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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疫霉的传播与自由贸易的诞生

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

2024-01-11 13:07

鼠疫耶尔森菌席卷欧亚大陆的贸易走廊，无论老鼠还是百姓都未能幸免于难，而各帝国也因此深受其扰，并转变了发展方向。1845年，一种新型寄生菌——致病疫霉——出现了。与鼠疫耶尔森菌不同的是，这种霉菌寄生于食物中，可自行蔓延，因而可轻易侵袭堡垒和阵地，越过各国边界。鼠疫耶尔森菌使各帝国或缩减版图迁至陆地走廊地带，或通过实行检疫隔离来开疆扩土，而这种新型寄生菌则迫使焦躁不安的各帝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饥荒和叛乱。致病疫霉可存活于土豆这一主要粮食作物内部，因而从侧面推动了小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为了拯救因致病疫霉而陷入水深火热的各帝国，小麦的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各帝国为镇压乡村地区的革命，召集了一批游走于世界各地的新贵族。这批掌握多国语言的贸易商在黑海、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北海和波罗的海沿海地区自由活动。随后，敖德萨地区挺身而出，通过伊斯坦布尔海峡向欧洲疫区大量出口小麦，以抚平因霉菌肆虐而留下的满目疮痍。1845年之后，小麦在一些城市（帕尔乌斯称为“消费积累型城市”）中积累，这些城市的规模也因此迅速膨胀。随着资本的积累，挖掘投资项目的新型银行也随之诞生。如古雅典王国时期一样，世界再次掀起“小麦浪潮”。

在自己的贮存中发现马铃薯晚疫病的爱尔兰家庭，丹尼尔·麦克唐纳，约1847年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土豆是如何在欧洲人的将信将疑中成为可与欧洲传统粮食作物相提并论的主粮作物的。约公元前7000年，南美洲的狩猎采集者开始筛选并改良带有肉质根茎的茄属植物。他们在该地区（后来的印加帝国）共培育了数百个不同的改良品种，对应数10个不同的名称，但我们将其统称为“土豆”。作为土豆的寄生菌，致病疫霉与土豆共同进化。这种侵袭性水霉菌会在土豆内部生长繁殖，最后将其寄主——土豆消灭殆尽。欧洲人遇上美洲人之后（1700-1840），开始在整个西欧地区移植土豆。当时由于土豆是跨大西洋移植，正值天气寒冷干燥，土豆处于休眠期，因而没有被进化良好、肉眼不可见的致病疫霉侵蚀，得以逃过一劫。

虽然欧洲种植户花了数十年时间才习惯土豆这种食物，但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及欧洲大陆，这种多肉、球根状的土豆很快成为农场主、贫农及其左邻右舍争相种植的农作物。土豆是一种生长在地下的作物，因而可以逃出不事农产的帝国士兵之手。不像小麦，土豆不需要经过“珀耳塞福涅”阶段（干燥保存阶段）。把土豆密封起来，经历长途跋涉运至帝国首都并非易事。因此，小麦种植户开始种植土豆来自给自足，也供应给邻居。由于农户可以用手推车短途运输这种农作物，美洲人也称之为“手推车作物”。数代人之后，与印加社会几乎如出一辙的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出现了。在印加帝国，土豆填饱了农人的肚子，而干燥、适合运输的淀粉类作物，如藜麦及其他粮食，则被密封起来并送至上流阶层手中。在欧洲也是如此，爱尔兰、德国和匈牙利的农民种植并收获适合运输的小麦，供应给伦敦、汉堡和维也纳，而他们自己则以土豆为食。波兰和乌克兰农民自己吃土豆和黑麦，珍贵的小麦则运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或沿着波罗的海到达德国北部、芬兰和瑞典。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农民吃土豆，而小麦则运至伊斯坦布尔来缴纳粮食税，这类税收存在之久，无可稽考。

多数农民培育高产、高品质的“拉姆泼”（lumper）土豆品种的方法是移植块茎而不是播种，这也使每块土豆的基因几乎完全一致。这一培育方式正中致病疫霉下怀，对欧洲人来说却是不利因素。1700-1845年，上百万几乎一模一样的土豆遍布欧洲、英国和爱尔兰农村地区，这样的单一种植为致病疫霉的快速入侵创造了完美条件。后来，1845年夏季末，一艘快速航行的轮船从美洲驶入比利时，船上装着土豆货柜，以及具有繁殖能力的致病疫霉。

