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汉书》概说｜基本版本与参考书籍

“辛德勇《汉书》概说”系列共七篇，此为最后一篇。

在今天读《汉书》，并且谈到《汉书》的版本，首先不能提及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汉书》。

这个点校本依据的底本，是清末王先谦所著《汉书补注》（光绪二十六年王先谦虚受堂原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有影印本），而《汉书补注》主要依据的是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十七史》本。不管是从班固《汉书》本文角度看，还是从后人的注释校勘角度看，汲古阁本都不能说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底本。不过中华书局当年点校此书，并不是想要校定一个学术善本，只是想要给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个便宜的读本。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也不需要对版本过分讲究，中华书局的校勘工作，自然也就没有按照高标准学术要求去做。

令主持其事者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进展和后来的实际应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竟被用作学术性校勘善本，甚至被奉为权威性文本。虽然稍显荒唐，可这就是实际的情况。

尽管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不够十分理想，但一般应用，不管是专业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文史爱好者，我还是建议首选此本。

下面，我先和大家谈谈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底本王先谦著《汉书补注》。

在颜师古之后，仍有一些给《汉书》作校注和考订的人。在这方面，尤以清人所做工作更多，质量也最高。盖清代考据学兴盛，学者们为校正考订《汉书》投入了很大精力，所以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到光绪年间，王先谦汇总这些成果，撰成《汉书补注》一百卷。这部书囊括迄至清末的绝大多数《汉书》注释和考订工作，但王先谦多止于客观采录前人旧说而不大写下自己的主观断语，属于一种集注性质的著述。从《汉书》注释的演进历程来看，这部书堪称一部集大成性的著述，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

不过读者在使用王先谦《汉书补注》时需要注意如下两点。一是王氏此书，并非将此前相关著述悉数包揽在内，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注解没有收录。譬如民国时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曾购得一清代失名学者所撰《汉书疏证》二十七卷，后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先生与同仁募集资金，在日本影印出版，题作“《汉书补注》未收书之一”（尽管杨树达先生对这部书的水平评价不高，在所著《积微翁回忆录》中称“阅之殊无精彩”，但这是由于他老人家水平和眼界都实在太高，与大多数《汉书》注本相比较，可以看出此书仍有一定参考意义）。又如清嘉庆时甘肃秦安学者杨于果所著《史汉笺论》（刊行于道光年间），对《史记》《汉书》都有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亦因作者僻处西北边地而为王先谦所未能采及。还有在王先谦此书刊布前，有王荣商于光绪十七年撰成同名著述《汉书补注》七卷（有当时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影印此本）。与王先谦汇聚众说不同，王荣商氏书中写的都是他自己的见解，并且有较高见识，很值得阅读、利用《汉书》者参考。二是如同利用《史记会注考证》这样的书籍一样，在征引《汉书补注》中各位学者的见解时，要尽可能回查并依据原书。

在王先谦刊行《汉书补注》之后，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对《汉书》做过重要的注释工作。其中价值最高的是近人杨树达先生所撰《汉书窥管》。其书见识精深邃密，发明殊多，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杰作；也可以说是学者研治《汉书》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另有吴恂撰著《汉书注商》，直接针对颜师古注和颜氏引述的前人旧注，提出许多新的训解。此外，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先生，著有《汉书补注补》，即针对王先谦《汉书补注》再做增补。此书考辨史事，谨严细密，惜未能完成全书，仅成本纪部分和个别表志。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先在《东方学报》（京都）上连载，后来收入狩野氏文集《两汉学术考》。

以上这些著述，都是沿承传统的方法，以史籍笺释为主，与之稍有不同的是，陈直先生所撰《汉书新证》，是以古代文物特别是各类汉代铭文来证释《汉书》。作者搜罗相关文物、铭文比较丰富，提供此等第一手信息供治史者参考，便利读者颇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陈氏所列古代器物和铭文颇羼有赝品，研究者需要甄别；另外作者分析问题的水平不是很高，所谈看法更不宜简单信从。

中华书局点校本利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作底本，实际上是去掉王先谦“补注”的内容，仅剩存颜师古注本《汉书》本身。由于这个出自汲古阁本的刻本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学者们在必要时还需要参据一些《汉书》的古本。

《汉书》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古本，过去普遍推崇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影印的所谓北宋景祐刻本。实际上北宋刊刻的《汉书》，只有一种太宗淳化年间的国子监刻本。除此之外，《汉书》在北宋时期再别无刊本。这个淳化本的书版在真宗景德和仁宗景祐年间曾两度剜改，亦即修版重印，“传说”中的景祐刻本《汉书》，只不过是淳化刻本的景祐改补印本而已。至于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影印的所谓景祐刻本《汉书》，其实际刻印成书，已迟至南宋初年（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之《目录》），属于南宋国子监依据北宋淳化印本重刻的本子。

