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北大中文系教授邵永海：孟子并不迂阔陈腐

【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邵永海教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孟子的“仁政学说”思想，从其人性本善设定的论证，延伸出“民为国本”的主张，邵教授试图带我们透过孟子思想背后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光辉去思考其对当下时代的意义。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校核，未经主讲人审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人。其生卒年代大致为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基本上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体系，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趋惨烈。当时策辩之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游说君王，都企图让君王接受其主张，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孟子也周游列国，大力宣扬自己的仁政学说，却始终不得志。于是在晚年回到家乡，退居讲学，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孟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政”，“仁”最先是由孔子提出的，但在孔子的思想体系当中，“仁”更多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概念；而孟子却将“仁”运用到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当中，提出仁政学说。《孟子》这本书就是围绕仁政学说，发表了诸多关于人性、社会、政治、思想、历史等问题的观点。清代方宗诚的《论孟子文法》中说：“凡读一书，须得其宗旨。仁义二字，是七篇宗旨。无一章一言非发挥此也。性善是仁义之原头，尊王黜伯、辨异端、崇圣学，皆是扶持仁义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孟子思想的宗旨和框架。

孟子的“仁政学说”和“人性本善”

孟子为什么会提出“仁政”学说呢？因为孟子认为这是符合人性的。孟子力主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像恻隐之心、羞辱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德性都是人与生俱来的。从人性善这一命题出发，孟子推导出他的仁政思想和道德观。在孟子看来，仁政的核心是善待百姓，通过行仁政得到百姓的拥戴，这是君主、政权、国家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如果没有设定人性本善，那么要论证实行仁政的可行性，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了人性本善的预设，那么对于君主而言，推行仁政意味着将原本存在于自己本性中的善念推而广之到每一个百姓身上，于是便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所有的君主都在客观上具备实行仁政的前提和条件，而现实中的君主不行仁政，就是不为。我们知道为政者往往要给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找出很多理由来，比如说国民素质太低了，或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其实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为政者的托辞而已。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孟子·公孙丑上》

为了论证人性本善，孟子在《公孙丑上》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物伤其类的感觉。为了论证人的这种同情心、同理心是否来自人的本性，孟子设计了一幕现实情景：当一个人目睹幼童落入水井时会不由自主地心痛，这种感受没有出自任何利害关系的考量，而是一种本能的自然流露。如果有人目睹这样的情景无动于衷，就一定会受到普遍的谴责。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由此进一步推演“恻隐之心是仁之端”，恻隐之心升华为社会共识就是人道，即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羞恶之心是义之端”，“义”即“宜”，就是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一套基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判断标准。“辞让之心是礼之端”，就是人和人之间要相互配合，如果人与人始终处在争斗的关系中，就不会有辞让，也就不会有礼仪。“是非之心是智之端”，一个人懂得好坏，明白对错，这是有智慧的表现。当一个社会失去辨别是非能力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生病了。孟子说这“四端”就好比人的四肢，都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那这个人就是不拿自己当人；如果一个君主没有这“四心”，那就是拿自己的君主不当回事。所以，如果能够把“四端”推而广之，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仁、义、礼、智兼备的君子；但如果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么到最后一定会被社会所抛弃，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够保全。

孟子使用不忍之心论证人性本善：当一个人有能力、有条件也有理由残害别人的时候，人性中的良知就会发挥作用，让人能够克制冲动，避免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但是，现实中总会有人狠下心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来，孟子同样给出了解释：是后天的生活经历掩蔽和消磨了人性的善，从而让一个人变得暴戾和残忍。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局面？我们就需要追问背后的社会原因。孟子认为，社会的道德生态环境以及相应的制度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模式。良好的道德环境和优良的制度，使人心向善；而恶劣的道德环境和糟糕的制度，人欲橫流，是各种丑恶滋生的最好土壤。在孟子看来，如果为政者念兹在兹的都是利，用现实利益号召和引导民众，致使整个社会疯狂逐利，欲望和贪婪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失去了更高的价值追求，这样的社会不会有长远的未来。

孟子从来不曾否认利的存在，也不曾贬斥利的意义。孟子反复强调的是，不可以拿利来塑造社会的价值观。所谓义利之辨，在孟子的思想中是关于价值观构建和思维方式导向的问题。有学者因此以为孟子重义轻利、迂阔陈腐，那实在是一种误解。

孟子“仁政学说”中的“民为国本”