作为一种水霉菌，致病疫霉需要在持续湿润的气候中生存，但和鼠疫耶尔森菌不同，致病疫霉不需要寄生于动物宿主的肠道内部。实际上，致病疫霉可通过空气短距离传播。因此，致病疫霉于1845年在比利时登陆后，既不需要牛群和骑士，也不需要瘟疫之船，就找到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土豆寄主。1845年秋，天气温暖湿润，霉菌很快通过鸟类、昆虫和秋风席卷欧洲各个农场。人们先是在土豆藤蔓上发现了这种霉菌的棕色病斑，这也证明了其寄生特性。这些寄生霉菌接着从叶子掉落至湿润的土壤中，土壤下的土豆也因此消灭殆尽。一旦有孢子附着在储藏窖或储存容器中的土豆上，潮湿条件下储存的土豆就会成为几十亿致病疫霉繁殖的温床。截至1845年9月中旬，致病疫霉闪电般传播，进而引发了爱尔兰“土豆饥荒”，此次饥荒仅在爱尔兰就导致近百万人丧生。虽然当时爱尔兰农民觉得形势已跌至低谷，但没想到的是，1845-1850年，土豆绝收和由饥荒与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一直在欧洲蔓延。欧洲也因此进入所谓的“饥饿的40年代”。植物病理学家J.C.扎多克斯（J.C. Zadoks）认为，致病疫霉入侵欧洲，间接导致“肠道感染、痢疾、伤寒以及肺结核”。伦敦数家报社报道，波属加利西亚地区和俄属波兰地区爆发了“叛乱运动”，“成群结队饥肠辘辘的农民”已经越过波兰各省进入普鲁士。

首先面临致病疫霉威胁而陷入社会动荡的是大英帝国。爱尔兰地主不断将粮食和牛群出口至英格兰，大量爱尔兰农民却因缺乏主要营养来源而饿死。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本可输送粮食至爱尔兰饥民手中，毕竟，他们还是英国国民，但他认为那样做成本太高。为了找到廉价的替代食物，皮尔租船将美国玉米运到国内。虽然美国人常吃玉米，但在爱尔兰，人们觉得这种食物很陌生，因此，爱尔兰的无地农民将其称为“皮尔的硫黄”，因为他们认为皮尔将来在地狱里吃的就是这种食物。玉米未能缓解饥荒，因此皮尔于1846年向议会求助。面对爱尔兰愈演愈烈的人道主义危机，政府采取的唯一应对举措就是先暂缓而后废除了《谷物法》，该法律对进口小麦（在英格兰称为“谷物”）征税。自由贸易可降低进口谷物的价格，如此爱尔兰人便有能力购买粮食，这样也就免于饿死。皮尔呼吁自由贸易时，语气坚定、充满气势：“我们要进行改革！”他告诉议会：“如此，我们才能免于革命。”

感染晚疫病的马铃薯所展现出的典型病征

皮尔内阁存在内部冲突，使《谷物法》只能部分废除，且需要近6个月时间才能生效。他的保守党成员大多是地主，反对廉价的俄罗斯粮食（自拿破仑时代起，在利沃诺和马赛就可以买到俄罗斯粮食）进入英国市场，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对政府来说，更糟糕的是，皮尔废除《谷物法》未能如愿将粮食留在爱尔兰，因为1846年致病疫霉的消息导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爱尔兰地主趁机将一船又一船的粮食运往那些出价最高的国家。据有心人统计，每当有1艘饥荒救济船抵达，就有9艘粮船驶离爱尔兰港。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证明，更自由的市场实际上会加剧农村地区的饥荒，在爱尔兰的情况更甚，那里的农业劳动者甚至无权拥有自己种植和收获的粮食。致病疫霉改变的不只是粮价和收入，这种病菌会传播并侵染土豆，最终导致人们无粮可吃。各帝国类似丘马克的路线为致病疫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就爱尔兰而言，大英帝国出现了轮状烘干粮食的设施。粮食从中部边缘地区收集好，并运往中心城区，以往的每个帝国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农村地区缺乏帝国城区掌握的信用工具，以及面粉厂和面包作坊的分销网络。重要的是，爱尔兰劳工在土地上种植、收割小麦，但无法合法拥有土地；农民只能拥有或租赁小块沼泽地，用于种植土豆。事实证明，要逆转大英帝国粮食流通的方向，难于登天。