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文献中，有一片残损严重的《汉书》印本残叶，因避宋讳“敬”字，故应属西夏输入的汉籍。这片残叶属《汉书·陈万年传》，同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谓景祐本《汉书》相比，行款、字体都有很大差别，而黑水城这片残叶体的字体风格要比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谓景祐本《汉书》更为古拙，行款也与北宋时期官刻本通行的款式相符；特别是同同时刊刻的十四行本《史记》，行款和字体都非常相似（此《汉书》刻本每半页13行，满行26字，北宋刊十四行本《史记》虽行数比它多出一行，每行字数却完全相同）。因而我推断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这块《汉书》残片，应该就是后印的淳化剜改本（别详拙文《比传说中的景祐本更早的〈汉书〉》，收入拙著《正史版本谈》）。判定北宋淳化刊本的版刻形态，对系统认识《汉书》的版刻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黑水城遗址出土北宋淳化刻后印本《汉书》残叶（据《俄藏黑水城文献⑤》）

除了淳化年间的国子监剜改印本及其在南宋初年的重刻本之外，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建阳刘之问（号元起）书坊刊刻的“宋景文公用诸本参校”之本，在各种古本《汉书》中最具有特别的价值。

此庆元本今学人较易见者，有2003年线装书局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和《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的同一藏本。惟此本除卷首目录之末有“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而《陈胜项籍传》篇末则另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木记。日本阿部隆一等学者研究，以为应是先由黄善夫书坊刻梓印行，板片后来才又转售到刘元起书坊。这种书版转售现象，在书坊之间经常发生，丝毫不足为奇。前述两种影印本都是线装本，日本京都朋友书店在1977年影印的米泽上杉氏旧藏本，则为精装三册，更便学者庋藏和阅览。特别需要指明的是，这部米泽上杉氏旧藏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本都有缺页或补配，但相对而言，米泽上杉氏旧藏本显然要完善得多。

线装书局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庆元本《汉书》

这个庆元本宣称它所利用的宋祁校本，共依据参校十六家“善本”，其中包括“古本”、“唐本”、“江南本”等，“或有明儒辩论，亦附于是。……凡景文（案宋祁字景文）所附者，悉从附入，以圈间之，使不与旧注相乱。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复得十四家善本，逐一雠对”（庆元本卷首刘之问识语。案刘氏称宋祁“所校本凡十五家”，但实际列举的参校本是十六家），保存很多《汉书》的异文以及《汉书》旧注。

日本朋友书店影印庆元本《汉书》

这个“宋祁校本”附列之所谓“诸儒辩论”，包括如下著述：

萧该《音义》  司马贞《索隐》  孙巨源《经论集》  学官《考异》  章衡《编年通载》  杨侃《两汉博文》 《汉书刊误》《楚汉春秋》《史义宗本》《西京杂记》  朱子文《辨正》  孔武仲《笔记》  三刘《刊误》〔刘攽 刘敞 刘奉世〕《纪年通谱》

其中宋人刘攽、刘敞、刘奉世“三刘”的《刊误》相当重要，今首见于此本，而中华书局点校本系统的本子俱缺载这些内容。又前述臧庸辑录的《汉书音义》，也主要是依据此等“宋祁校本”。

清人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八列有一篇题作《辨宋祁〈汉书〉校本》的文章，谓此本虽于“宋椠《汉书》，引之甚备”，然“细阅之，乃知非景文之书”，实乃“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学之徒依托为之”。近人张元济则以为“依托之事，或可信然”，但校语中所说诸本，若如全祖望指斥的那样全出“信口捏造，则未免过甚其词”，大多应有确实依据（见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祐本《汉书》篇末张氏跋语）。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考校《汉书》的文字舛误，即往往引述宋祁校语以订正时本；还有敦煌所出唐初写本，也可以印证其中一些文字。因此，在深入研究某些问题时，还是应当充分注意参照此本。清人周寿昌即明确指出，在《汉书》版本中当以此“庆元本刻最佳”（周寿昌《益思堂日札》卷五）。案周氏乃著有《汉书注校补》（即“校补”颜师古之注），且水平很高，显示出他对《汉书》花过很大功夫，因而他的评价更多应是出自对《汉书》文字内容的具体勘比，值得我们重视。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之《辨宋祁〈汉书〉校本》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宋淳化年间刊刻《汉书》以及景德、景祐年间勘改此本版片时，都曾专门组织臣僚校勘过《汉书》，宋祁尚且直接参与了“景祐刊误本”的勘定事宜（见庆元本《汉书》卷首。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宋官修《崇文总目》），而如前所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汉书》，就是南宋初年重新翻刻的这种“景祐本”，现在查阅，也比较方便。若以太宗淳化年间所校刻者而言，当时依据的底本，恐怕无一不是传自唐世之故物（至迟不过五代而已），甚至还很可能含有六朝时期的写本。景德年间勘改此书时也是“博访群书，遍观诸本”（《宋会要》之《崇儒》四《勘书》）；景祐元年，校改《汉书》，同样是“参括众本，旁据他书，列而辨之”（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祐本《汉书》篇末余靖上言）。勘书诸臣自是斟酌众多版本，采择其精善者以从，最终校定这些官本。因此，在利用庆元本附列的异文时，需要充分注意参据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南宋初刊本等早期官刻本的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取舍，不宜简单轻率地相信麻沙坊贾的说法。

好了，关于《汉书》的基本状况，我就和大家谈到这里。上面的话不一定都很妥当，但希望能对大家阅读和利用《汉书》来做文史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