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柏杨谈以史为鉴

撰文：曹正文（《新民晚报》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我在揽翠楼中访柏杨

2001年春天，我接到台湾佛光大学邀请，赴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报社领导同时委派我采访“台湾十大文化名人”，我把拟出的名单向上海市台办作了申报，获准同意，便于2001年6月从上海先飞香港，至香港已是中午12点，我从机场搭乘地铁至中环，在那里换取入台证，再从中环赶往机场搭乘下午4点30分的飞机飞赴台北。我小跑步赶到机场入口处时，离这架飞机关闭舱门尚剩15分钟，这是我第一次飞赴台北。由于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飞，才让我忙出一身大汗。

我那次赴台北访问的台湾十大文化名人，包括散文家兼诗人余光中，文物书画家秦孝仪，台湾第一制联高手张佛千，女小说家李昂，曹又方，电台主持人罗兰，电影明星胡因梦，漫画家蔡志忠等。其中排在第一位便是我敬仰已久的柏杨先生。

我早在飞赴台北前，就托朋友把信转给了柏杨先生，一到台北，我便和他通了电话，话筒里传来他河南腔的国语声音：“欢迎你到台北来访问。”我与柏杨约好时间，准时来到他在台北市郊新店的寓所。

柏杨先生的寓所在半山腰上，我叩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气质温婉而让人赏心悦目的半百妇人。她就是柏杨先生的太太张香华。张香华女士笑盈盈把我引进客厅，我终于见到了一位身材高瘦、满头银霜的老人，他就是我仰慕已久的柏杨先生。

柏杨先生当时已八十挂零，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一条灰色的裤子。他书斋兼客厅正面对窗外起伏的群山，碧翠满目，风景秀丽，好似一幅天然的风景画，故柏杨将书斋取名“揽翠楼”。

柏杨请我在客厅坐下后，亲切地对我说：“谢谢你在《新民晚报》介绍我的书《丑陋的中国人》。”我赶紧说：“大陆读者都很喜欢您的著作，尤其您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大陆初版就印了16万册。”

我见柏杨先生开心地一笑，又说：“我这次赴台访问台湾十大文化名人，第一位就是您，读者想了解您怎么会花10年时间将这部400万字的《资治通鉴》改写为白话版？”

柏杨喝了一口茶，喃喃地说：“以史为鉴，历史就是人类的一面镜子。”

我与柏杨相见前，已做了一些功课，通读了柏杨先生的大部分著述以及评论他著作的各种文章。

柏杨，原名郭衣洞，河南辉县人，他出生于1920年，父亲郭学忠当过河南通许县县长，但柏杨自幼丧母，年幼时便受到继母虐待，他继母曾拿着西瓜刀要砍他，他度过了充满饥饿、斥骂的童年与少年。柏杨17岁那年被迫离家出走，他由于没有高中文凭，为了继续求学，他就伪造高中文凭，先后考进了三所大学，但因“东窗事发”，都被一一赶出校门。柏杨在天津、沈阳、北京、济南、青岛、南京、上海各地流浪、徘徊，他一度想投海自尽，但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台湾。

柏杨先生初入台湾时也受了不少苦，我亲耳听他讲了他入台后的经历，他说：“我流浪到台湾，开始的一些岁月，是当几所学校的教师，其中到一个中学当历史教师，让我静下心来读了一些古籍，比如《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这些历史书让我思考：为什么很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被后人误解与误读，而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和文明的中国，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社会进步如此缓慢，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处于衰退、落后？”

我知道50年代初，柏杨已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并且被发表，便问：“您的处女作也是当中学教师时发表的？”

柏杨点点头说：“是的，我当时在报纸的新闻上读到‘中华中文奖金征文委员会’的征稿启事，便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个短篇，取名《人民》，投出后忐忑不安，没想到很快被采用了，还收到了我人生第一笔稿酬——800元新台币。”

