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透过《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重温光绪朝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16年底完成十六卷本《张佩纶家藏信札》影印出版之后，就一直谋划策划用排印本的方式，将原件整理、标点，更好地为读者和学术界研究提供服务。其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是张氏藏札中最为重要、也最令读者期待的内容。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在本信札集所涵盖的年份里，亦自号仪叟、省心阁。曾担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同时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期及1901年庚子之役后，两次受命担任议和谈判全权大臣。是晚清政坛上最重要的政治家。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绳庵，又字蒉斋。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三品卿衔会办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兼署船政大臣。中法战争后革职遣戍军台，赐环后娶李鸿章女儿李经璹为妻。庚子议和时，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

张佩纶

李、张两家是世交。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三年（1853），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担任安徽按察使，与回乡兴办团练的李鸿章在战事中形成患难之交。次年，张印塘病逝于徽州南源口舟中，其家人流寓浙江，时张佩纶方才七岁。

同治九年（1870），张佩纶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元年（1875）九月，擢侍讲，二年九月，署日讲起居注官。随着张佩纶逐渐在政坛崛起，也开始与李鸿章建立联系。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最早的通信内容看，他在张散馆之时，即已致信祝贺。

本书所搜集的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信札，起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前后跨度二十八年。大部分书信是张佩纶后人张志潜、张子美、张恭庆、张恭慈、张怡所保存下来的家藏信札原件，2013年11月由张氏后人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张志潜曾解释说：书信的“外祖文忠公（指李鸿章）部分，诸务整齐划一。所得先公（指张佩纶）函札，均排年存贮，既缔姻，先太恭人（指李经璹）遂取以归，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无缺漏。其间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牍最多，闲有遗失，盖亦廑矣。”经李经璹亲自整理，这批书札按年份和彼此往复顺序装裱成册。此外若干遗阙，从《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涧于集·书信》（丰润张氏涧于草堂，1922-1928年）以及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篑斋函牍稿》中收录的信函补入。

为了方便研究者阅读，还将中法战争和庚子议和期间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往来电报也作为附件，按年份插入信件之中，使李、张之间的联系沟通呈现出连续性和完整性。本书中还录入部分李鸿章与李经璹的父女通信，以助读者增加对李鸿章晚年生活及张佩纶夫妇家庭生活的了解。我们知道，李鸿章交游广阔，大量信札都由幕僚代笔起草，经其审阅后誊写寄出。现存石印版《李文忠公尺牍》（商务印书馆，1916）达三十二卷，皆为于式枚手迹。但与张佩纶的通信，除早期个别几通之外，均为李鸿章亲笔，有些时期，往复通信的频度还很密集，显示出李、张之间对于彼此信息交流均极为重视。

古往今来，通信都是私人沟通交往的重要手段。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部分书信湮没失传了，仅有少数信函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研究的珍贵史料。要使私人书翰成为史料，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知道写信者和收信人是谁，二是信中谈论内容要“言之有事”，三是写信时间和大致背景能够考订出来，这样才能使当事人之外的读信者，能够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从前名人之间问候或邀约会面的短笺十分随意，大多数在落款时连年月都省略了，因是名家手泽，倍受收藏家青睐，但在学者眼中，恐怕只算是断烂朝报。不少书信中谈论琐碎的家事或求医问药，讲一些学问心得、修身家训之类的话，对后人或许有所启发，或可寻找拼缀出往事的细节，自可由研究者各取所需。但真正让人感兴趣的，还是关键历史人物所写，记载、讨论国家机密大事，尤其是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决策内幕的往来书翰，这种局内人爆料真相的信件，有时只需发现一二封，都足以使研究者欣喜若狂。

李鸿章、张佩纶的通信，就是一部符合以上三个要素的珍贵史料集。我们知道，从前在没有复印技术的情况下通信，作者除自留底稿外，只能存留对方来信。由于张佩纶后来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这使他的家人得以将自存的李鸿章信件和张致给李的去信珠联璧合；重新汇编成一部两地书，事件前后有序，讨论的问题重要而连贯，绵延二十多年，这在中国近代史史料中是极为罕见的。在我所读过的书信集中，只有一部可以媲美，那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金登干的通信。

李、张信札，就时间论，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从光绪五年起，李-张交往渐密。当时，张佩纶是清流健将、政坛上的新生代，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重要谋士。李鸿章则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沟通代表，洋务事业的直接推动者。张佩纶运用世交子弟的特殊身份，成为连接李鸿章和李鸿藻关系的联络人。从表面上看，“清流”“洋务”水火不容，清流人士多是洋务外交的批评者。而在实际上，张佩纶却私下学习、了解洋务事业，积极推动近代海军的建设，并保护李鸿章免受保守势力的攻讦；在李鸿章丁忧时期，为他“夺情”复出做筹划。他们的通信，涉及朝政、海防、铁路和对日、对法外交，以及清政府对琉球、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事务，涉及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的健康状况，官场人事安排的幕后运作。随着双方关系不断加深，还涉及“甲申易枢”等国家政治的核心机密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后的心态、谋划和在战争中的表现，信息量十分丰富。李、张之间，又都保留各自的独立见解，在某些事件上，立场观点虽有不同甚至龃龉，但都没有影响彼此感情。阅读这些通信，对于了解这个时期的政局嬗变，无疑是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可以找出真正的因果联系。

