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

柏拉图：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以及史上记载首座高等学府“柏拉图学园”（Academy）的创始人，柏拉图（Plato）在哲学史上的广泛影响无人能及。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义正辞严地宣称，对西方哲学特征最稳妥的描述便是，它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没有哪一个哲学问题是在柏拉图的文集中找不到相关论述的。

因此，要对如此庞大而全面的思想体系进行特征描述绝非易事。不过，柏拉图的许多作品都是围绕其对于理想形式的概念展开的。他告诉我们，经验世界是虚幻的，因为只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才是真实的，这一思想借鉴于巴门尼德。那么必然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形式作为蓝图，构造出我们通过感官所接触到的瞬间现象。据柏拉图所言，尽管世上有许多马、猫和狗的个体，但它们都是按照一种普遍的“马”“猫”和“狗”的形式为形象塑造出来的。同样，世上也有许多人，但他们也都是按照普遍的“人的形式”为形象塑造而成的。这一观点催生了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除此之外，柏拉图在很多方面都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柏拉图的形式论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对象。他认为，普遍或抽象的概念也有理想形式，比如美、正义、真理以及诸如数和类的数学概念。确实，恰恰是在数学上，我们当今仍能感受到柏拉图的深刻影响，在这方面弗雷格（Frege）和哥德尔（G?del）都是柏拉图主义的支持者。

形式论同时也构成了柏拉图最有争议也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的内容基础。为探究正义的本质和价值，柏拉图提出了一种乌托邦社会的设想，由精英阶层卫国者领导，他们自出生以来就为统治国家而接受训练。剩下两种社会阶层分别为武士和平民。在理想国内，理想的公民是知道如何最佳利用其才能来为社会谋福祉，并准确无误地服从这一使命的公民。很少有人会想到个人自由或权利，因为一切都受到卫国者的严格控制，以服务于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一观点导致有些哲学家，比如著名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谴责柏拉图借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原则的幌子在倡导一种精英和极权主义制度。关于罗素等人提出的这种批评究竟正确与否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我们必须了解柏拉图这样构建社会的原因。《理想国》符合其形式论的概念，是一种为找到理想的社会形式而做出的探索。柏拉图认为一定有一种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而所有的现实社会都仅仅是对该理想形式的不完美复制，因为它们没能推动所有人的利益。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理想社会将比邻国更强大，敌人也无法征服它。鉴于雅典、斯巴达及希腊化时代的其他城邦之间频繁开战，柏拉图的这一想法非常符合希腊人的意愿。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对所有公民都将是正义公平的，每个人各司其职，安分守己，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柏拉图的理想国究竟只是一种理想，还是有望成真，历代学者对此观点不一。

亚里士多德：西方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西方思想史及其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惊人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他不仅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政治理论家以及如今所称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在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学上均著述颇丰，并设定了所有这些领域的辩论主题，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事实上，其有关正义的著作仍是当今法学院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亚里士多德逝世后，他的著作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处于遗失状态，所幸后来在克里特（Crete）被重新找回。到了约公元500年的时候，波爱修斯（Boethius）将其翻译成了拉丁语，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力传遍了叙利亚和伊斯兰国家，但基督教欧洲因推崇柏拉图而将其忽视。直到13世纪多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将其思想与基督教调和以后，亚里士多德才在西欧世界产生影响。

亚里士多德17岁的时候进入柏拉图学园接受教育，并在那儿度过了20多年光景，直至柏拉图逝世。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学园“吕克昂”（Lyceum），在其中讲授的哲学不管是在方法还是内容上都与尊师截然不同。

在学问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比之前任何一位哲学家都要重视观察以及数据的严格分类。因此他常被视为实证科学及科学方法之父。不像前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调查过程中会同时考虑专家和平民的意见，然后再详述自己的论点，因为他认为有些真相可能会潜藏在普通民众的观点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相当严谨，也不像之前许多先贤一样带有劝人改变信仰的口吻。

与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截然相反，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人类探究的许多不同门类在原则上可以基于某种普遍的哲学准则而被归于同一个学科。不同的科学有不同的定律，针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精确水平。因而亚里士多德否认存在某种确切的人性法则，不过也认为某些形而上学门类——比如数量、质量、物质和关系——可适用于描述一切现象。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诸多作品中有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他的目的论理念了。也许是由于对生物研究的专注，亚里士多德十分赞赏其中的一个观点，即不管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终极目的（telos）。人们经常会从目的层面解释人类、组织和国家的行为（比如，约翰为了成为一名律师而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学校为了筹资修建屋顶而举办活动；国家为了保护领土而打仗），同样，现代进化生物学也通过目的来解释，比如基因和基因规则的行为。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论可用于解释宇宙中一切事物的行为。其作为论证的观点在于，万物都有其自然功能，并致力于达成或展示该功能，也就是其最佳和最自然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功能论将其伦理学与物理学联系在了一起，声称人类的自然功能便是理性，良好的理性还要符合道德的要求。不像康德（Kant）和密尔（Mill）与之相对立的伦理观，将行动视为伦理判断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则关注行为主体的性格因素，关注其道德是好是坏。这一所谓的“道德伦理观”在20世纪末的道德哲学中由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tair MacIntyre）得以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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