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萧军与鲁迅（二）：漂至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创作出书

编者按：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32年，结识萧军。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后东渡日本，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本文是日本学者平石淑子对萧军、萧红和鲁迅一段交游情谊的研究考察。上篇讲述了两萧抵达鲁迅在上海的住处，接受了鲁迅在文学上的指导与经济上的帮助，本篇则具体讲述两萧在上海的文学创作和与鲁迅的深度往来。

在鲁迅后来的信中，关于两人稿件的内容逐渐多起来。在《注释录》（1935年1月21日）中，鲁迅提到已经收到《职业》和《樱花》，写得不错，准备拿给《文学》试试，还想把《搭客（货船）》介绍给良友公司。但是萧军的稿件没有被顺利采用。鲁迅在《注释录》（1935年1月29日）中写道，“先都交给《文学》，看他们要那一篇，然后再将退回的向别处设法”；《注释录》（1935年3月1日）中写道《搭客（货船）》“其实比《职业》做得好（活泼而不单调），上月送到《东方杂志》”，尚无回信”；终于在《注释录》（1935年3月31日）中写道，“《良友》收了一篇《搭客》”，但投到良友的《樱花》被退稿，“寄给了文学社，结果未知”。鲁迅在4月12日的信中写道，“《樱花》已送检查，且经通过”，在《注释录》（1935年4月23日）中通知他《为了活》（执笔时间不详）和《一只小羊》已经出现在《太白》的广告中。

向文学杂志投稿在当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根据《注释录》注的内容，“那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唯一能够发表文章和比较可靠地拿到较多数目稿费的‘大杂志’，只有《文学》一刊”，但根据审查制度，文章经常会被“删改得不成样子”。为了防范被删改，左翼作家们要常常改变笔名，以蒙混过审查官的眼睛。编辑们无法一一调查投稿者的经历，对于稿件采取介绍制。这样，介绍者要对被介绍者的政治态度负责，同时又要保证稿件有一定的质量，有时还会以采用为条件让介绍者也顺带“陪”上一篇稿子。叶紫也同样生活困难，于是约上萧红一起让鲁迅请客。他们2月3日给鲁迅去了信，鲁迅对此回复道：“什么时候来请罢”（1935年2月9日）。于是这个计划在3月5日实现了。尽管萧军当初很反对他们的这个计划，但当时他也一起去了，而且比谁吃得喝得都多。这次宴席上，萧军和萧红见到了黄源（1906—2003）和曹聚仁（1900—1972）两人（《鲁迅日记》及《萧军简历年表》）。 

上海的生活有了眉目后，他们想帮助自己东北的朋友们。《注释录》（1935年1月29日）中提到他们的朋友金人。金人向他们寄了几篇自己翻译的俄国文学稿子。萧军为鼓励朋友，说“尽可翻译，我可以代他想办法寻找出版的地方”，这事被鲁迅斥责。后来，金人的翻译经由鲁迅介绍发表在《译文》等刊物上。关于这件事情，萧军指出，自己对于朋友总是“热情过度”，有时会做“感情的奴隶”，这是自己的“弱点”。对于这一性格，有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讨厌。比如萧军在《注释录》中提到，从叶紫那里听到大家把萧军比作“大兵”或者“土匪”，那简直是“近于侮辱性的‘评语’”，但自己确实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他评价自己初到上海时的情形为“一个‘东北佬’初到上海滩，‘野里野气，戆头戆脑’”。但是来到上海，想要成为所谓文坛的一员，必须成为“斯文”人，才不会被人们视为异类排斥。于是他给鲁迅写信，请求指教。但是鲁迅的回信让他颇感意外。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训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1934年12月26日）

对于黄源开玩笑地评价他“野气太重”这一说法，鲁迅这样写道：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其实，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中略）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中略）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1935年3月13日）

而且，鲁迅说道：

“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中略）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1935年9月1日）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鲁迅一向拒绝伪装。这在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1939年10月1日）中也时有表现。比如，有一天，萧红穿了一件新上衣，宽袖子，大红色，可能是当时的流行款式。她得意地来到鲁迅家，见鲁迅和许广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衣服，萧红便问起鲁迅来：“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于是鲁迅把她从上往下看了一眼，说：“不大漂亮”。接着就上衣和短裙的配色讲了一番。“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鲁迅平时对人的衣裳是不大在意的，这种谈论很少见。还有这样一件事情。萧红要去赴一个宴会，许广平开玩笑地给她扎了一个桃红色的丝带。鲁迅看了之后生气地说：“不要那样装饰她。”

