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历史的作用在于“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

【编者按】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其中学术贡献奖的获奖者一直以来都是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在世的上海学者，因此备受瞩目。今年的学术贡献奖，共设4项，分别授予了复旦大学的王邦佐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郑克鲁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章振邦教授。

王邦佐教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性阐释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作出开拓新贡献。其代表作为《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王家范教授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与发展，以及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料研究等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其代表作为《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

郑克鲁教授在法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其代表作为《郑克鲁文集》（著作卷、译作卷）。

章振邦教授创建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为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的改革创新作出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是《新编英语语法》（系列）。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别拜访了4位获奖的老先生。在访谈中，他们回忆了各自的学术生涯，也分享了其治学经验。

理想是做一名中学历史老师

1938年农历闰七月，王家范出生于江苏昆山的一个水乡小镇。小镇原名陈墓，今易名锦溪。当时正逢日本人入侵，全家人都很慌乱，以至于把他这位长子的出生日期都忘了，只记得是公历9月的某天。王家范家庭经济困难，靠着母亲替别人烧饭打扫洗衣做女红，在动荡年代中维持生计。

小镇受苏州文化熏陶，很重视教育，学校教员均为在外受过教育后回乡任教的地主子弟，身上兼有江南士绅与新派知识分子的双重气派，不愁衣食，以教书育人为乐。1951年，王家范小学毕业，本已考上江苏省立昆山中学的他，因家境窘迫，负担不起学费与伙食费，只好回到小镇上的槃亭中学读书。

时隔三年，初中毕业。1954年，王家范再次考取江苏省立昆山中学，这次终于圆了到县城“最高学府”的读书梦。高中时，作为班干部的王家范也曾一度自由散漫，在一次被班主任责令检讨书后才埋头刻苦读书，文理各科平均使力，成绩列居前沿。

1956年江苏省昆山中学校刊编辑记者合影（王家范为前排右三）

高中历史老师刘恩同对王家范影响很大。刘恩同老师每周两次从苏州赶来昆山上课，教法不循常规，总是先打开课本，红线、蓝线地让学生划出考试重点，用不到20分钟背熟，接下来地25分钟天马行空地讲相关历史故事。一次讲到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兴之所至，竟高声唱起《马赛曲》，刘老师嗓音浑厚，肚子大，发出的声音像音箱一样，有回响。王家范曾暗中许愿，“如果能做个像刘恩同一样的中学历史老师，心愿足矣。”

还有一件事对王家范选择历史专业影响深远。他的一位同乡师兄在山东大学读书，高中三年里从山大按期给他寄来《文史哲》杂志，引起王家范对历史学最早的向往。1950年代是山大文史专业的鼎盛时期，“六大名教授”誉满学界，他们都是王家范崇拜的偶像，于是山大历史系也成了他心目中的“胜地”。

从农战史到江南史

1957年，王家范参加高考，赴苏州赶考的费用还是一位同乡解囊相助的，这笔钱直到四年后王家范领到第一笔工资时才还上。报考学校时，尽管对山大历史系无限憧憬，但一向理性的王家范考虑到现实处境，还是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不用交学费，而且吃饭不要钱，毕业后可以当中学老师，一劳永逸地解决温饱问题。

1960年的王家范

同年秋天，王家范“跳出龙门交好运”，成为全国“十万零七千”（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总数）中的一员，如愿以偿地踏入华东师大文史楼。华东师大历史系当时在全国处一流地位，教授中国古代历史要籍选读的苏渊雷、教授世界中世纪史的郭圣铭、教授世界古代史的陈祖源等教授，都给初入大学的王家范留下深刻印象。

大跃进时期，全国教育界、学术界刮起“拔白旗、插红旗”风，鼓励年轻人要敢于蔑视权威，没有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班上有些同学突发奇想，提出“三年赶上郭沫若，一年超过陈寅恪”。王家范那时虽然还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但记得有学者在《文史哲》上说陈考据功夫了得，于是便插了几句冷嘲兼带挖苦的话，结果挨了一顿“和风细雨”的小范围批判，帮助他“进步”。有了这次教训，王家范从此“夹紧尾巴”，老实读书，只求四年里一路平安。

大学四年里，王家范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然而在1961年9月本科毕业分配工作时，因为他古文成绩年级第一，被安排到古代史教研室，专业方向是商周史，由束世澂老师负责业务指导。王家范形容这是“拉郎配”、“先结婚后恋爱”。

王家范觉得学商周史入不了门，第一年只读了一本书——《左传集解》。幸好束世澂先生对他“无为而治”，1963年，教研室副主任谢天佑先生沉湎于农民战争史研究，希望王家范能分担中国通史课的教学任务，于是他得以“逃离商周史”，大着胆子走上讲台。第一年谢天佑教三分之二，王家范教三分之一；第二年一人教一半；第三年就完全接过来了。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学校被迫停课了，无课可教的王家范开始跟着谢天佑先生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

“文革”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于1978年11月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当时谢国桢、赵俪生等名家云集，吵得不可开交的两派学者全都请来了。外校学者住学生宿舍的木板床，上下铺，吃食堂。青年教师睡上铺，尽可能把下铺留给老教师。王家范发表了“文革”结束以后第一篇真正的论文——《李自成政权的演变》。

