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

撰文：钱秉雄（钱玄同长子）

孔德学校的由来

70年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积极从事中法两国间教育事业的交流，并想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加以改革。1917年12月25日，蔡李二人和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在北京东城方巾巷的华法教育会的会址，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孔德学校。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四年，共10年。1924年增设大学预科两年，共学制12年。这一年还成立了幼稚园。学生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学法文，毕业后可以赴法国深造（当时一般的中小学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中学才开始学英文）。学校在当时的京师学务局立了案，学务局每月补助100元，其他办学经费由创办人向社会募捐。1920年以后，学校办学经费就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直接拨款了。我见过1934年度孔德学院和孔德学校合在一起的经费收支表，收入方面：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6万元，学费6200元。支出方面：薪金48300余元，购置费3900余元，修缮费3500余元，杂支费10300余元。听当时的校务主任杨慧修说，光是孔德学校幼稚园、小学、初中三部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每年就拨款24000元。所以孔德学校的教员薪金比一般私立学校要高。

1918年2月，孔德学校正式开学，学生只有20余人，女生居多数。大多数学生是创办人如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叔平、齐竺山、齐如山等先生的子女。李大钊的子女李葆华、李星华等在这里上过学。蔡元培的子女蔡威廉、蔡柏龄，刘半农的儿子刘育伦等，也都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中学生活。可以说孔德学校即是北大和中法大学教职员的子弟学校。1920年署假，孔德学校有了第一届高小毕业生；1924年署假有了第一届中学毕业生。这年全校人数是290余人，教职员工40余人。

学校的行政组织，最初叫校务讨论会，人数较多。过了不久，便推出校长蔡元培、校务主任马隅卿。蔡元培因事务繁1忙，除了学校开办时及校庆时来一两次外，平时无暇顾及学校的事务，实际上他只是个名誉校长。但直到蔡元培逝世，孔德学校的聘书上一直盖的是蔡校长的印。另外学校还设常务董事会，共有7人：主席沈尹默，常务董事蔡元培、李石曾（曾担任过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主任）、马衡（以上4人主要负责筹划学校经费、制定办学方针等事）、钱玄同、陈大齐（钱、陈2人主要负责编教材）、马隅卿（负责执行校董会的指示和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到1926年，学校组织上稍有变更，除校长外，特设学长1人，由校长聘任之，学长是沈尹默。为分掌校务起见，设总务委员会及教务委员会二会以专责成。总务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各有委员长1人（马隅卿、张犀海），委员2人（沈尹默、马叔平，卢逮曾、蓝少铿）。教员中试行级任制和科任制。

这所学校为什么以孔德命名呢？蔡元培和李石曾早年都在法国学习、居住过。他们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早，比较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我国有识之士纷纷介绍和宣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民主政治，蔡李二人很想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就用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Augueste Comte（1798——1857）的姓“孔德”，作为他们所创办的学校校名。

当时，社会上对孔德学校的校名有两种误解，一是认为它叫孔德，必定与孔子有关（西单北有个孔教中学，就是孔教会的人办的）。这根本不对。蔡李2人都是革命党人，都参加过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蔡元培在民国元年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就反对“尊孔读经”，他们办的学校怎么会尊崇孔夫子那套呢？蔡李二先生是反对封建道德的，因此，孔德学校提倡女生剪发，实行男女同校（那时社会上初小男女生合班，高小就男女生分校）；学生们用的课本，都是用白话文编写的。另外，孔德学校还是在小学中教注音字母最早的学校。这些教育上的改革，在70年前北洋军阀封建统治之下的北京，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当时社会上还有对孔德学校另一种误解：这里的学生既读法文，那这个学校必定是法国天主教徒办的。这当然就更不对了，因为蔡元培先生不信宗教，他是要“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信仰自由的。

李石曾

1919年8月，我由北京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转到孔德学校，上五年级，1925年中学毕业，算是孔德的第二届毕业生。1927年我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预科毕业，1933年又回到母校任教。