有一次，有个女的坐在咖啡厅里鲁迅后面的位置，她穿着紫裙子、黄衣服，头戴花帽子。鲁迅见了之后，生气地说：“是做什么的呢。”对于萧军要加入左联一事，鲁迅持反对态度。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上这样写道：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指萧军参加左联一事——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1935年9月2日）

关于这件事情，萧军在1985年来日本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当时胡风在左联工作。从该立场来看，在党的指导下，他有义务组织我加入左联。他知道我经常出入鲁迅家，便向鲁迅写信，问可否让我加入左联。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讲。我是在后来鲁迅的那封信发表时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鲁迅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没有问我“你准备怎么办”什么的。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不要加入左联。你只要在外面写就行”。［《问作家萧军》1985年12月］

作为一个新晋左翼作家，萧军在当时应该也想过加入左联。但是他却越来越感到上海的文坛不对劲。他在后来这样写道：

我之被中国“文坛”上的某些作家们看不好，在我刚到上海不久就开始了。他们把我算为“外来者”、“东北佬”、有“土匪”气、有“流氓”气、有“野”气，……总而言之是“不顺眼”！

（四）

对于萧军、萧红两人而言，福显坊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创作场所。

但是，还没过三个月，他们就不得不搬离那里。他们在青岛的几个朋友突然来到上海。每人都怀着要在上海大干一场的野心。前来拜访的朋友对两人的“寒酸”生活十分不满，建议由朋友们出钱，租个更大的房子住。萧军本想找些理由拒绝，但是朋友挖苦说，他们成了“成名的大作家”就不屑于跟自己一起住了。“我们全是第一次到上海来，人地生疏，只认识你这位唯一的朋友，希望你从各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并不求您的银子，钱。”（《上海拉都路》）

大约1935年3月末的时候，两人终于同意搬家了。条件有两个，一是自己的那部分房租由自己支付，二是可以随时搬出。这回搬到了拉都路的正中央，位于拉都路三五一号（现在的襄阳路三五一号）的一座三层洋楼里。西面靠着马路，有一个大大的铁栅门，南面与隔壁房子之间隔着墙，里面有个长方形的空地，空地和门附近种着花和树，好像还有个池塘（丁，1981）。朋友们住在一楼和二楼，他们两个住在三楼。一户的租金是每月五十六元，与福显坊相比简直太奢侈了。可由于失去了那片绿油油的田地，萧军失去了创作热情。

5月2日，鲁迅和许广平、海婴一道造访两人，萧军与朋友之间因此产生了矛盾。鲁迅一行在房间休息了大约一个小时后，请二萧到法租界的西餐厅（盛福西餐馆）用餐。但是由于事情突然，而且两人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上海的情况，便没有把鲁迅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此，朋友们很有意见。此外，对于朋友们的一些请求，他们也没能一一满足。最终，5月6日，两人搬到位于新租界萨坡塞路一九〇号（据丁言昭考证为现在的淡水路二六六号）的一个名叫唐豪的律师朋友的事务所的二楼。

之后，萧军逐渐恢复了创作热情。写成《〈商市街〉读后记》（5月10日）、军中》（5月13日）、十月》（5月20日），萧红也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5月15日）。不过，萧红留下了《商市街》等许多描述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却没有写过在上海的生活。

刚好在这个时候，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要出版了。

1934年11月30日萧军将稿件交给鲁迅，1935年3月28日鲁迅终于看完了，也写好了序（《鲁迅日记》）。根据《萧军简历年表》中的记述，萧军将这部《八月的乡村》也给叶紫看了。叶紫看完后十分感动，紧紧抱住萧军，把萧军带到位于公共租界的民光印刷所，这里曾印刷过他的小说集《丰收》（1935年3月）。萧红的《生死场》也一直通不过审查，迟迟没有进展。于是，在萧军的建议下，决定由他们三人创办奴隶社，秘密自费非法将这三部作品作为奴隶丛书出版。这一决定也得到了鲁迅的认可。为骗过敌人耳目，他们将奴隶社的发行所设置在四马路的容光书局。他们决定8月出版《八月的乡村》，先交三十元定金，出版后再交其余款项。那三十元是将零星的稿费凑在一起交出去的。

