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洁︱写在《陶亢德文存》出版之际

父亲陶亢德的《文存》出版了。我和兄妹都十分感慨。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父亲成了我们的“负担”。哥哥1951年参加军事干校。因为他是高中生，部队送他去刚成立的南京航空专科学校（现在的南京航空学院前身），由当年的苏联专家培养，毕业时经过严格的国家考试。但由于父亲的原因，他未能进入设计部门。1954年我要考大学时得知因为父亲的问题，我不能报考对政治条件要求很高、需要保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弟毕业后不能留在上海被分配到远郊区奉贤县。1958年我大学毕业，在宣布分配方案的那一天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他成了右派。领导知道后告诉我不能去原来分配的那个部级单位了。幸好分配留校的同学不想当老师，我跟她交换才得以留在北大，成了兄弟姐妹中最幸运的人。大妹一向学业优秀却没考上大学，家人都以为是她报了高科技保密专业的缘故。没想到，1980年代，她跟老同学聚会，当年的班长告诉她，她的档案里注明她不得考大学！

父亲自从在1931年被邹韬奋先生赏识和培养成为《生活周刊》编辑以后，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编辑生涯。他协助林语堂编辑了《论语》和《人间世》，又跟他合资创办了《宇宙风》。可惜由于珍珠港事件，沪港交通断绝，他陷在上海，未能按原计划去香港，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时局的变化使他也无法去内地。抗战胜利后他被判为“文化汉奸”，刑期初判为三年，他不服上诉，改判为一年半，还缓刑一年半。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他在解放后一直谨言慎行。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他一直不发言，但领导一直鼓励他发言。他迫不得已说了几句，向党提意见的会也就结束。然而1957年并没有宣布他为右派，1958年5月他才被补划成右派。同年9月中秋节那一天他从工作单位被直接送往安徽劳教农场，三年后期满释放回上海，但报不上户口。他在无处安身的情况下，自动回到农场。1965年，劳教农场再次让父亲回上海，这次，他户口报上了，却在他原工作单位新知识出版社人事处的强烈要求下，被莫名其妙地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从此受尽凌辱和折磨。

作为他的子女，我们多年生活在他的阴影下，思想压力很大。没有一个领导告诉过我们父亲有什么问题，犯了哪些罪。他们只是不断要求我们跟他划清界限，但又永远认为我们没有划清界限。说老实话，我们始终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划清了界限。二十多年里，我们不敢提起父亲的名字，也很怕别人知道我们有一个名声不好的父亲。

1979年，我们的噩梦终于结束，父亲终于得到平反。尽管他已经衰弱不堪，仍然奋力撰写回忆录，在1983年5月去世前为子女留下他对自己一生成败的总结。他说：“《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纵有千错万不是，可也有它们的一定的业绩贡献。这些贡献影响之大，我在前半生是意想不到。例如humour一词的定译幽默，尽管当时有李青崖的据理力争拟译‘语妙’，钱玄同的戏译‘酉靺’，结果还是林译‘幽默’获得最后胜利，流通用全国沿用迄今，如无大故，大概可以不朽了的。此外贡献了老舍和《骆驼祥子》、华君武、黄嘉音。”

（编者按：以上杂志书影承谢其章先生提供，在此谨致谢忱）

然而，他并没有完全被世人遗忘。1981年初夏我在纽约遇到夏志清先生，他告诉我，他哥哥夏济安很喜欢我父亲编的杂志。1982年我去复旦审稿，程雨民教授不知从哪里听说我父亲是陶亢德，告诉我他当年读中学时非常喜欢《宇宙风》。1995年夏天，译林出版社请我去黄山参加笔会，由于飞机误点，我和同去的赵武平先生东拉西扯地聊天，无意中，我告诉他我父亲曾经是个编辑，编过一些知名杂志。没想到他记在心上。2013年嘉德拍卖鲁迅给我父亲的信，他马上通知我，并且为此写了文章。他还动员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祝淳翔先生把先父的文章收集起来输入计算机，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一群年轻人对民国时期的文学有兴趣，其中就有小祝和他的朋友宋希於。2014年5月的一天，赵武平利用午间休息的时间把小祝正式介绍给我和两个妹妹。他已经开始收集先父的文章并输入计算机。9月30日，他又把小祝带到大妹家，跟我们的哥哥见面。此时，小祝已经可以从容地从计算机里调出他认为有意思的父亲写的关于我们子女的文章。

自此，我们家就正式委托祝淳翔先生为我们寻找和输入父亲的文章。他一干就是四年，其间，我们有过误会和不愉快。例如，他跟小宋出于好心，建议我们参加一个出版计划，先出版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章。我们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表示反对。小祝以为我们不想发表这时期的文章，遗憾之余有点生气地告诉我们他输入了十三万字，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经过沟通，我们很快消除了误会。从此，我们一直合作得很愉快。

其实这种查找和输入的工作既十分困难又极为枯燥，既费时间又耗精力。先父写过小说、散文、评论、杂文，散见于多种报刊杂志。他用过许许多多笔名，多半是家人并不知道的，他自己也很少提起。因此，要肯定一个笔名，小祝需要做很多考证工作。他向我们提的问题，我们常常无法回答。有一次，我们的回答跟他看到的文章内容颇为相符，大家都觉得这个“苏式”是父亲的笔名时，他也将相关文章录好。以后却得到消息，金性尧先生在某通信里说明是他的笔名。好在这一失误并未最终印到书里。

我们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个很有本事的编辑，并且在邹韬奋先生的帮助下出过《徒然小说集》。看了他的回忆录才知道他发表过不少小说。小祝根据先父的各种笔名，不仅在先父提到过的杂志，而且还在一些不太著名的杂志里找到了他的许多小说，甚至他的诗歌。他还根据父亲的经历断定他在香港一定发表过文章，而且真的被他找到了：一篇用亢德署名的题为《十年了》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9月18日的《光明报》。他起初对我说，他是从某个索引上查到的，可惜无法看到文章。没想到他下了很大功夫，居然托一位香港朋友找到那份报纸，把文章收入了《文存》。

终于，小祝以四年的时间和精力查找、考证并录入先父文章共一百万字。在编排方面，他又独具匠心，不是把所有文章按发表年月排列，而是以题材内容分类，然后再按出版年月。这样，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研究课题找到所需要的文章。

文章录入了，出版又出了问题。小祝曾经为我们申请出版资助，但没有成功。比较知名的出版社对父亲的回忆录很感兴趣，却嫌文存内容涉及面太多，处理起来可能有困难。于是我们决定自费出版。这时，在出版公司工作、对先父那个时代的文学很有兴趣的宋希於先生便起了作用。他奔走各处，又为《文存》设计装帧，千方百计从父亲的手迹里辑出“陶亢德文存”五字作为题签，又从他的“亢德书房”的出版物里辑出封底的“惟有读书高”朱文印。

“惟有读书高”朱文印

更值得一提的是，祝、宋两位先生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为我们做这些事情，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报酬问题。

还有一件事情使我们尤为感动。《文存》编好付印后，两位年轻人又发现了父亲的一个笔名和他以此笔名写的文章。他们马上把发现新笔名和文章告诉我们，并且为无法收入《文存》而表示歉意。这说明他们是真心实意地想要了解我们的父亲，并且不遗余力地收集他的文章，不因为已经编好《文存》而放弃任何可以有新发现的机会。

我们无以为报，只好写一篇短文，让大家知道，我们中间还是有热爱新文学的年轻人，而他们为了这份喜爱愿意投入精力，执着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