记得我入学不到半年，就赶上孔德学校二周年纪念，那是1919年12月25日，正好是西方国家的圣诞节。那天，蔡元培校长有一篇演说，很能说明孔德学校办学的宗旨，现把它抄录于下：

孔德学院成立于1924年，预科二年，本科四年。1935年并入中法大学文学院。

“今天是孔德学校二周年的纪念日，能把两年来学生（当时学生有150多人）所作的成绩品陈列出来，开个展览会是很可喜的。回想去年一周年时，学生要少一半，成绩品还不够陈列。……我们这个学校用‘孔德’的姓做校名，并不是说除他一个人的学问之外都不用注意，也并不是就用他的哲学来教小学生。我们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子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筋觉。为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给学生时时有共同操作的机会。今日用学生所制造的物品出售，做为图书馆建立的基金；而且各展览室招待计算帐目等事，都由学生若干人合力来办，也是起到共同操作的作用。又如教授国文，注重白话文，且用注音字母来划一语音，不但使学生容易了解，也是为社会上互通情意便利起见。我们这种教法不知对不对，想到会诸君有了我们学生的成绩品，必定有确当的批评，可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孔德学校的创办人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叔平、陈大齐、钱玄同、马隅卿、马幼渔、马季明、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对当时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办的仿日本注入式的教育深为不满。“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孔德学校的创办者认识到，改革教育非从中小学教育入手不可，这是教育的基础。初办孔德学校时，他们就有这样一种设想，即不仅把学校办成读书的场所，还要使它成为人格养成的地方。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要“教”与“育”并重，要熔冶“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和“实际创作的人”为一炉，也就是要施行一种“人”的教育。在训育方面，初办时并没有什么严密的校规，只是主张废除对学生的体罚。学校不给学生以教条式的约束，而是在适当范围内，让学生自由发展个性，以保持他们天真活泼的本性。他们认为“伪作的善”是学校教育工作最大的失败。这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总要求孩子们少年老成，使孩子们学社会上那种虚伪的作风。孔德学校创办人宁可让学生们稚气横溢，也不要他们老气横秋。学生有了错误，老师随时加以劝导，使学生自觉地改正。在教育方法上，孔德学校历来是采取少用干涉，多用引导的做法。

重视美育

小学部有一教师谢某，因体罚学生，被介绍到其它小学任教。实际上是被解聘。

美育在蔡校长的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于1917年8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论文，大意是说宗教和美育同是一种感情生活，只要感情满足，就可以互相转化。他希望人要发展“个性”和“自由思想”，要多看，多想，多讨论，多工作，以使社会日见进步。他还说：“无论什么宗教，莫不‘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为了避免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冶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用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

孔德学校的美术教学设备很全。石膏模型有50多件，小佛像和玩具模型有100多种，写生台7座，画架40个，图画教室2座。在当时中小学中，能有这样的美术教育设备的很少。

我在中学时的美术教师是王子云（江苏人，1926年后赴法国学美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现已80多岁），他教我们用炭笔画人头石膏像，还画静物写生水彩画，星期日带同学到公园去写生，画牡丹、芍药等。他自己住校，常在课余画油画。画家王青芳（王子云的弟弟）当时也在初小部任教。生子云赴法后，继任中学和高小美术教师的是卫天霖。他是山西人，日本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演员于是之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在孔德学校读书时，卫天霖在绘画方面给他许多指导。

蔡校长的女儿蔡威廉是孔德中学第一届毕业生，1924年赴法国学美术，学成归国曾任杭州艺术学院教授。那时七年级、八年级图画和手工隔周轮习，九年级、十年级图画仍为选修科目。此外，手工和音乐也很受重视。有两个手工教室，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手工都是必修科目，中学是选修或轮修科目。有音乐教室2座，钢琴4架，风琴5架，留声机3台，外国音乐欣赏唱片150多张。音乐教师陶虞孙（现已80多岁），是日本东京女高师毕业的。她学的是生物，但是特别爱好唱歌和弹钢琴。她培养了不少弹钢琴的学生，如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女儿刘育和就是跟陶老师学的钢琴。刘后来进了音乐学院，现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吴祖强也是在孔德中学学习过的。

