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23：谈谈阅读、写作、生活和世界

2020年4月，赋闲的胡安焉花了半天时间写了一篇豆瓣日记《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很快被疯转，并引发大量读者共鸣。当年年底，由彭剑斌特约，副本制作与刺纸联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艺术书《派件——一个通州快递员》，总计3万字，这就是未来的畅销书《我在北京送快递》雏形。在主流的出版和媒体陷入了某种困境、无处着手时，艺术书成了某种替代，时新的选题、真实的人物、充满诱惑的故事，可以确保做出来的那本书能卖上好价钱。类似胡安焉的“新人”持续地涌现着，他们原本只是存在于多孔结构中的不同的同仁圈之中，他们熟稔自己圈子的黑话，但也精妙地配合着“时代”、“大众”，说出更多人的心声，以各自的姿态与视角向读者传递着新知识、新经验。

1920年代，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推出《万有文库》，以国学、工学、商学、医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小丛书，系谱化地引介了现代知识。和《万有文库》一道出现的，还有举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系统的撰述，他们创造了第一代现代学术教科书。它们与1950、1960年代以扫盲、“大众”为基础的通识读物，2000年前后以大学教育为基石的学术简史与理论文集，以及中间穿插的像“走向未来丛书/全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一道构成了理论通识、学术通识、知识通识的大致轮廓。

但如何言说库萨的尼古拉、拉康、威廉·弗卢塞尔，又如何言说后人类、新史学、非地方，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命题。他们或它们关乎我们眼下所经验的方方面面。学者张旭东在与我的一次交流中提及了类似“二十世纪的终结”的说法，大意是中国二十世纪史层叠了多个世纪层，八十年代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中点”，中国二十世纪仍未结束，或者说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正在终结。那么我想，刚刚发生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世纪，而看看眼下，我们大概需要成为某种新的人，书写某种新的文字。

为了记录不同领域的从业者，对时下的关注和书写，我邀请了六位学者、写作者、艺术家、策展人，程新皓、韩松、龙星如、刘鼎、糖匪、张向荣，与他们交流了一年来的变化和感悟。

从问题出发

程新皓，艺术家，写作者。新书有《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程新皓：今年的阅读大概有五十本不到。收获最大的有以下几本：

达尼埃尔·阿拉斯《细节 : 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已故法国艺术史家阿拉斯最系统与最重要的书在今年终于有了中译。相对于艺术史家，我更愿意称呼他为观看家：他总是能以一种真正贴近作品的眼光，从那些已被无数人观看与书写的图像中找到某种奇异的点，进而生发出内在于图像的阐释。这些阐释往往让人有惊异之感，又在惊异之余感觉到恰切，甚至是“我为什么没早看到”。我觉得这或许源于阿拉斯永远把他的阐述放在目光与画作之间，并非“六经注我”式的发散，同时也永远爬梳在具体的细节上：图像的效果是如何在注视中生成的？而这本书，落脚点刚好就在于图像的“细节”，在于不同的范式中细节如何被选择、如何被处理，被模糊或者被强调，以及它们是如何超越图像本身，而成为观看之下的效果。顺着这个线索，我们看到阿拉斯竟然整合出了一种顺理成章的艺术史的写作方式。

《细节 : 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书封

迈克尔·陶西格《本雅明之墓 : 一场人类学写作实验》。我觉得陶西格是人类学家中的作家或者文体家。民族志写作在他的笔下并非一种纯粹解释性与信息性的文体，而是，他的写作方式、他写作方式中的种种显明或者尝试的“失败”，都会作为一种修辞指向其写作的对象，成为阅读效果的一个无法忽略的部分。这种写作的方式甚至有点像当代艺术的创作：叙述问题的方式最终嵌套回对问题的回应上，“如何说”由此不再只是风格的问题，而是必须围绕着问题化的过程展开。如果说在1980年代时民族志客观性的大讨论中指出了某种文体实验的必要，那么在陶西格这里无疑给出了一种成熟的范例。这本书是陶西格的一些单篇结集，在这种更加自由的写作中，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陶西格书写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翻译也很好，与他前两本毁于翻译的民族志有天壤之别。