爱尔兰遭殃后，致病疫霉无形中入侵了中东欧地区，导致这些地区损失最为惨重，尤其是德国西部地区、普鲁士统治的波兰地区、奥地利统治的领土以及俄罗斯帝国统治的波兰地区。1846年后，这些地区开始频繁发生粮食短缺和骚乱事件，就连法国也没能逃过一劫。尽管1847年法国粮食收成还算可以，但在1848年发生饥荒和粮食动乱之后，1848年革命还是发生了。欧洲自由贸易主义者在德国和波兰等地领导革命运动。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自由派与反自由贸易的保守派结盟，以武力镇压这些革命。七月王朝（1830-1848）被法兰西第二共和国（Second Republic）取代，后者又很快被新的政体取代。匈牙利和波兰先后发生革命，试图从奥地利帝国独立。1849年，俄罗斯帝国派遣数万名士兵越过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平息了这场叛乱。

当时，欧洲大陆诸帝国除了利用骑兵和大炮来镇压平民，还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连锁条约，降低各帝国之间的关税壁垒，以长期有效应对致病疫霉的传播。正如皮尔所说，他们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对暴乱的恐惧，而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向往。欧洲的连锁条约保证了每个初始签约国都可以作为“最惠国”在未来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协定中受益。如此一来，最终迫使大英帝国暂停收取所有与小麦相关税收的，是1869年与奥匈帝国签订的一项条约，并非其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如果没有欧洲其他帝国的鼓动，英国就不可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

致病疫霉暴发加上英国应对不及时，导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或相关疾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英国废除小麦相关税收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是有利的：大英帝国的中心区并没有衰落，反而快速繁荣起来。首先就体现在大英帝国核心区长期免于饥荒。到了1847年，英国沿海地区的面粉厂发现他们可以用低成本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845年，在致病疫霉侵袭欧洲之前，每年春天仅有100多艘满载俄罗斯麦子的帆船穿过伊斯坦布尔海峡，驶向欧洲各个城市。这些船大多归希腊人所有，从敖德萨前往地中海各大港口，如热那亚港、利沃诺港和马赛港，麦子就在这些港口烘干，然后保存在沿海仓库中。商人一直留着这些小麦，只有面包价格上涨的幅度足以打破关税壁垒，他们才会将小麦出口至英国、荷兰或比利时。

爱尔兰大饥荒

然而，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和革命重新开辟了从俄罗斯帝国到欧洲的粮食贸易路线。随着致病疫霉肆虐，面包渐渐代替马铃薯成为穷人的食物，这个现象在欧洲各城最明显，因为粮食供应紧缺，这些城市的规模曾受到限制。到了1850年，每年有高达400艘船从黑海直接向欧洲港口运送粮食，为欧洲各城市的工人供应口粮。这种廉价的黑海小麦改变了欧洲人食用面包的品质，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阶层的分化。

数世纪以来，一个家庭食用面包的颜色，和他们所穿衣物一样，代表着财富和地位。1848年以前，英国港口城市以外的普通劳工，吃的是黑褐色面包或粥。只有熟练工人、城市商人以及政府雇员才吃得起浅棕色面包。而只有贵族、律师和乡绅才有能力让仆人给他们端上白面包、蛋糕或糕点，但极少人平日就这么奢侈。

随着粮食自由贸易的推进，在利物浦、汉堡、那不勒斯、莱茵河两岸以及波罗的海和北海周围的城市，白面包成为工人的快餐。这种面包又大又软，被爱尔兰人称为“圆面包”，是城市工人的新型快餐。面包作坊在港口和磨坊之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早上8点供应早餐面包，下午1点开始供应热吐司面包，下午5点则供应热茶点。面包作坊渐渐成了工厂，最多可以有4台烤箱连续作业，面包师日夜轮班工作。街头小贩会在面包上放一片培根、一点牛油和猪油，然后撒点糖。他们经常黎明时在街上高声叫唱“圆面包撒了糖，甜又香”。圆面包成为贝尔法斯特工厂工人的早餐，这首歌也在这座城市的孩子当中流行开来。

廉价粮食重塑了欧洲饮食结构。在汉堡，黑麦并没有消失，黑麦面包的价格依旧是白面包的一半，但越来越少的工人或职员会在早餐吃黑麦面包，而是改吃白面包，只有在晚餐时才会吃黑麦面包，吃的时候会配上酸奶油或者腌制食品。根据伦敦工人阶级的说法，到了19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普通工人的牙齿都已经吃不动黑面包了。但是人们依旧在出售黑面包，因为每个工厂都会剩一些饼干渣、边角料还有麸皮，面包师将这些麸皮残渣与面粉混合，制作成黑面包。医生建议消化不良的人食用黑面包，而牙医也建议牙龈有问题的人食用黑面包，甚至可以代替刷牙。黑面包可长时间保存而不会变干，因此在长途运输时，马夫会把黑面包作为自己和马的口粮。但是，后来麸皮渐渐用来喂牛、马和猪，人类不再吃这种食物。用麸皮做饲料，就可以多养一些牲畜，向城市供应更多肉类产品。