注重实践

1918年，孔德小学国文课做了改革。当时，钱玄同先生向蔡校长和沈尹默主任建议，用白话文编写小学国文课本，而且从小学一年级起即教注音字母。让孩子们学会注音字母，能拼读生字后，再读白话的国语课本。这样学生就可以自己去读课文了。1918年，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陈大齐等以“新教育研究会”的名义编出孔德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课本。课本的内容有短语、儿歌、故事等，每个生字都有注音，还配有插图。插图是徐悲鸿画的，那时他还没有出国留学。这一课本编得新颖有趣，很适宜儿童学用。

小学一年级国语课中先教注音字母，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试验。凡在孔德小学读过书的人，都会用注音字母拼读汉字。到了1919年暑假后，孔德小学各年级国语课本，就都由陈大齐、钱玄同等编写。他们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为蓝本，从中挑选课文，加以审订，并用白话重写，加标点注音，然后油印成活页讲义发给学生用。我记得选文中有蔡校长在天安门上演说的《劳工神圣》，还有《高加索囚人》、《托尔斯泰》、《哥仑布》等。1920年10月，周作人又向学校建议，让小学生读有文学趣味的白话作品。为此，他还为全校教师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儿童的文学》。此后孔德学校的小学中学国文教材就由周、钱、沈三位先生主持，从新出版的书报杂志中选择，有童话、故事、小说、散文、短剧、论述文等。教材是活页讲义，每年都有变更，不断增添新文章。参与其事的中学语文教师有毛夷庚、徐名鸿、杨慧修、张含清、冯至、陈翔鹤、修古藩等人。孔德学校不用书局出版的语文教科书，自己编选教材，有将近20年的历史，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孔德学校才用书局出版的课本。

孔德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就能写点表达自己情意的短文，碰到不会写的字，就以注音字母代之。学生们怎么想就怎么写，培养了学生敢写的能力。在《孔德旬刊》和《孔德校刊》上常可看到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写的短文、画的画，表现出儿童对生活的观察，非常活泼有趣。

《孔德旬刊》和《孔德校刊》都是铅印的。《孔德旬刊》在1925年4月1日出版第一期，内容是小学一年级至十年级学生的习作和教师的文章，约出30期，是由国文教师张含清编辑的（张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已去世）。《孔德校刊》是半月刊，1931年12月出版，以发表学生低年级自由画和中小学生习作为主，是由国文教师修古藩编辑的（修为江西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校刊出到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此外，中学高年级学生尚有文学小团体，每周在校外报刊上出副刊，有《迹》，《春蕾》等，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

学校有3个作业室，实际上是初、高小和中学的图书阅览室。各年级的语文课中，每周都有一课时的自由阅读，学生读书后写一篇读后感或读书笔记，交教师批阅。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曾在孔德小学读过书，前些年她自美国回来，到北京时找她在孔德学校时的班主任“李洁”。经我们查找，这个“李洁”是李洁吾。陈香梅深深怀念她的班主任，因她在小学时喜读文学书籍，课后小学部阅览室中的书报不能满足她，李洁吾曾带她去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去找书看。据李洁吾说，他那时刚做班主任，下午课后常带她去逛书摊。戏剧家马彦祥、吴祖光也在孔德学校上过学。

学校的国文老师均为师大、北大的毕业生。北大的教授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也都亲自为中学高年级讲过课。教法文的有陈亚牧、常惠、陈聘之、赵少侯、张达德、吴益泰、郭迪诚、吴林风等人，教英文的有许式己、张定璜、李霁野、左浴兰等人。