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 : 超越人类的人类学》、蒂姆·英戈尔德《线的文化史》。两位学术明星、两本近年被一再提及与引用的人类学著作也在今年有了中译，同时也必然地在人类学、尤其是艺术圈引起不小的讨论。科恩从生物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去寻找一种超越于人类符指——尤其是基于语言学——的逻辑，从而尝试将人类学的讨论对象真的扩展到非人类的有生行动者，或者至少是通过引入这样的“之外”，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动者的逻辑及逻辑的边界。而英戈尔德在他的书中，则尝试性地用线条与线缕为工具，切入人类的编织与行动中，进而获得了非此不足以明晰的感知：抽象的线与编织的线，抽象的搬运与具体的远足，表意的语言与真正朗读的线条……开玩笑地说，因为这两本书的引进，我们大概可以预想在之后一两年中大概会出现很多以此立意的展览（虽然这些展览未必真能回应两位学者提出的问题）。

你自己筹备、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程新皓：我会更多尝试从问题出发来进行写作，让写作的方式本身围绕问题来展开，最终成为回应问题的一部分。目前计划的研究与写作的确有着明确的问题，大概会针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一些图像学个案来进行梳理，也许会产出论文，同时也许会用类似视频或者别的媒介来做平行书写。

你的年度书单是？

程新皓：达尼埃尔·阿拉斯《细节 : 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达尼埃尔·阿拉斯《维米尔的“野心”》、迈克尔·陶西格《本雅明之墓 : 一场人类学写作实验》、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 : 超越人类的人类学》、蒂姆·英戈尔德《线的文化史》、高居翰《溪山清远 : 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

人类作家现在想得太多，实无必要

韩松，科幻作家，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新书有《医院》（Hospital）《驱魔》（Exorcism）。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韩松：重读了小松左京《无尽长河的尽头》，一部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科幻小说，今天看来仍像是未来人写的。完成了因为认知障碍而拖延了好几年的长篇科幻小说《乐园》。参加了创办八十多年来首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

《无尽长河的尽头》书封

你自己筹备、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韩松：筹备和期待重新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写作的欢娱。为自己的高兴而写。不是平庸的，而是复调，惊奇，险峻，阴阳交汇，充满幻想。

2023年有两本流行好书，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 : 一个外卖员的诗》。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第一个版本是由副本制作的彭剑斌特约编辑的《派件——一个通州快递员》；《赶时间的人 : 一个外卖员的诗》第一次对大部分读者露面是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可以说，艺术书或自出版所代表的新同仁体系，以及尽管被商业寡头篡夺了主体与利润但仍保持着其真实与活力的社交媒体体系，几乎成了很多读者的出口，也几乎关联上了大部分作者的观念、实践、成长，以及种种策略。此类现象还有很多。您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韩松：这种现场也有一种快递快餐似的气质，成了大众欢愉的一部分。希望它能保持自娱自乐。

同上，目前文化的活力似乎再次回归具体的个体，在这个境遇下，抛开主流的审美、回归“同仁”与自己的判断，似乎更加重要了。那么，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文体不限，包括学者），理由是什么？

韩松：推荐人工智能，ChatGPT（爆火）之前，就有多次合作，有的地方，不得不承认，写得比人好。它想得简单，而人类作家现在想得太多，实无必要。今后对机器还有更多期待。

你的年度书单是？

韩松：樊树志《晚明史》。

网络缓存空间

龙星如，策展人，写作者，博古睿学者。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龙星如：去年的话，因为在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研究，我读了很多“工具书”（既有“理论类”的工具书比如杜克大学出的“元素”[Elements]系列，也有一些工程/实践类的工具书，比如《大射电望远镜贵州选址理论与方法》、《观测天体物理学》等），也因为手头在做的一个今年夏天的策展工作，顺着不知从何而来的线索读了一些文字。

