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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长江经济带十年协同:生态协同强,科创待提升
2023年12月10日,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3)”(以下简称“协同指数”)。
“协同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对外发布,今年是第9次发布。依循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创新系统、区域发展韧性、增长极等科学理论,该指数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支撑等四大领域,综合GDP水平等1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与阈值,对长江经济带110座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系统评估。与以往相比,本次评价指标中新增了“对外合作指数”。
从指数研究报告看,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稳步上升,城市体系橄榄型结构不断优化。然而,对标世界一流水平,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生态协同能力增强,但短板仍然突出。二是城市子群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化,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仍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澎湃研究所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科研团队撰写系列文章,提炼呈现指数研究报告精华内容,以飨读者。此文为该系列第2篇。
这是2023年10月30日拍摄的长江重庆城区段景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推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在此,我们将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3)”相关研究发现,梳理总结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十年来的建设成效与经验,以明晰未来长江经济带9省2市更高水平协同发展的新方向、新使命、新任务。
交通、绿色、科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十年成就斐然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在综合立体交通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首先,长江经济带作为黄金水道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2013年来,长江经济带已初步建成区段标准统一、通航能力释放的现代化航道,多式联运组合效益得到显现。
与莱茵河相比发现,2013-2021年长江年货运运输量均是莱茵河流域的10倍以上,且差距不断拉大,从2013年的10倍扩展到2021年的21倍(表1)。2022年,长江水系省市完成水路货运量61.7亿吨,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达35.9亿吨,连续十八年位居内河航运世界第一,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6亿吨,均创历史新高。
此外,长江航运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截至2021年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行动全面完成,共腾退长江岸线长度162公里,拆除违法违规建(构)筑物面积238万平方米,完成滩岸复绿面积1225万平方米。目前,长江干线全面推行船舶水污染物“零排放”模式,干线港口码头船舶水污染物固定接收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岸电、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推广应用加强。
资料来源:《长江年鉴》和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
其次,2013年来,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规模持续下降,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成效明显。根据表2,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规模从2013年的87.78亿吨下降至2019年的54.57亿吨,降幅为37.8%;而工业SO2排放规模从2013年的576.58万吨下降至2020年的131.85万吨,下降幅度为77.1%。
同时,从人均视角来看,人均工业废水排放从2013年的17.71吨下降至2019年的10.03吨,降幅比例为43.37%,但人均工业SO2排放从2013年的132.06吨下降至2020年的18.86吨,减少了6倍。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当然,也应当看到,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三大区域污染物排放呈现显著的差异性。从污染物排放规模来看(图1),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的工业废水总体上均呈现下降趋势。相比中上游地区,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规模远大于中上游地区,说明工业废水排放仍是造成下游地区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然而,在工业SO2排放领域,下游地区的排放规模大于中游和上游,2020年,三大区域的污染排放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不过,从人均视角来看,下游地区仍是工业废水排放最多的地区,但上游地区的工业SO2排放最高。这说明,下游地区虽然环境污染相对最为严重,但同时也承载了更多人口,因此需辩证地看待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
图1 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两大区域典型污染物的趋势演变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发展稳居全国前列,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长江经济带集聚了全国43%的高等学校和36.21%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在2021年已达到1490.49万人。高水平创新资源和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和跨界流动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力。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及创收也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共有国家高新区79个(占全国的47%),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0个(占全国的43.5%),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5家(占全国的43.1%)。
然而,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又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上中下游地区在发展阶段、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图2)。不同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整体协同创新能力强、一体化发展程度高的现状,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较弱,还未进入技术赋能区域发展的阶段。
具体而言,创新能力为例,2013—2021年,长江下游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达18.21万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的4—5倍。研发实力上,2021年,长江下游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达8422.14亿元,研发人员全时当量180.20万人年,超3倍大幅领先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且差距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
图2 2013-2021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发展指标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及相关政府官网。
未来构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支撑
十年来,虽然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不稳固、跨区域协调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首先,当前需推进长江航运绿色化和智慧化转型,不断完善长江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提高长江航运管理和服务水平。具体可通过整合水、铁、公、空等运输数据,基于航运数据搭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数据中心,组建综合立体交通服务中心,制定长江航运绿色化和智慧化转型详细行动方案等方式来实现。同时,建议长江航道局联合中国地理学会长江分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围绕长江航运发展、环境保护、智慧化转型等议题组织一系列讲座、论坛,并进行宣传,推动长江沿线人民形成长江绿色智慧的共识。
其次,抓紧推进生态环境从专项整治转向综合治理,构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新体系。长江流域整体性保护不足,部分区域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等因素,导致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可从两个方面重点突破,以从突击式的专项治理行动转向系统化和长效化的综合治理模式:一、设立市场化运作的绿色发展基金,探索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考虑在现有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基础上,鼓励长江流域11省市政府共同出资建立长江环境保护治理基金,并以财政资金为基础,按照一定比例吸收社会资本参与,设立专业化团队、市场化运作的全流域保护治理基金,通过资金补助、发展优势产业、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多种方式探索上中下游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协同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二、构建生态预警和监控机制。建议将互联网大数据等各种信息技术引进水利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的4个区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的环境监测体系中,用新兴科技手段对整个长江经济带进行实时有效监测。统筹整合水利、环保、林业、农业、气象等机构数据库,对长江经济带发展存在的潜在风险趋势进行系统性评估与预测,构建生态预警和监控机制。
最后,构建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加快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也至关重要。长江经济带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创新实力走在全国前列,但仍存在地方行政分割现象严重、东中西部创新实力差距大、创新协同程度不高等问题,打破行政边界约束,强化协同创新能力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当前的一条可行路径是通过推动跨区域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助力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发挥长江经济带科教资源优势,以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城市为引领,向中上游地区推广长三角地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先进经验。同时,长江经济带可设立由政府扶持、企事业单位主导的长江经济带创新基金会,联合共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长江经济带创新公共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消除影响协同创新发展的行政壁垒,秉承“不破行政隶属关系,打破行政边界约束”原则,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为首,并逐步扩展至长江经济带跨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市场、公共服务环境建设,如搭建沿江11省市地方政府共商平台、企业服务平台等。
(作者胡森林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曾刚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万媛媛、陈鹏鑫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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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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