至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史地各科的教学，除用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出版的教科书外，还增加补充教材。教师都是北师大、北大毕业生，有不少教学多年、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有一位吴郁周老先生，是北京师大附中的教师，并在北大和孔德兼课，他教出来的学生，有后来在物理学上很有成就的钱三强、刘育伦等。学生做完物化实验后，都要写实验报告；生物课上有时要画解剖图，看显微镜中细胞切片，记录绘制其组织和活动的状况。这些手脑并用的训练，为学生将来熟悉、观察自然界奠定了一定基础。

孔德学校的课余活动丰富多采。每年春秋两季学校组织郊外旅行。郊外旅行的副产物，是采集动植矿物的标本。体育活动有篮球、乒乓球等比赛。每天下午两节课后，南操场各球场的活动，活跃非常。校庆会年年举行，从幼稚园到中学各班均须表演节目。

孔德学校的政治空气也是进步活跃的。记得1922年李大钊在学校给中学的师生讲演，题目是《今与古》，针对当时社会上一部分人“今不如昔”的思想加以批判，肯定“今”胜于“古”、教育青年学生向前看，去寻求新的合理的生活。高年级学生受当时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参加“三·一八”等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

三个时期

孔德学校有35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初创时期（1917——1922），中兴时期（1922——1937），维持时期（1937——1952）。执行日常工作的校务主任，先后有4人：1917至1931年，马隅卿，后改任学校图书馆主任；1931至1934年，杨慧修，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原是孔德中学国文教师；1934至1945年，蓝少铿，原是孔德中学的生物教师，蔡元培逝世后曾代理校长；1945至1952年，沈令扬，孔德中学毕业的校友，曾留学日本和法国，沈尹默的长子。

初创时期，大约有5年光景，校址在方巾巷华法教育会的会址，校舍只有前后两个院落，几十间平房。1919年夏，我初去时，学校的设施和我原在的高师附小相比差多了。小学有6个班，校内没有操场，没有楼房。但是，师生的精神面貌很好。学校每天有朝会，由两位先生弹风琴拉提琴伴奏，全校学生齐集在一起唱校歌：“孔德！孔德！他的主义是什么？是博爱，是研求人生的真理，是保守人类的秩序，是企图社会的进步。我们是什么学校的学生？顾名思义，莫忘了孔德！莫忘了孔德！”唱完校歌做早操，然后上课。上课时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学生要当堂完成作业。课后的作业，都是要学生熟读、背记的。次日上课，开始总有一小段时间复习旧课。孔德的师生关系很亲密。课后师生常在一起打“墙球”、吹弹乐器。高小学生做木工，也都有老师指导，象做小椅子，锯木头，刨板，安榫子，粘胶都是老师指点着做。还有书法比赛，师生一齐泼墨挥毫。有时老师还带着学生到东城泡子河贡院去打篮球。教室四周有空地，老师在这里教学生种些小红萝卜、青菜之类的东西。学生们天天浇水，到收获时，大家分得些小红萝卜，可高兴了。

1920年黎锦辉来学校编国语教材。他在学校排演他写的歌剧《麻雀与小孩》。黎锦辉的女儿叫黎明辉，当时在学校四年级读书，留着男孩儿一样的短发。关于黎家父女，还有一件趣闻，有一次黎明辉天真地问父亲说：“我叫黎明辉，您叫黎锦辉，咱们俩名字中都有个‘辉’字，不是哥儿俩吗！您说是不是？”孔德天真自由的空气于此可见一斑。黎锦辉后来到上海中华书局去作编辑，后来又组织了明月歌舞团。

那几年，学校里还有几个不满封建家庭的压迫，从湖南跑来北京求学的女青年，她们年岁较大，在小学高年级借读。我们把她们当做成年人看，后来她们都陆续走了。那时有些女同学为了节省时间，活动方便，剪了辫子留着短发。在街上走路时一些老顽固老封建就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这尼姑不象尼姑，和尚不象和尚，象什么样子！”