不过，萧军关于奴隶社的记述有些问题。鲁迅1935年1月4日写给叶紫的信中提到，将《丰收》委托给内山书店来卖，序由自己来写，还提到与制作插图的木版画家联系的事情。也就是说还没有讨论《八月的乡村》（1935年2月12日）时，已经开始联系《丰收》的出版事宜了。而且这时还没有失去由生活书店来出版《生死场》的可能性。鲁迅在《注释录》（1935年8月24日）中通知他们《生死场》无处出版，他准备把它拿到《妇女生活》试试。根据《注释录》注的内容，《妇女生活》也拒绝出版，这才决定由奴隶社出版，结果比《八月的乡村》出版得要晚一些。

遗憾的是，叶紫的《丰收》在当时未能获得关注。“因作者正苦于无人知道，因而没有销路”也让他很痛苦（1935年3月29日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信）。叶紫向鲁迅倾诉自己的穷困，希望可以结清《丰收》的稿费，还想让他帮忙问问给郑振铎（1898—1958）的那篇短篇进展如何，如果不行的话请借给他十至十五元钱（［三二］注）。但是鲁迅回信说，《丰收》的销售额可谓微乎其微（1935年6月7日），因此无法结账，他把十五元钱带到书店，让叶紫去取（1935年7月30日鲁迅写给叶紫的信）。即使如此，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仍旧写道：“叶君他们，究竟是做了事的，这一点就好。”

（1935年8月24日）

不过，《八月的乡村》和之后出版的《生死场》的销量好像还不错。《八月的乡村》的出版时间比预期的8月要提前了一些。鲁迅在《注释录》（1935年7月27日）中提到，让萧军送来的十本，除了一本留作自己用之外全都赠送给人了，方便时让他再送来五六本。《注释录》（1936年2月25日）中提到，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三十本都已经卖完了，让他们将两种书各送几十本到内山书店，也给自己各送五本。《八月的乡村》在1936年2月再版，3月三版，4月四版。《生死场》在1936年6月再版，同年11月出版了第六版。

两人成功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远在东北的朋友耳中。两人的老友梁山丁（1914— ）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在东北沦陷时期，从南满铁路秘密输入的上海文艺刊物上，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东北出身的作家萧军和萧红，在上海和鲁迅先生在一起，萧军以田军笔名发表了《八月的乡村》——我早已知道这是在哈尔滨构思的小说，萧红以悄吟笔名发表了《生死场》。鲁迅先生给这两个东北青年作家的书写了序文（这两本奴隶丛书，我在沦陷时期没有读到，是东北解放以后才读到的）。我却读到了秘密输入的巴金编的《文艺丛刊》，其中萧军的《绿叶底故事》一书中的诗篇（中略）都是在东北沦陷时期报刊上发表的。可以想象，我当时看到自己的朋友，在上海文坛上闯出一条路来是多么高兴，不仅我自己，在我周围的文友们也都感到高兴。记得我在编辑《文艺丛刊》时，益智书店的经理宋毅，曾在信上说：“不要让你老朋友独步文坛！”这老朋友就是指萧军。（《萧军精神不死》，见《萧军纪念集》） 

而且，他还发现萧军的《羊》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杂志《改造》上。

是鲁迅先生推荐的，萧军被称为中国的新晋作家。朋友们奔走相告，从东北闯进上海文坛的萧军，又展翅翱翔在外国文坛上，这使我们这些在沦陷区的朋友们有一种自豪感。（《萧军精神不死》） 

剧照 | 《黄金时代》，冯绍峰饰萧军

他指出，“萧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增加了我们的志气”，罗烽、舒群等许多年轻人来到上海，形成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们围绕在鲁迅先生身旁，受到先生的哺育，成了一个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这一群作家为“东北作家群”。这些曾经活跃在哈尔滨的文学青年，一旦冲出夜幕下的哈尔滨，而在祖国的左翼文坛上崭露头角，这怎能不引人向往呢？（《萧军精神不死》）

但是，翻译萧军的《羊》的鹿地亘（1903—1982）在翻译时并不认识萧军，两人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才在上海相识。他这样写在那之后的印象：