19世纪50年代，敖德萨的馈赠使工薪家庭有能力购买更受大众青睐的白面包，殊不知，黑面包中含有胚乳和麸皮，因此含有更多的蛋白质以及难消化的食物纤维，有助于清理肠道，对健康有益。19世纪中期，黑海麦田使工薪阶级的食物升级成了白面包，工薪阶级的身高也越来越矮，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白面包带来的副作用。虽然廉价面包本身并不健康，但是，在1850年后，面包价格越来越低，这首次让工人有能力定期购买额外的食物。1870年左右，美国粮食运抵英国后，鱼肉三明治就成了英国国人的家常便饭。10年后，这些食物升级成了炸鱼、薯条。在汉堡，廉价牛肉可做成牛肉干和罐头，用软面包夹着牛肉干或牛肉罐头，就得到令人垂涎的汉堡包。于是就出现了帕尔乌斯所谓的“消费积累型城市”。食物廉价的地方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和资本。廉价食品通过水路运达，这意味着拥有最深港口的城市将繁荣发展。当周边农村地区的移民和孤儿挤满这些有码头的城市时，未来的制造商会集中并有效利用这些人。改革家和资本家把刚从农村来的穷人聚集到济贫院里，他们在那里组装来自国内外的商品——火柴棒、铅笔、硬糖、铅质玩具、木箱、梳子等。在码头附近，食品储存和深加工的规模也扩大了。而距离码头较远的内陆地区，粮食加工业则逐渐衰落。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数万座内陆风力磨坊和水磨坊变成了历史遗迹。数十个内陆城镇希望通过河流、运河以及铁路来与这些消费积累型城市连通。有些城镇依靠沿海港口来获取廉价粮食，并专营制造业，后来这些城镇成功升级为城市。港口的资本渐渐积累至中上阶层的家庭手中，而这些家庭拥有的土地太少，无法进行投资。

1845-1860年，欧洲的消费积累型城市有巴黎、伦敦、利物浦、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多，是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欧洲并无根基，其动力来源于国外食物。1845年以前，欧洲已经在通过剥削工人实现工业发展。童工的滥用、城市高昂的租金和拥挤的环境使工人的平均身高变矮，婴儿死亡率变高，并使工人阶级染上特有的严重疾病：佝偻病、坏血病、霍乱、结核病和伤寒。但随着廉价粮食从大洋彼岸运进来，工人的平均身高上升了，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人们的身体变得强壮了，茶叶和糖类的销量也增加了，这表明廉价面包使工人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改善伙食。26尽管外国粮食可以养活一座欧洲城市，但这个城市也挤满了约百万人，因此需要建造公寓楼、自来水厂、地铁和下水道来提供日常需要。

掌握了廉价面包，欧洲各帝国计划进一步利用荷兰的金融革命。这场革命先后对英国、俄罗斯帝国和美国都起到了作用。各帝国计划通过借贷来为真正的大都市奠定基础，这些大都市都是古代帝国城市的现代范本。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于1848年当选为法国总统。紧接着他借政变于1851年夺取了政权。因为拿破仑二世（Napoleon II）早已去世，没有人愿意来参加典礼，于是他给自己加冕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他自诩是穿着燕尾服的社会主义者，他篡改、歪曲甚至有时假装批准批评者的要求，让众多批评者感到困惑。在解散国民议会后，他重建了部长议会，并告诉媒体，这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议会，因此完全超脱于政治：“皇后是正统王朝主义者，莫尼（Morny）是奥尔良派君主立宪主义者，王子是共和主义者，我是社会主义者。只有佩西尼（Persigny）是帝国主义者（帝制拥护者），而他是个疯子。”

在鼠疫耶尔森菌肆虐欧洲的年代，“社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含义和几十年后的含义截然不同。1870年以前，帝国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支持君主政变而反对共和国的人，不是那些跨洋进行武装扩张的人。帝国主义者的对立面是共和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者支持社会化制度，但不一定支持平等或者民主。那么，按照当时的概念来说，虽然路易·拿破仑夺取政权属于帝国主义行为，但他自称为社会主义者。28称帝之后，他开始将他的政变包装成一种合理的行为。后来他开始撰写恺撒大帝的四卷传记，因为他觉得恺撒大帝和他本人很像。几乎不会有人想到更新恺撒的经典自传，而且路易·拿破仑撰写传记的能力实在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始终没有完成第三卷和第四卷。然后，这位皇帝聘请了考古学家和造船技师分别为他挖掘罗马遗迹，制作投石车和战船的仿制品。