《变态》（Metamorphoses）书封

最近读了埃马努埃莱·科恰（Emanuele Coccia）的《变态》（Metamorphoses），广义上这本书可以放在生命哲学的范畴里，在理论本身上并不是精美得无可挑剔（甚至有些地方让人觉得有些生物决定论），但我在这本书里也找到了久违的一种写作上的想象力，一种比“盖娅”的想法其实要更激进或者说狂野的思路，不同尺度的生命被浓缩在“茧”（在科恰这里，“茧”被赋予了比德勒兹笔下更粘稠的意涵）的中间态里，祖先和未来被融化在一起，它们是“同一种生命”，但同时将（不断）成为不同的身体，读完不觉“理论”上有多惊心动魄，但行文间那种想象力的孔洞感令人十分快活。也重读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关于科学，文化和时间的对谈》（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 Michel Serres with Bruno Latour），触摸到了拉图尔一些想法的来源，塞尔是我非常欣赏的思想家，会心一笑的时刻是当拉图尔说到“一趟回溯至过去的时间机器”时，塞尔说“机器，和‘回溯过去’两个用语都让我膈应得很”。和塞尔许多其他写作中比较飘逸的文字比起来，对谈里的他则要显得更锐利、自在甚至可爱一些。

泛泛而论，这些书都和自己在进行的研究与实践比较相关，很难说它们怎么具体化到我做的展览里，要说的话可能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对“语言”本身敏感的人，会为一个词语的使用着迷，或者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字里行间的气质（在它被界定为“风格”之前）所吸引，这些模糊、细碎的、“蛹中未明”的体会，大概是我希望也能在“展览的语言”中流淌的东西。

你自己筹备、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龙星如：不敢妄言“我们”。很奇怪，尽管我研究的一直都是“新”的科技和艺术的关系，我好像总是会看到世界“新中藏旧”（同时“旧”中也藏“新”）的那一面，甚至有时候觉得一些新的技术现象和体验是过去几段鸣唱的余音在重新折返，交汇之处振荡出看似全新的“频道”。期待自己能写的，大概是一种朴素的、对这些说不清道不明但是绝对真实的感受保持忠诚的东西。

虽然世界仍然坚固，但是活力正在从边边角角涌现，它将我们的现实塑造为晶莹的多孔结构。你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龙星如：我认同你说的，社交媒体的网络中还有大量的缓存空间，可以让文字被看到。我身处艺术行业，很多资讯会在一个闭环内流转，但内容会比较垂直地到达受众，一些好书（诸如《艺术档案（库）的可能与不可能——亚洲的理论与经验》）的流通也都是从公众号上开始的，你提到的“新同仁体系”也具有巨大的生产力。我想你可能更关注的是出版物被社交媒体转译（不论是以长文、视频还是其他形式）的过程，我很喜欢你用的“同仁”一词（类似于peers？），沿着它来说的话，我会比较希望在你提到的这种由社交媒体编织起的“现场”中，人们，尤其是写作者们，可以不仅以个体的身份，也以“同仁”的身份被读者辨识——我始终觉得有“同仁相伴”的感受是非常宝贵的，这些感受当然可以仅仅存在于私人生活里，但部分地让这种“相伴感”在世界的网络中流动，似乎也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力量的一件事情。

“野草”作为一种生命哲学

刘鼎，艺术家，策展人，写作者。新作有2024年第八届横滨三年展（与卢迎华）。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刘鼎：2023年，我主要在为策划第八届横滨三年展而工作，展览将在2024年的3月15号与大家见面。这次展览的主题为“野草——我们的生活”，展览的部分概念受到鲁迅在1920年代写的散文集《野草》的启发。为此我们重读了很多遍鲁迅的《野草》，以及由这本文集引发出来的各种著作。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冯雪峰的《论〈野草〉》与《鲁迅回忆录》、孙歌的《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内山嘉吉与奈良和夫的《鲁迅与木刻》、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汪晖的《死火重温》《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赵京华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编译）《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张洁宇的《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等等。当然，我也经常阅读与艺术相关的画册和出版物。