住得近了起来之后，突然与这两个人（萧军、萧红）来往密切起来。我对于初遇时的尴尬是相当扫兴的，不愿主动接近，是他们主动接近我的。后来发现，他们是脾气很好，很值得爱的朋友。也有让人困扰的时候，那是因为与我们这些外国人相比，他们与本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少。这不但因为他们流亡至此的时间尚浅，也因为他们与胡风等人一道，以鲁迅派自居，在当时的上海文学界，故意将自己的圈子弄小。之所以接近我，好像也是因为有意将我发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实际上并不明确存在所谓的鲁迅派，但是报纸上无一例外地写着这种说法。（中略）完全可以理解，有些轻率、无政府主义和自命不凡的萧军，一经“只有我们才懂文学”这样的话语鼓动，就会由伙伴们带领着走下去。

鲁迅是爱他的。不过那是对血气方刚的善良的年轻人的才华的热爱。与此同时，鲁迅也会流露出他独特的苦笑，这也可以从给萧军的书简中看出。由于被鲁迅发现，年轻人们拥戴鲁迅为导师。他们在鲁迅的旗帜下，形成一个小团体，彼此特别关照，这可以说是某种小布尔乔亚的行为。远离战线躺在病床上的老师对此毫不知情，鲁迅派的流言四起，而且有一个以此得利的团体正在形成。这也表明了他孤独、不幸的晚年生活。（中略）

但是我对于他，与对胡风的消极印象不同，我欣赏他的稚气，他身上有值得人去爱的地方。孙悟空虽然被套上了紧箍咒，依然值得人同情。他是个好男人，意气风发。他的这种优点在《八月的乡村》中变成对祖国的热爱，认真地表现了出来。［《萧军与萧红》］

这里所说的“初遇时的尴尬”，他具体提到过在鲁迅去世时，来的人之中，有个“穿着破旧的宽松皮夹克的年轻人和发散出吉卜赛女郎气质的奇怪的娃娃头姑娘”，紧挨着遗体哭泣，表现得与家属十分亲昵，他认为那两个人就是萧军和萧红。但是鲁迅去世时，萧红还在东京。萧军自己提到，黄源夫妇给他带来了鲁迅去世的消息，萧军和他们一道匆忙赶来，“顾不了屋里还有什么人，我跪倒下来，双手抚着他那瘦得如柴的双腿，竟放声痛哭起来”（萧红写给萧军的书简第二十五封信注），这从下面海婴的回忆中也可以证实。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的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极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 

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2001年9月）

或许鹿地见到的那个“年轻人”的确是萧军。萧红与鹿地的妻子池田幸子（1913—1976）熟悉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帮助鹿地他们躲藏，在重庆时还与池田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鹿地提到，萧红是一个“多愁善感，像小鸟振翅一般高兴、悲伤、诉说、歌唱的可爱的女孩”。

1935年夏，罗烽被释放后立即与妻子白朗一道来到上海。7月15日，他们乘坐萧军、萧红曾经坐过的“大连号”到达上海，暂时住在萧军他们家中，萧军和萧红本想将罗烽他们介绍给鲁迅，但是没能实现。舒群在萧军他们离开青岛前被捕，1935年春被释放，之后辗转各处，也于7月前后来到上海。根据曹革成的记述，舒群到上海后，先找到塞克，但是不巧塞克也正失业，无奈只好搬往别处。后来找到萧军，希望萧军安排他与鲁迅见面，让萧军帮忙将他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呈给鲁迅过目。后来，那部小说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被女作家白薇发现，1936年5月在《文学》杂志发表。不久，舒群加入左联，年末恢复与党的关系。9月中旬，罗烽夫妇搬进舒群在美华里的亭子间。11月，罗烽通过周扬恢复了与党的联系，也加入了左联（曹，2005）。

或许是在忙着奴隶丛书出版的事情，两人在那段时期都没怎么写作。9月初，“文学丛刊”中要加入萧军的作品集，萧军将自己来到上海后写成的几篇短篇以《羊》为题在1936年1月出版。萧红这边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活动。鲁迅也很担心，写道，“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1935年9月19日）。或许是担心两人的状况，11月6日，鲁迅第一次在家中招待他们。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鲁迅先生的客厅里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钟。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边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吗？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在《注释录》（1935年11月16日）中鲁迅还写道“有空望随便来玩”。许广平在《忆萧红》中写道，“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前面已经讲过，公开住所在当时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情。

插图来源：视觉中国

节选自《萧红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