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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笔墨见真章”：从《赵宽碑》读到陆柬之、司马光

澎湃新闻综合报道

2024-01-11 16:46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获悉，台北故宫博物院数月轮换一次的专题陈列“笔墨见真章——故宫博物院书法导赏”今日（1月11日）更换展件。新一期“笔墨见真章”展出东汉《赵宽碑》、唐代陆柬之《文赋》、北宋《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告身》、明张弼《杂书》等古代书法珍品，呈现历代书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本次展期持续至2024年4月7日。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参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东汉佚名朱提造鱼鹭纹瓦当

瓦当是一种传统建筑的屋顶构件之一，约起源于战国时期，具有挡住瓦片、保护檐头的作用。汉代瓦当表面多有图案、文字装饰，兼具实用和艺术功能，并承载许多历史信息。

本幅东汉佚名《朱提造鱼鹭纹瓦当》为东汉朱提郡(今云南省昭通市)遗址所出瓦当的拓片。篆书西元100年铭款居中，两侧饰鱼、鹭纹，这种样式和当地出产的铜器非常相似，极具地方特色。

东汉佚名赵宽碑

本幅《赵宽碑》拓本，原碑是1941年在青海省乐都县出土。碑立于180年，碑主赵宽(88-152)是浩门县长特聘“三老”之一，协助地方教育。他的孙子赵璜(活动于2世纪)为了显扬家族名声而立碑，所以碑中叙述祖先世系与功业，又赞扬赵宽献身教育的事迹。通篇隶书，字形端正，线条多稜角，书法风格接近165年《华山碑》、175年《熹平石经》。

唐陆柬之文赋（局部）

陆柬之(活动于7世纪中期)，史载他善于模仿舅父虞世南（558-638）及王羲之（303-361）的行、草书，但缺乏独创的风格。

本卷文字内容与9世纪编《文镜秘府论》收录者大致相似，其中的异体字与避讳方式，也多能与唐代资料呼应，可见此卷颇具《文赋》的古钞本面目。通篇以行书为主，间有草书，风格与《兰亭序》非常接近，符合史料对陆柬之书法的记载，故自元代以来传为陆书。

北宋魏宗式等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告身（局部）

北宋魏宗式等司马光拜尚书左僕射告身（局部）

北宋魏宗式等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告身（局部）

“告身”是古代政府颁授官职或勋奖的凭证。按等级高低，形制各有不同。本幅是司马光(1019-1086)在1086年拜相的告身。它由翰林学士拟主文、再经门下省官员审读、皇帝“制可”、尚书省官员签署、吏部钤印等程序，是为“制授”告身，用来代替“册授”宰相的典礼，反映北宋政府在1082年改革官制的情形。通篇多大字行书，笔法流畅、结构紧饬，表现挺健、开张的气势。按制度，应由吏部令史魏宗式(活动于11世纪)等人所书。

明张弼《杂书》（局部）

张弼（1425-1487），字汝弼，号东海，今上海人，明代云间书派的代表书家。此卷作于61-62岁之间，全是他写给好友司马垔（1439-1484以后）的信札与诗。通篇以行草、狂草为主，又掺入章草笔法。字体大小、字形长短、线条的粗细对比很强。不在线条起收、转折处表现精致的笔法，只凸显凌厉的笔势与轻松自然的情调。因此他自拟为“野鹜”，以别于朝廷中“馆阁体”的唯美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