《野草》书封

你自己筹备、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刘鼎：透过鲁迅的写作，我们看到“野草”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的标志，将个体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提升为一种可敬的存在，它超然地面对了所有的制度、规则、条例以及控制和权力的形式，是一种灵活的主体性表达的模型。我们将第八届横滨三年展的策展工作视为谱写今天的《野草》。借此，我们希望重新审视从20世纪初以来的一些历史时刻、事件、人物、思想潮流。例如1930年代初，日本与中国左翼木刻运动的共振，1960年代末全球激进运动后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在1980年代全面展现的批判和解放的能量等。在此基础上，我们从历史终结的提出以来所涌现的行动主义实践和思想资源中获取灵感，探索个体可能与既定规则和制度对话的方案。在展览中，我们倚重呈现艺术与思想动力之间的关系，激励艺术与现实连接，提倡个人国际主义精神，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社群，提出以艺术的名义构筑全球友谊的构想。

虽然世界仍然坚固，但是活力正在从边边角角涌现，它将我们的现实塑造为晶莹的多孔结构。你对这个现场有何看法？有何期待？

刘鼎：诚如你所言，自出版与现实紧密相连，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真实与活力，是值得期待和珍视的一个发表和阅读渠道。

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刘鼎：这个设问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有关创作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我认为严肃的创作从来就只是在“同仁”之间存在的。而严肃的创作能被社会化多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一个结果。我自己经常反复阅读洪子诚教授的书籍。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实践一边主动地从全球文化中实行自我隔离，一边又复述并顺从各种中西文化对立和差异的冷战叙述，不断地将一种模糊的西方文化概念设定为一种具有主体感召力的视野。如何透过这些意识上的迷雾辨认自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我自己的艺术创作之外，我试图通过研究和展览去面对这个课题。在实践中我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的切入点，重新正视和评估其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哲学，如何塑造了我们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在一系列的研究型展览和论述中，我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回溯至1949年前后，把艺术放在一个与思想史平行的轨道中来观看，也把艺术的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置在一起来观看。

这样的提法在艺术界没有任何的参照，但我恰恰在文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洪子诚教授的研究中获得了映照。也就是回到我们自身的政治文化历史和情境中去获得提示和信息，从而回答诸如我们如何实践和我们该如何表述自己等问题。洪子诚在研究中坚持面对具体的问题，并从具体的问题和情境中产生方法。他既把个体的思想和作为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也将制度拟人化地去分析和理解，而不是概念化地看待它。这些意识和方法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于中国艺术史和现场的理解和表述。

你的年度书单是？

刘鼎：过去的一年中，对我有启发的文本包括：柄谷行人《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大卫·格雷伯《狗屁工作》、朱迪斯·巴特勒《关于集合的表演理论之说明》、《躺平主义宣言》、麦肯齐·沃克《资本已死》、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等。

重要的是进行，使其发生

糖匪，作家，评论人，SFWA（美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协会）正式作家会员。新作有《后来的人类》。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糖匪：2023年大部分时候还是在和一些基本问题缠斗，比如健康。生活困境消耗掉不少精力和体力。阅读写作成为极为奢侈的事。我好像行在只有我能看见的河流里，水没过胸口，有时候呼吸都觉得困难。你问我要书单的时候，我突然反思这一年的生活。你知道的，人在选择读什么书之前，选择过怎样一种生活。我不能说过去一年经历全部出于我的选择，但至少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我仍旧主动进行了选择，没有放弃尊严。

阅读和写作就是我选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上向更精炼留白的方向做了几次尝试，也花了一些时间把自己对文学类型的思考整理成文，和几个一线时尚杂志合作，开了专栏试图以更为直接的方式介入到公众对科技的讨论中去，还参与了美术馆的公共活动，比如PSA双年展的导览，还做了几个行为。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自己筹备、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糖匪：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纪。一个时代的结束势必意味着全新时代的开始？如果人还是同样的人，持守同样的信念或者无信念，遵循同样的逻辑，那么我们指望什么来开启一个新时代？仅仅是旧时代的结束。新人新时代都是必须通过努力或者说付出代价得来的，不是年历一翻万象更新。这么说来你说的“应该”更像是一种期待对吗？