中兴时期。1922——1937年，这十五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孔德学校最兴盛的时期。

据残存的一期《孔德旬刊》记载，1922年至1925年间，学生人数分别为：1922年183人（添办九年级），1923年215人（添办十年级），1924年291人（添办十一年级，即大学预科一年级），1925年411人（添办十二年级，即大学预科二年级）。1924年5月，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曾一度将孔德小学作为北大教育系试验学校。

1922年，孔德学校办到九年级（中学三年级），校舍不敷用。由于孔德办学的人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北大将东安门北河沿原北大三院的一部分房屋和三分之一的操场拨给孔德学校使用。从此，孔德学校就从方巾巷迁到北河沿，校门朝东，门口挂着“北京孔德学校”的牌子，1924年又加了一块牌子：“北京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现为东华门幼儿园和东华门小学所在地）。

1924年8月，孔德学校又租了东华门大街33号的40多间房为分校。小学一、二、三年级在这里上课。小学每年两班，形成双轨制。这年秋天，新成立了幼稚园，也设在分校。幼稚园创办人是张雪门（后来办西城幼儿师范去了）。幼稚园主任是林宏秀（燕京大学毕业）。

1928年，国民政府令拨东华门大街宗人府为孔德学校校址（就是现在第二十七中学校址），面积将近20亩。1928年秋，房屋修理完竣，学校有普通教室十数座，有礼堂、科学馆（是一座由宗人府银库改造成的两层楼，楼下是化学实验室，楼上是物理生物实验室），另有中学作业室、美术教室、音乐教室、劳作教室、乒乓球室、阅览室等。学校并以2000购得东华门大街26号四亩地开辟为运动场。1928年后学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移到阜外北礼士路；另一部分就是十年制的孔德学校。从这时起孔德学校的校门就冲南开。一进孔德前巷就有一个大影壁，影壁后是四扇红漆大门，大门上有马叔平写的“孔德学校”四个大字。进大门后有向东、向西的两条甬道，甬道两旁种有迎春、丁香、榆叶梅、龙爪槐和垂柳等花草树木。在东西两条甬道之间有一座原来宗人府时代遗留下来的两层砖砌的大高台，有六七丈长，五六丈宽，中学、高小的课间操都在这里上。同学们可喜欢这块地方啦，课余常在这里游戏，春天还在老师指导下在这里支起画架写生。中学作业室和图书阅览室设在高台上，阳光充足，无论是讨论问题或休息闲谈，都给人一种宽敞、舒适的感觉。

1932年春，在校务主任杨慧修主持校务时，在中学和小学各设置游戏场一座，其中有“鸟飞”、转塔、秋千、滑梯、“花果山”等，供学生在那里游戏。并且每日有值日老师巡游。

1933年夏，应学生家长的要求，七年级添设英文班。十年级移到阜外北礼士路孔德学院去上课。事实上孔德中学已分为两部分：七年级至九年级在本校上课；十至十二年级在孔德学院上课。直到1935年，孔德学院与服尔德学院合为中法大学文学院，才将十年级又迁回本校。

1934年蓝少铿任校务主任后，添设中学女生劳作教室1座；有缝纫机2架，绣绷若干，请黄老师（女，湖南人）来教课。又成立了训育委员会，制定了工作计划，修订了各部的课程，即中学七、八、九三个年级，每周授课36小时，复习5小时，共41小时。其中国文6小时，外文7小时，数学5小时，美术、劳作、音乐、体育各2小时，小学五年级每周法文3小时，六年级法文4小时，其余课程同为30小时。另外，学校还筹设小动物园和小植物园各一，供学生观察和做生物实验用，并计划成立天才班。这年，在校学生数为：幼稚园122人（四班）；小学347人（十二班）；中学69人（三班），全校共19个班，538人。