然而，社会主义允许银行动用数百个小额借款人集体所有权的原则，得到了这位自命不凡的皇帝的青睐。许多储户的社会储蓄经收集后用于投资，如此才有可能筹集必要资金，用于建设如罗马般宏伟壮丽的巴黎。拿破仑三世的大臣（均为波拿巴派君主立宪主义者）执着于效率，沉迷于工程技术；他们像拿破仑三世一样，自诩精通一切。帝国社会主义依赖于以下三项：公共宣传、虚假民主和大量出售公共项目债券。向公众销售债券需要民主制银行：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地产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这些银行统称为“创始银行”（Gründer banken）。

欧洲暴发致病疫霉之后，路易·拿破仑的文学先辈、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 Henride Saint-Simon）对创始银行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以往的经济学家一样，傅立叶认为，把人和资金聚集到一起形成大集体，可提高生产力。为此，他提议成立民主银行，并组织合作社，即他所谓的“法郎吉”（phalanxes）。每个法郎吉有1600多人，住在四层楼的大厦里。根据傅立叶的计算，每种性别的人分别有405种不同的禀性，他们对这些人的性格进行仔细分类并对其编号。在这个合作社里，每个人都有活可做。做饭和育儿是集体的任务，而孩子则负责捡垃圾，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如此一来，人们就能摆脱贫困。我们认为高楼大厦、公园和自助餐厅是理所当然的存在。19世纪50年代，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皮装书以外，很少有广大群众能看的书。多亏俄罗斯帝国和美国长期、慷慨地提供廉价而充足的粮食，公众才读到这些著作。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为傅立叶的计划提供了一个资金筹备方案。考虑长远的未来主义专家则制订了计划；而有远见的银行家则利用数千名小型投资商的资金来充实这些计划。那个执拗的法国银行，仅提供短期贷款，与那些新兴企业比就相形见绌了。在法国皇室的赞助下，动产信贷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地产信贷银行蓬勃发展。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银行家通过在地铁、有轨电车、城墙和酒馆张贴五颜六色的广告吸引客户。知名制造商、工程师和王室随从支持这些新建金融机构。商业投资银行业务由此展开。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办成了。数千年来，农户要自给自足，同时要养活神职人员、当地乡绅。即使包含市、县、州和帝国的税收，改良土地也是为未来几代人做的最重要投资。但1848年后，随着自由贸易带来了大量来自俄罗斯帝国的廉价粮食，城市里的面包变得越来越廉价，颜色也越来越浅，而农用土地则开始动辄贬值。工薪家庭没有土地，因此难以为孩子、为自己以后养老储蓄财富。

因此，在傅立叶之后一代人的时间，社会化储蓄使法国从一个“小农国家”变成一个债券持有国。这一点在巴黎尤为明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家庭资产储存在银行账户里，或用于投资股票、债券，这的确导致日益严重的财富差距。然而，法国市民的集体投资为铁路、地铁、公寓楼、剧院和国际展览馆的建设提供了资金。这些准公共机构蓬勃发展，而法国银行家则看准大型工业项目的前景，这些项目能给他们带来超过5%的利润。英国投资商趋向于在本国投资，德国[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ädter Bank）]、奥匈帝国[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Austrian State Railway Company）]及[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Anstalt）]却效仿法国向国外投资的模式。即便如此，法国人对于外国资产的投资额仍比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多。

廉价的面包将工人吸引到了消费积累型城市，城市居民积累资本并将积蓄存入银行，进一步推动了帝国中心的繁荣。1860年以后，通过掌握公共债券，巴黎得以拆除中世纪的城墙，并启动大规模重建工程。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银行家纷纷效仿，先是19世纪50年代的证券银行（Effekten banken），后是19世纪70年代的创始银行（Gründer banken）。后来，德国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创始时期”（Gründerzeit）。公共的关注，加上宏伟的建筑，对于独裁者路易·拿破仑和普鲁士君主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来说，这一切似乎巩固并合法化了他们的政权。路易·拿破仑谈及统治法国的故事时，会习惯性地强调自己取得国内及其他军事胜利后，里昂信贷银行因此增加了多少资本。随着廉价粮食的出现，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高涨，并在消费积累型城市盛行，人们开始呼吁将公众资金用于满足国家需求。这可能是民族国家最强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