那可能首先要放弃虚假的欢喜和希望，放弃用它掩盖麻木和僵化。

至于我自己，所努力的方向渐渐清晰。那就是当下以及在场。切实地进行某种写作实践，不为任何中心驯化，不仅仅是突围，甚至要警惕以突围为目的，而是敏锐觉察捕捉并且与当下此地发生血肉关联并且深刻领悟到其中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和朋友讨论时我顿悟到今天我们这些人所进行的实践，是否成熟完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进行，使其发生，然后在失败或者可能失败的经验里获得继续下去的动力。不为新而新，而是对此刻当下切身地关怀理解，让此刻当下具体真切获得重量和身形，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也是对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爱。

你推荐哪位（哪几位）作家，理由是什么？

糖匪：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在我状态最差的时候进入到视野。这位博尔赫斯的学生，在中国的读者不算多。大部分读过他书的人更喜欢《人工呼吸》。而我更推荐他一生唯一一部科幻长篇《缺席的城市》。他的作品无论是黑色侦探还是科幻都是远远超出类型本身。他的小说充满暗喻反讽影射互文，全程跟随文人型侦探游走文体实验与非虚构历史中，调动类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策略去接近历史真相。我尤其欣赏他迷宫般小说里的女性形象。

《缺席的城市》书封

你的年度书单是？

糖匪：里卡多·皮格利亚《缺席的城市》：这是一个永恒女性对抗日本大脑的故事，一部没有出现人工智能四个字的关于人工智能的非典型科幻小说，一项由南美作家在上世纪召唤出CHATGPT孪生幽灵的思想实验，一种将博尔赫斯哲学具体为在暗夜里为卑微者和哀伤者平反的死亡艺术。

李宏伟《信天翁在发芽》：令我一度困惑，从没接触过的文本，起初是古希腊悲剧般的庄重整齐，然而最爱的是后面声色不断类似流水账的命运书写，虽然说是流水账但格外好看。在最昏沉的人生暗夜读完它的电子版，中断一次再捡起，居然读完了。而那段时间基本上看不了任何成篇的文章，连呼吸都觉得疲累，却奇迹般地读完这本书。到现在其实忘记大半，回忆里它更像黑暗里遥远摇晃的光，无法辨析它的源头性质热度，在理性达不到的深处感激著它的好，让我相信在缠裹住我的困顿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存在，有別的什么发生着。

远藤周作《沉默》：这部远藤周作的作品朴实无华，可以说是舍弃所有的技术，在叙事节奏语言风格情节铺展，犹如一个信徒，舍弃自身全部包括人们引以为傲的特质，以最赤裸最软弱的面貌，将自己全部交托给神。文学的崇高性在这本朴实无华的书中得到突显。

这三本书都令我感到困惑并且为之深深着迷。我的意思是，我今后会在许多书里读到它们的影子，也会在生活困顿的时刻感受到他们的光照。

写“第三大洲”

张向荣，专栏作者，书评人。新作有《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2023年，你出于什么需要、怀着何种感受，阅读或重读了哪些书籍，并促成了几多写作或实践？

张向荣：2022、2023两年，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东汉的历史非虚构作品。所以，过去两年的阅读几乎都围绕着这个写作展开。检点一下，大约有两类。

第一类，是和秦汉相关的史料及研究著作。这几年一直在读，有点像为了写论文的阅读，所以面比较广，无法枚举。基本史料方面，除了“前四史”“两汉纪”、《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辑注》等需要时时查阅、反复阅读外，2023年重点在读《隶释 隶续》《全后汉文》。我并不是“找资料”的读，而是忘记写作、很缓慢地读。毕竟我不是真写论文，所以能摒弃功利，享受阅读史料的过程。研究著作方面，除了这一阶段的前辈名家研究外，重点先后读了徐冲、陈侃理、凌文超、阙海、冯渝杰、孙闻博、秦涛、朱腾、范兆飞等青年学者的著作、论文，都是认真学习。