1981年，王家范在西安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年会与谢天佑先生合影

后来，前辈学者意识到，农民战争史要突破，必须从经济基础着手。谢天佑先生转而研究秦汉经济，王家范也跟着转向经济史，“索性到末尾”，研究明清经济。明清经济十分广阔，各地都不一样，得找个落脚点。作为江南人，王家范对江南的人文环境有感性的认识，于是就慢慢将“明清经济”和江南结合起来。

1984年，王家范的论文《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在无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轰动。“北方来的学者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这一篇，明清江南市镇的轮廓和定位已经出来了，以后的观点基本不出这个架构。”

对于学术研究，王家范觉得自己一向是“兴趣主义”的。研究江南是“我就想了解江南史是个什么模样，我不想成为江南史专家，我不想写大制作”。而这一兴趣使他成为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对明清江南市镇结构的研究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研究范式，影响了江南史研究的取向。

此外，王家范于1989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重新开展的奠基性研究，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并重新发展。他还开辟了农业产权与农家消费研究，并且最早开拓了明清江南生活消费研究，他对小农消费数据的估测是此后一系列经济史研究的基础。

不仅对学术保持兴趣，对于其他感兴趣的东西，王家范都会积极去尝试。“我这个人一生有好奇心，对我不知道的、不清楚的，都要去尝试。我曾经玩过八卦、算命，我看几个高手玩，就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玩的，到底灵不灵，不去试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灵不灵？我花了三年时间，好好把八卦的书读完，所以很多人让我算命我就算，玩完了我才觉得这个玩意儿不要去相信它。”

华东师大校园中的王家范

“我就是一个教书匠”

对于“专家”“学者”“学界泰斗”等身份，80岁的王家范先生看得很淡，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王家范当了十六年助教才转为讲师，“可能是世界记录”。但这一点儿都没有影响他讲课的热情，只要一站上讲台，王家范就感到如鱼得水。

1978年，王家范重返讲台，开始正式讲授“中国通史”。他从来不按教学大纲，“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每一时段都挑典型人物和事例具体展开，再拉出一条线来。这样讲课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在史料上下大功夫。

八十年代，西方的历史丛书大量涌入，学生们谈论的都是这些书。王家范就跟学生们同步学习，学生们看什么，他也看什么。过去的解释手段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西方的心理、文化等知识，让他觉得很新鲜，“能够帮助解释一些东西”。但他对西方的知识体系不盲从，主张“活学活用”。“外国人看我们，有他们的视角，但也有问题，人地两殊，没有实际的体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隔靴搔痒的。不要太迷信他们。”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王家范还非常强调历史情境的体验。从1979年开始，他就带着学生们到江南各市镇实地考察，进村庄、泡茶馆，和农民百姓聊天，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文字资料往往没有感性的情境，情境很重要。你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这个环境，这种感受很细微。和老百姓聊，这就有原始感觉，再去看史料，就有新的感受和解读。”

王家范与华东师大历史系89级本科生在王国维故居

1990年，王家范准备将自己多年的中国通史课讲义结集出版，但没想到“三易其稿”，十年磨一剑，直到2000年才正式出版，2012年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中国历史通论》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更是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目，被誉为“当代的《读通鉴论》”。本书不仅是王家范多年的讲课心得，更是他四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与参悟。

历史学家邹逸麟这样评价《中国历史通论》：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是他在数十年教学积累、相长、思虑与考索之间的所得与所成。他以时间为经，构成“通”线，编制了帝制前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轮廓，又以专题为“横”线，回看百年、千年的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及其对“中国”、对“史家与史学”的感悟。先生长于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尤为关注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何以能延续两千年之久，而中国的现代之路为何艰困、又将通向何处。横通与纵通相合、相融，既写出了历史之境的真实、曲折，又写出了历史之意的精深与幽微，“意”与“境”浑成一体。通史写作之难，在于博而能约、密却不碎，在于大的时间感与历史观。

王家范著《中国历史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

历史学不是预测学

王家范最崇拜的历史学家是吕思勉和顾炎武。“吕思勉的书，不用自己的经验去读是读不出东西的，他的精辟的见解会被忽略过去，他写得很通俗，大家觉得没啥，你仔细看他对人和事的判断，是有洞见的，很透彻。吕思勉的东西要有一定的经历再去读。看他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讲座中的王家范先生

谈到历史的功用，王家范认为历史的作用在于“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将来人们规划未来，一定不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一定以当下为基础的。将来人能从历史中吸取什么，那就看将来人的本事，我们也尽量把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他们。我反对用历史去帮助规划将来，这越界了，不是你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不是预测学。”

他觉得历史对现实的关怀是藏在背后的。“关怀总有的，但这些关怀不需要明说，也不要说太多，说太多就走题了，还容易自以为是，好像你历史学家成了大政治家了，那这不可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事情，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的事情。两者分工不一样了。要么你去当国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远离历史本身了。”

王家范强调，历史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他曾说：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则教人冷峻。历史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感。有了这种宏观的大时间观，尽可以坦荡荡地看待过去百年的跌宕起伏。

“我于20世纪30-40年代出生，是梁启超说的‘历史过渡中人’，80年过去了，我并不清楚‘历史过渡’完成了没有，却知道我们一代人的历史已经到了结束的阶段。这是历史应有之义，个人不必要多说什么，否则就是白学了历史。”

王家范著《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

（本文根据《明清江南史丛稿》、《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文汇报《学术人生 | 王家范：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等资料综合而成，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王婧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