鹫行动的机器全速运转，逮捕并杀害了大量南美左翼人士。值得注意的是，为麦克谢里的著作作序的马丁·阿尔马达（Martin Almada）就是秃鹫行动的受害者之一：他于1974年11月29日在巴拉圭被捕，不过他就没有上述电影中的主人公那样幸运了，阿尔马达随后被关押数年。1978年出狱后，阿尔马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拉丁美洲顾问，直到1992年（本书序言）。由于篇幅关系，笔者在这里无法一一详细叙述秃鹫行动的受害者以及相关过程。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秃鹫行动的确杀害了大量南美左翼人士，也对南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南美左翼运动并没有真的因为秃鹫行动而毁灭，南美各国民众的反抗行动也没有因为秃鹫行动而终止。

秃鹫行动瞄准的不仅是南美各国的左翼；欧洲的左翼，例如追随格瓦拉去玻利维亚的法国左翼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也身陷囹圄。甚至美国公民也不能逃脱魔爪，1973年被杀害的左翼记者查尔斯·霍尔曼（Charles Horman）和左翼工人运动活动家弗兰克·特鲁吉（Frank Teruggi）就是其中两人。可以想见，他们的家属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即使时任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出面质询，也是泥牛入海。直到1975年9月，逃往意大利驻智利使馆的智利前情报部门官员拉斐尔·冈萨雷斯（Rafael Gonzalez）才揭开了部分真相（83-88页）。不用说，这一切的背后，都少不了，也离不开美国政府。南美各国军政府把自己的行动冠以“反恐怖”名头。美国国会质询的时候，美国政府部门则对南美军政府这些欲盖弥彰的说辞倒背如流（125-127页）。正是因为知道美国在秃鹫行动中的作用，上述这位冈萨雷斯拒绝前往美国。

七十年代末美国的卡特政府碍于国际观瞻，有时不能心无旁骛地支持拉美右翼，后者也对卡特及其政策颇有微词。里根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就大刀阔斧了起来。里根政府内的一些人甚至支持美国和阿根廷及白人南非建立军事联盟，以针对苏联在南大西洋的活动（William M. LeoGrande, Our own Backyard, p.291）。当时的阿根廷军政府自视为西半球的 “反共专家”，自然和里根政府一拍即合，这个军政府也成了里根上台后在南美找到的第一个合作对象。双方的蜜月一直持续到阿根廷军政府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为止。事实上，阿根廷军方甚至认为，由于他们对美国如此忠心耿耿，美国应该支持他们占领马岛（LeoGrande, Ibid., pp.292-293）。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不仅著有《独裁和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一书，为右翼独裁摇旗呐喊，详细论述美国为何应该支持这类政权，而且身体力行。这位大使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自然对阿根廷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到了马岛战争期间，这位大使的同情也给了阿根廷：她认为美国应该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LeoGrande, Ibid., p.293）。

秃鹫行动扩展到中美洲

整个冷战时期，拉丁美洲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南美如此，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亦然。阿本斯被推翻之后，中美洲人民仍然前赴后继，1959年巴拿马爆发了反美斗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洲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爆发了反抗当地寡头政权（这些政权的背后还是美国）的社会运动乃至武装斗争。从十九世纪以来就长期干涉这一地区的美国当然也不会作壁上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就推动中美洲各个寡头政权成立了联盟。里根上台之后，其政府不仅加强了美国和白人南非的关系，也强化了美国对中美洲各国的干涉。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家族统治之后，里根政府不仅一以贯之地施以经济制裁，还直接扶植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与之对抗（著名的“伊朗门”事件即来源于此）。

既然美国率先上阵厮杀，作为美国跟班且“近水楼台”的南美各个军政府，当然也不会坐视老大孤军奋战，秃鹫行动就此延伸到了中美洲地区。1979年之前，阿根廷军政府就和尼加拉瓜索摩查政权勾搭上了，第一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还是阿根廷方面的产物，阿根廷军方的里贝罗（Jose Osvaldo Ribeiro）就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幕后黑手之一（211-213页，196页）。1979年，洪都拉斯的时任警察头子也是在阿根廷方面的支持下，才组织起一支秘密武装力量。马岛战争之后，阿根廷军方培养出的洪都拉斯将军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马丁内斯（Gustavo Alvarez Martinez）还因为美国在战争中支持英国，和美国小小地闹了一下别扭（LeoGrande, Ibid., pp.294-299）。顺便提一下，这位将军在1989年被洪都拉斯的左派游击队送上了西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用说，中美洲各国也因为秃鹫行动遭到了重大损失。

余论

冷战结束了，南美各国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相继推翻各自的军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民主化。秃鹫行动的部分细节随之重见天日。但是，拉丁美洲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真的彻底摆脱过去的阴影。尤其突出的是，拉美的社会经济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和政治统治形式上的民主化而获得重大改善。

拉美上层大体上完好无损。皮诺切特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民主化之后的智利延续下来了。智利右翼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仍然举足轻重，甚至拥有否决权，亦即他们能够抵制对皮诺切特遗留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政治与经济改革。阿根廷右翼领袖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Alvaro Alsogaray）也和该国军方共同行动，强烈反对审判该国军政权的首脑们。巴西的右翼政党也始终在该国政坛和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在最近的选举中还来势汹汹。其他国家也如出一辙。南美各国右翼围绕着新自由主义再次团结起来了，社会高度分化和寡头统治仍然是拉丁美洲各国的突出特质。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各国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仍在继续。南美各个军政府刺激的经济增长也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底层，这个底层并不会如哈耶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不再寻求通过政治活动改善他们的处境。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运动就是一例，2005年的玻利维亚也一度濒临内战局面。那么，拉丁美洲将来的情况会如何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