由于柏杨文学天赋被挖掘，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笔展示才华，并为平民呼吁，他不断向《自由中国》投稿，通过投稿认识了写小说的聂华苓、林海音，写散文的张奇君，写诗的周弃子、彭歌，还有女作家郭良蕙，他们这些文人雅士每月在台北中山北路上的“美而廉餐厅”聚会，每次轮到柏杨主持聚会，他都会想出一些别开生面的方式，让大家畅所欲言。柏杨随即拿出他当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柏杨意气风发、玉树临风，是个颇有魅力的中年男子。

60年代初期，柏杨已进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旺盛期，他当时在《自立晚报》开设每日一篇的“绮梦闲话”的杂文专栏，每篇800字左右，长的可写到1600余字，他以幽默的文笔，谈中国女性问题，进而探讨人生百态，并揭示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的迫害，由于引人注目，他每天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正处不惑之年的柏杨风度翩翩而学识渊博，他的杂文尖锐而发人深省，成了许多女读者崇拜的对象。

被囚“绿岛”写史著

因为柏杨的杂文写到了“酱缸”文化，写到了潘金莲哲学，谈到了“窝里斗”，批判了中国封建皇权以及“官本位”制度下的酱缸文化，他从汉武帝刘彻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谈到明王朝暴君朱元璋的大考八股文与大兴“文字狱”，对此一一作了无情的批判，这就成了台湾政府注意的对象。

正在柏杨声誉鹊起，事业蒸蒸日上之际，1968年发生了“大力水手事件”，据柏杨先生回忆：“1967年时，我妻子倪明华在《中华日报》主编《家庭》版副刊，当时刊登了美国画家的《大力水手》漫画。文字部分由柏杨翻译，由于图文并茂，《大力水手》在青少年读者中颇受欢迎。1968年元旦那天，我协助妻子刊出一幅《大力水手》漫画，内容大致为大力水手父子俩合购了一个小岛，父子俩为了谁当小岛的总统而发生了争执，父亲说，我要发表竞选演讲《全国军民同胞们》。”柏杨说到这里，停下来喝了一口茶说：“这个口号很像当时国民党政府元首蒋介石的口气，于是政府当局便下令传话我妻子与我，理由是蒋介石当时已年迈，正准备传位于其子蒋经国，而画中父亲的口气，与蒋介石历次发表元旦文告的原话一样，于是倪明华被传讯之后，48岁的我再次被传讯，进入监狱后，一直到我57岁才出狱，当时判了我12年徒刑。”

柏杨在台东市海上的绿岛监狱一关近十年，我就问：“您在封闭的监狱中，做了一些什么？”

柏杨回答：“我被判刑以后，惊悸的身心稍稍安定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冷静思考的机会，我想读一点报纸与世界史，但牢房狭窄而拥挤，晚上睡觉时人挨着人，有一天我在监狱图书馆看到了一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这部书稿足足有400多万字，我不由拿起来翻阅，一读，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正是读这本巨著，让我想到了在漫长的监狱生涯中要写三部书稿，第一部是《中国历史年表》，第二部是《中国历代帝王皇后公主世系录》，第三部就是《中国人史纲》。”

我说：“我看您发表的文章，您在读这部史书时，曾‘一读一流泪，一哭一扶胸’？”

柏杨娓娓而道：“我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但也是一个极易动感情的人，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遭受不幸与迫害，无不令我义愤填膺。”

在柏杨被关押期间，孙观汉等一些有良知的爱国者都在设法营救，并且把当局对柏杨的起诉与柏杨在监狱中写的答辩全文，刊登在香港《人物与思想》杂志上，其中由台湾留美学者姚立民写的2万字的《评介向传统挑战的柏杨》文章向台湾当局抗议，柏杨在狱中虽然并不完全知道，但他依旧在“放风”时看看报纸，并呆在牢房中唱一首刚学来的《绿岛小夜曲》。