张佩纶给李鸿藻的信

第二阶段，是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张佩纶因推荐在越南对法作战失利的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以及自身在马江之败，被遣戍张家口军台效力。这一时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员流放生活的诸多细节、李、张二人交流的对政局和朝廷人事的看法，也凸显出来李鸿章对张佩纶落难之后的关怀和帮助，展现他们之间不为人知的友谊，从很大程度上，可以加深对李鸿章、张佩纶个人私德的了解。

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94-1901）。张佩纶赐环后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住进天津北洋大臣衙门的兰骈馆，与李鸿章朝夕过从，两人间反倒不用写信。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张佩纶因御史端良弹劾，被驱出天津，后来定居南京，翁婿间恢复书翰往来。这一时期重要的通信，包括张佩纶反对签署马关条约“推枕濡泪”所写的家书，关于李鸿章访俄、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及被褫去该职务的看法和建言；还有对戊戌变法时期朝政的评论、对庚子议和的细节记录，都是生动且富有独特价值。这阶段的通信中，还包括张佩纶夫妇在南京的生活情况，生育子嗣及夭折的细节，居住环境和觅取新居的种种考量，以及张佩纶奉诏赴京协助李鸿章议和时的家庭情况，以往不为人知，读来都很引人入胜。

阅读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其实是在重温光绪朝的历史。书启时分，张佩纶还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怀抱理想，思绪敏捷，勇于任事，及至书末，则是经风沥雨，遍体鳞伤、暮霭沉沉。李鸿章，则是功成名就、位高权重的官场大佬，阅事无数，老成睿智。对现代化的各项举措怀有高度兴趣，在对外事务中主张忍让妥协、以待时机。对张佩纶的许多谋划内外联手呼应，但对其激进谏言从不心动，在马江之战的困难环境中也绝不援手。但对张佩纶个人的才华识见，则抱以欣赏、扶持，对其个人及亲属的生活工作，一直大力援手，甚至以爱女嫁之，构成非常独特的私人关系和特殊的亲情。外人往往看不明白，取笑者有之，揣测李鸿章要以“衣钵传知”亦有之。阅读李、张信札，可以加深对旧时代士大夫立身、立德行事风格的思索，加深对这两位以往都被脸谱化的人物内心、才情和政治识见的理解，加深对中国近代面临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变革和深刻的内外矛盾冲突时上层官员的因应对策的研究。伴随着他们的老去，也看到大清王朝这座破旧的老宅，虽由裱糊匠努力装点，终究雨打风吹，走向崩塌。

张佩纶信札

李鸿章-张佩纶通信的刻本和排印标点文本，李致张部分，先在吴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1902年）中部分刊布，前些年经陈秉仁先生整理，发表于《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和《李鸿章全集》。张致李部分，张佩纶哲嗣张志潜上世纪二十年代编辑《涧于集·书牍》时，亦公布了一批信件，但略去了写信时间，读者使用很不方便，从内容上亦有删减。就李、张二位写信人和收信人来讲，数百封本来已经整理璧合的信件，又被分开，失去对应的联系，不能不说是个大的缺憾。此次，借《张佩纶家藏信札》原信影印刊布之机，将全部信件重新整理点校。对部分信件的写作时间，也进行了考证和调整，应当说是件方便读者、亦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好事。当初李、张通信装裱时，还保留下原始信封，不少信封上登记了发信和收信的时间，这次整理时也一并录入，以使研究者了解信件到达的准确时间和收信地址，从而有助感受相关信息的传递对于历史进展的真实影响。

张佩纶研究，是我近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重点研究的课题，但文献整理不是我的长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孙瑜兄向我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把它当作一个挑战，也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本书整理时，我在辨析字迹和断句过程中，常常碰到困难、踌躇反侧；对信函中提及的人物进行判定和注释，也是极费功夫。是师友们的鼓励，使我增添了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忠文研究员、复旦大学陈绛教授、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先生、广东学者梁基永先生、上海图书馆梁颖先生始终给予我热情帮助和支持。常熟翁同龢纪念馆老馆长朱育礼先生还在盛暑高温之时，阅看全部清样，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编张钰翰在编辑过程中也给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本书整理中，由于学识浅陋，必定还有讹误，这也是我惴惴不安的地方，期待方家教正，容待今后再改。

此外还应说明，李鸿章、张佩纶的通信函札，虽然绵延二十七年，基本保存完好，但从信中提及情况看，依然还有缺失，所以还应继续收集完善，拾遗补阙。期待读者朋友提供线索，共同努力，以使这部通信集更加完整。

（本文摘自《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姜鸣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