此外，可能因为我正在写东汉，所以格外留意2023年新出、新译、再版的相关书籍。新出的，比如陈侃理老师今年连续主编出版了《变动的传统》《重写秦汉史》两套书，汇集的都是青年学者的成果，后一本我刚买到还没看；新译的，如美国学者李安敦《秦汉工匠》将考古、历史、艺术结合得很好，还有平民关怀，装帧也令人爱不释手；日本学者东晋次《东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早就该翻译了，年底终于读到新出的中译本；澳大利亚学者张磊夫《洛阳大火》、谢伟杰《东汉的崩溃》这两本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整体性描写东汉史；再版的，如王子今老师《秦汉名物丛考》、吕宗力《汉代的谣言》、饶胜文《大汉帝国在巴蜀》等，也都值得关注。

第二类，是非虚构的相关书籍，主要是向其他写作者学习，所以不拘古今中外。2023年所关注的，如刘勃年初的《世说俗谈》延续了一贯的风格，到年末的《逆行的霸主》《错位的复仇》就采取了更新颖的写法；张明扬《入关》的选题特别精妙；郭建龙《失落的世界》结合他的海外旅行，勾连几个国家的近代和当代；谌旭彬《大变局》逐年深描五十年晚清面貌，据说他写了十年；刘三解《青铜资本》是我熟悉的味道，比他的“秦砖汉瓦”更受欢迎；李硕《翦商》引起了大众对商周的关注，和电影《封神》还形成了文化舆论的互动；吴铮强《官家的心事》关于宫廷政治的写法很特别；王晨《缔造的中兴》围绕某一年，以群像聚焦问题。此外，周思成翻译的《龙头蛇尾》讲述明朝的朝鲜之役，我正在读，已经能感受到周思成为何会翻译这本内容丰富且精彩的书；陆大鹏的译作是我最早尝试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动力，今年他关于东印度公司、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新译作我依然在读。这些阅读都令我受益匪浅。

《洋盘》书封

非历史的非虚构，2023年读了风靡一时的《洋盘》，与以往外国人写上海很不同，美国人沈恺伟写的像外地人写上海，说明他的写作已经“置身事内”了；吴越《必须写下我们》是她对一群作家的访谈、特稿，很给人启发；此外，我还刻意读了《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一、四、五集，目前已停刊）、《历史写作简明指南》等涉及非虚构历史写作的技术书籍，促进思考。

二十世纪在终结，二十一世纪在展开，但相对无言。你自己筹备、或期待“我们”写的究竟是什么？

张向荣：说来有趣，前不久中信大方的蔡欣老师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法国历史学者伊凡·雅布隆卡所写的《第三大洲》（《破碎之家：单读23：法国文学特辑》），简直可以直接拿来作为上述问题的回应。这篇文章认为，在写作的世界地图上有两个大洲，一个是文学的、“书写、非真实”的绿色大洲，一个是非文学的、应用文的、社科研究的“非书写、但真实”的灰色大洲。但从二十世纪开始，一个新的第三大洲正在隐隐出现，其继承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的传统，又在书写中应用调查采访、学术研究等社科工具，最终表现为一种“书写、且真实”的写作。

这类写作其实就是我们在国内经常使用的“非虚构”概念。但雅布隆卡对诸如非虚构、报告文学之类的名词、标签都不赞同，原因正如他所指出的，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社会上存在着学科、职业等壁垒，壁垒之间还存在着“鄙视链”，因此对这类打破壁垒的写作就很难概括，甚至不被承认。但这种写作打破了社科研究和文学的界限，并采取两者之长，确立了一种应用社科方法求证，追求并呈现真实的新的价值体系。文章末尾他宣言式的高呼：“这第三个大洲仍等待着被探索、被发现。21世纪前景一片光明！”

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触动。

姑且先把这类写作称作“非虚构”吧。在我看来，“非虚构”不只是一种流行，而是当前各类壁垒被打破后的反映，无论是学科之间、各色职业的壁垒，还是乡土和异域、历史和现在、真实和虚拟的壁垒，甚至是同一个作者庸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壁垒，都在持续不断地被击碎。但无论碎成何种形态，“真实”将始终是不变的追求。