1934年是个多事之年，本来那些不大管教育的市长，不知怎么脑子一发热，非要中学搞男女生分校不可。孔德学校想方设法才被允许暂时不分。当时广州曾勒令小学生读那难懂的唐明皇注的《孝经》，苏州又叫小学生站在烈日下举行什么礼仪作法考查会，结果70多个学生晕倒50多个。孔德学校校董会一再告诉老师们，不要赶时髦，要认定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儿童，是少年，要少干涉，多引导，让他们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在这里还要提一提孔德大图书馆。它原是为办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准备的，自1924年起，由沈尹默、马隅卿等人去挑选购买图书。当时旧书店经常送书来。共计买到经、史、子、集书2433种，46512册；方志类478种，7127册；日文书籍429种，452册；词曲小说536种，5456册；车王府曲本4620册；全馆共藏书64000多册。马隅卿任图书馆馆长时，尚有专人整理。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曾来校阅看词曲旧小说。1935年马先生病故后，孔德大图书馆一直是封闭着。1952年9月，孔德学校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后，经北京市市政府会议决定这批图书由北京首都图书馆接管保存起来。

维持时期。沦陷时期，学校当局为维持学校正常教学，千方百计地同敌伪势力作斗争。当时伪教育局要学校添设日语课，孔德学校请了曾在本校念书，后在北大日语系毕业的学生来教课，以抵制日本教官进校。日语教师常“请假”，学校就用这一时间来补其他课程。

“七七”事变后，孔德中学教师纷纷离校南下，学生跟着家长南下的也不少。但是也有未离北京而不愿入市立中学的学生，转学到我校。中学部蓝校务主任、尚训育主任同几位孔德学校毕业的老同学支撑着学校。经费时常中断，教师生活艰苦。1945年夏天，蓝校务主任和小学部主任林应澜都回福建去了，他们的职务分别由沈令扬和陈炳华继任。幼稚园还是由景晏茹任园长。在蓝少铿主持校务期间，迫于家长的请求和外界压力，孔德中学有了女中部。初中为男女分部，高中仍是男女生合班，共9个班，300多学生。

蓝校务主任走后，我任孔德中学的教务主任。1946年的一天，李乐光来校看我，说：“天快亮了。”他是李大钊的侄子，共产党员，原名李兆瑞。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北大，他在清华，我们时有来往。1947年暑假，管泓（我校国文教员，共产党员）、卫天霖二人离校赴解放区。高中一生物教师何书谦（共产党员）也托故有病，请别人代课，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撤退了，党员身份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948年12月，傅作义的军队进驻我校中学部，学校只得停课。学生管士怡（管泓的妹妹，共产党员）组织高中同学王宪铨、崔向阳、曹毓华、周长山、魏炳昆、刘尚德等数十人护校，将中学部的课桌椅等物运到后边小学部去，以防国民党士兵将其烧毁。当时还有一位李同志（何书谦介绍给我的联系人）常在天将黑的时候来校，找我谈时局，并送来《新华日报》的社论等。过了不久，有一天李同志问我能否在1949年2月1日开学，经大家商量认为可以，因为1月中旬傅作义的军队已陆续撤走了。

北平解放后的2月1日，我校如期开学，学生到校的不少。当时在上海的校董会主席沈尹默来信给沈令扬，嘱咐他把孔德学校交给人民政府。我和沈令扬去北京市委找当时任统战部部长的李乐光，李说：“现在为时尚早，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没完，接办学校的事尚需等待一时。”

1949年暑假后，市委建议我校先停办高中，初中多招生。当时学校高中就3个班，高一不招新生，高三毕业了，高二由市委介绍转学到苏联工业学校去。这年初中3个年级，10个班，初一的学生最多。

1952年9月，我校中学部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我被任命为校长。小学部改为东华门小学；幼稚园改为东华门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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