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决定对在押政治犯实行赦免，柏杨获得了4年减刑，也就是他到1976年3月7日，可以走出监狱之门。

但迎接柏杨归来的罗祖光、梁上元、陈丽真等人赶到台东，依旧是一场白欢喜。因为政府规定，柏杨不能离开绿岛，他要留在绿岛指挥部任教官，柏杨闻讯发怒：“这是对我变相的囚禁。”国际人权组织发起了全球性的人权外交，一直到1977年4月1日，历经磨难的柏杨先生才出现在松山国际机场，一下飞机的柏杨便和前来迎接的朋友们深深拥抱。

以讲解历史来改变民众的观念

柏杨尽管已经出狱，但他并没有被解除监视，他家的电话被监听，出外行动有人跟踪，面对这一切，柏杨说：“我突然想起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当你对一个制度不满时，你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离开这个国家；另一条是遵行合法的途径并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去改变这个制度’。”柏杨明白自己过去对当局的批评，已经让他付出了牺牲十年自由的代价，他决定用另一种方法来生活与工作，既然不能对时事发表言论，那就按他当年在狱中的设想，把《资治通鉴》这部文言巨著，改写成让人人都能读懂的白话版。

我说：“我读过好几本有关司马光的传记，每次阅读都非常激动。司马光记载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很注重其真实性，并作了严谨、多方面的考证。”

柏杨说：“我记得30岁的司马光进入史馆任馆阁校勘之后，他有一次去查宋夏战争时期的有关档案，没有发现刘平战败降敌的记载，司马光觉得很奇怪，与同僚商议后，决定如实补写，但史馆修撰孙抃居然一口拒绝，原因是‘国恶不可书’，也就是说国家存在的问题、错误与耻辱是不能写进历史的。为此，轻易不动怒的司马光怒斥了孙抃的不学无术与毫无历史感的厚颜无耻。他说，遮掩犯错误的历史，我们这些文过饰非的历史记载还有什么价值？”

柏杨说到这里，眼睛有点湿润，说：“只有一腔正义感、敢于说真话的正人君子，才能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才能使这部史书真实地还史实的真相。”

我问：“在中国古人中，我特别钦佩司马光，您呢？”

柏杨回答：“中国史学界的‘二司马’都是我平生最为崇敬的人物。” 柏杨又说：“司马光这个人为人极其诚实，他为了坚持信念，拒绝宋神宗的高官厚禄，在闲居洛阳15年中，完成了这部编年体的历史巨著。司马光对历史的研究、整理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都有极大的真实性，这是由他的进步的人生观决定的，所以这部《资治通鉴》有极大的教育作用与借鉴作用。”

我又说：“您把《资治通鉴》改成白话版，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柏杨说：“这幸亏台北远流出版公司王荣文董事长，他不仅极力支持我，还给我配备了谭焯明、麦光硅两个助手。”

由于柏杨确立了这一心愿，他马上着手进行，1983年5月，《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一集《帝王之死·可怕的掘墓人》出版了，担任总编辑的詹宏志仿效《牛津词典》分期出版的方式出版，一征订，就有6000位订户，这个固定的读者群，给出版社与柏杨吃了一颗定心丸。同年9月，《柏杨版资治通鉴》居然订数达10000册，一个小小的台湾，居然有这么多人争相购买这样一本书，王荣文眉开眼笑，柏杨更是喜上眉梢。一年后，《柏杨版资治通鉴》被读书界、文化界评选为“1983年最具影响力的书”之一，并连续四个月蝉联台湾“金石堂排行榜”小说类第一名，此书在香港及海外华人市场也十分畅销，不久，大陆也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购买版权，更名为《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第一册就印了16万册，创下了当时历史类学术著作印刷发行的最高纪录。

我在访问柏杨先生前夕，对这部书的成功发行已做足功课，但我仍然要请柏杨先生自己回答：“请您说说这部宋朝人的著述，为什么至今仍拥有这么多的读者？”