这些壁垒本来就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大多数恰恰是工业时代才逐渐浇铸的。回溯中外的古典时代，这些壁垒并没有清晰存在。我的写作虽然主要围绕秦汉及儒家经学，但一定会对西方古典学保持着关注，哪怕只是看懂皮毛（比如2023年读了张新刚新出的“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之《修昔底德篇》）。

因此，对写作世界的“第三大洲”的畅想，不妨更放肆些。当前随着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一般性的虚构情节、知识普及都可以通过技术实现。人类的写作者应当盯紧我们的生活本质，寻求并表达真实。进一步说，“非虚构”不应局限于面向大众的通俗写作，而应在写作中主动追求对壁垒的打破。

你的年度书单是？

张向荣：我每年都会屯很多书，大部分没有时间看，所以很难开出一个令自己满意且比较客观的年度书单。但有一个例外，就是漫画和图像小说。我基本都是拿到手后就可以迅速看完。所以，我今年只就漫画和图像小说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罢。

吉永史《大奥》：“性别转换”扑面送来“女性主义”冲击，但随后情节的展开，关于爱情、权力的种种刻画，令这个文本丰富、多面、混杂。会令人想起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穷尽了爱情的各种面貌。

汤姆·奥戈玛《一生之旅》：没有文字，一页一年，通过读者与主角的“看与被看”，会发现所谓“一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十个瞬间。画风很喜欢，有点八九十年代招贴画的风格，具有平淡而怀旧的形式美。

西里尔·佩德罗萨《春分秋分》：一部厚重的图像小说，色彩的精妙与情绪的波澜潜移默化的契合，逐渐认识、了解、探察了老路易和中年樊尚的家庭生活，抑或毕生之谜。爱情，婚姻，死亡，以及政治组成的生活，巧妙的和本地区史前人类的一次自由的冒险穿插，最终相汇，作为叙事线索和困境的机场事件稀里糊涂的解决，既荒诞又妥帖。整个故事弥漫着中老年人孤独、坚毅和反思的气味，我被笼罩其中。

威尔·艾斯纳《德罗西大街》：作者艾斯纳被誉为“图像小说之父”，现在还有“艾斯纳奖”。读了这个图像小说，就会知道为什么艾斯纳地位如此之高。小说用一个街区描绘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每个先来者都自认土著，不满于后来者；待到后来者成为土著，又歧视起再后来者。于是，就像现代社会抹平了古典的美感，也打掉了旧的等级秩序，理想夹杂着阴谋，进步包含着堕落，直至崩塌孕育着新生，是治乱循环，更是螺旋式上升。全书是欧美报纸讽刺画的画风，强烈的时政感扑面而来，作者的悲悯和野心淋漓尽致。这是一部开拓图像小说格局的作品，值得一看。

佩内洛普·芭桔 《一层层》：这是一本父母可以送给女儿当礼物的漫画，记录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的片段，妙趣横生，又五味杂陈。潜移默化的勾勒了女性在童年、青春期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幽默中蕴含着严肃。

果诗隅《光与窗》：如果说其他的绘本是漫画、图像小说，那么这一本是图像散文，作者以安房直子、小川未明、宫泽贤治等以纯美、童真、想象力为特征的儿童青少年作家的作品为蓝本，绘制着这本成人也可以短暂忘却世间丑恶的图像散文。

藤本树《蓦然回首》《再见绘梨》：今年才接触到藤本树，很喜欢他的作品里突如其来、戛然而止的叙事。他的故事总是有些开放式的解释，我喜欢这种希望。

最后推荐艾洋《原来古代人是这样打仗的》：这是一本可以由父母和孩子一同阅读的绘本，古代战争是成人眼中很小众，但孩子却可能十分着迷的领域。艾洋笔下的人物造型和武器防具都有依据，知识性强，造型可爱，相信孩子都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