柏杨想了一想说：“我想，首先是这部史书记载的公正性、客观性与真实性。其次，我对《资治通鉴》文言文的改写，不仅是对古文的官名、地名附上今名，而是每十年的历史，我亲自绘制了一幅地图，以图片来印证历史事件。为了点题，我在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旁都插有‘柏杨曰’，即对古书的眉批。我在此发表辛辣而深刻的评述，并注入我的新思想，帮助读者读史。”

我补充说：“好像在书上读到，华人作家江南曾说您的白话版是一个‘新的起点和新的解放运动’？”

“这个不敢当，不过我的白话版有我个人对历史的独特见解与看法。”他顿一顿又说：“白话版的第二个特点是生动体现了远流出版公司的经营方法，‘整体规划、分期出版’，这让读者有所期待，因为中国历史是一条长河，可以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而分期出版，也可以及时收回成本，让资金得以周转。”

我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好，正如报上的连载小说，读了上集，让读者急于知道下回分解的内容。”

柏杨又说：“白话版第三个特点是：每本书后有‘通鉴广场’，专门发表为读者提供意见的园地，我认为，一本书出版，不可能没有差错，无论是史料上的，还是观点上，有偏颇，有争议，都是正常的，尤其是对某个人或某个历史事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我提供一个互动的园地，这对广大读者也是一个吸引。”

我说：“司马光完成这部《资治通鉴》整整花了19年时间，您完成这部《白话版资治通鉴》一共用了多少时间？”

柏杨重重叹了一口长气：“我花了9年时间，我动手写这部白话版时，已64岁，完成时已经73岁。”

“您最想通过《白话版资治通鉴》表达什么观点？”

柏杨说：“中国历史的长河非常壮阔曲折而浩浩荡荡，我在改写的过程中，必须把记录的历史事件仔细‘过’一遍，不仅是读与翻译，还要认真思考，让我用现代民主的思想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引发的后果，注入我个人的观点，让读者通过读这部书，了解历史、了解什么是封建专制，从中看出统治阶级的心态与权术。司马光先生当年写这部书是写给皇帝大臣看的，而我改写这部白话版是写给今天的官员与老百姓看的，让他们看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什么是封建专制的血腥镇压，以及奸恶之徒的诡诈与伪善？并让读者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与人生得益。”

据张香华女士旁证：“柏杨在着手翻译这部《资治通鉴》时，我们还没结婚，到他完成72册《白话版资治通鉴》时，我儿子中中已经上了小学。我记得，他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案牍劳形，翻书阅卷，真够壮烈，幸亏成仁。这本书每册印到10000册，在二千万人口的台湾，真是令人快慰。”

“一本历史著述白话本，竟有这么多读者争相购买，真是一个奇迹！”我赞叹之至。

柏杨又说：“在《白话版资治通鉴》全书问世之日，我记得在台北诚品书店举办了一个庆祝酒会，我与次子郭本垣一到现场，便见到了陆铿与孙观汉先生，还有陈丽真等老朋友，当时致辞的是蒋纬国先生，他在台上很有风度地对我说：‘我要代表我老哥向您柏老致歉。’说完，蒋纬国下台与我紧紧握手。”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夕阳西下，我与柏杨夫妇合影后告辞。柏杨的“揽翠楼”离新店地铁站约有10公里路程，端庄丰润的张香华女士主动提出由她开车送我下山，这位已年近花甲的女作家兼女翻译家看上去不过五十挂零。她原是一位“闺秀派”女诗人，文笔雅致。张香华后来为我编的“夜光杯”写过一篇《妻子们》的短文，她写夫君柏杨坎坷传奇的一生，她说，柏杨一生中曾有不少伴侣同行，她只是最后陪伴他的一位。她的胸襟之开阔大度，和她的车技一样令我钦佩。

（本文已收入作者《文化名宿访谈录》一书，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杨之立，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