孟子的民本思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民为本”，而是“民为国本”。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喊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家由百姓、象征国体的社稷之神和君王组成。这三者之中，百姓居于最重要、最本质的地位。一个诸侯国，君王可以另立他人，社稷之神可以变更，唯有百姓永远是国家的主体。晚清小说《孽海花》分析孟子提出这一主张的缘由：“他晓得周朝的制度都是一班天子诸侯大夫定的，回护着自己，欺压平民，於是一变而为民为贵的主义，要自己制礼作乐起来。”利益集团制定制度本是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目的，因此孟子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旧的思想政治体系，从而和孔子温良的改良主张有所不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孟子是一个革新派，是一个革命派，这在两千多年前实在是难能可贵。

由民为邦本的思想出发，孟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和政治主张，构建起仁政学说的基本框架：第一、君主必须以养民、保民和教民作为行政的主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第二、君主有责任和义务让百姓有比较充足的物质生活保障，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允许老百姓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使他们能安心从事生产，维持正常的生活；第三、在让老百姓享有生活富足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和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第四、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这样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保证社会体系有序地运转；第五、社会财富的积累应以为政者的自我节制为前提，为此应当减轻或免除各种赋税，因为权力的本性是贪婪和任性的，君主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用沉重的税赋使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到自己手里，从而会造成巨大的贫富悬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致于民不聊生，这必将导致百姓的怨恨和反抗；第六、从提倡仁政出发，反对霸道，反对以暴力取天下，反对战争。王道和霸道从孟子那个时代开始成为贯穿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过程的两种政治主张。作为王政，如果一个社会治理得非常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那么别的国家老百姓都会用脚投票移民到这个国家去；而作为霸政，以武力去兼并别的国家，一定会遭到别的国家的反抗，而且是持续的反抗，所以你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富去维持稳定。

孟子宣扬“遵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表面上看来是守旧甚至是复古，但实际上是发掘了先王之道中的合理要素，围绕民本思想建立起他的仁政学说，根本目的在于使百姓享有更清明的吏治，享有更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享有更富足美满的物质生活，同时使百姓更明白人生的道理，更深刻地体会生命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孟子强调劳心与劳力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劳心者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保证社会体系有序地运转。如果百姓勤奋劳作而仍然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就是劳心者失职。

孟子还对当时普遍使用的“民之父母”的说法进行了重新认识。他使用“民之父母”这个提法出现在两种语境里。一是批判为政者胡作非为、伤害百姓的时候，比如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比较夏商周三代的税法，对横征暴敛的税收表达了强烈的愤怒，质疑道：“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二是孟子认为君主充分尊重民意、真正为百姓带来福祉的时候，比如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他提出假如君主采取尊贤使能的人才政策，同时在各项税收方面做到合理有序，使百姓丰衣足食，幸福愉悦，那么“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孟子对为政者能否当得起“民之父母”是有严格的限定的，实际上，他内心对为政者乃民之父母这样的提法是不以为然的。在孟子看来，君主并不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他的一切财富全部取自百姓。由于权力带来的欲壑难填，为政者在攫取财富方面通常是不知廉耻的；倘若他还以民之父母自居，那就无疑彻底摧毁了父母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人性内涵。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仁政学说，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观察和分析，而且由此对权力、政权的性质，还有君主、政权、百姓三者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他强调君主应有仁爱之人担任，并反复说明无仁爱之德的人处在高位将对整个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甚至是灾难。仁政学说的内在逻辑也使孟子认识到：君权并非神授，如果君王昏庸无能或暴虐无道，为祸社稷百姓，就应当被赶下君位。只有那些被臣民选择和实践证明的仁者，才有资格占据君王之位。

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要读《孟子》？

我们今天读《孟子》一书，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中闪耀着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光辉的精彩论断和创新思想。孟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迂腐之人，相反，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极深切的洞察和清醒的认识，并深入到权力的本质进行思考。

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主张，特别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语，对中国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几成绝响，但是历代有识之士对孟子的主张都是持赞同态度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具体的行政举措当中，这也对改变权力的品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孟子虽然也曾阐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无论多么好的治国理念，如果不能落实为合理健全稳定有序的制度，都不可能治理好国家。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不存在限制权力所需要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也缺少相关的思想资源。

孟子一直在努力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涵义，努力明确地回答什么是人的真正价值。在孟子看来，人首先要有心，懂得思考，明白人作为人的道理，孜孜于道德修养，具备独立而有尊严的人格，这才配称为人，才能如“大人”一样立于天地之间。一个人如果失去思考的能力，被本能的诱惑所支配，满足于物欲的追求，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他的精神生命便已经提前终结，只剩下行尸走肉留在人间，这样的人，孟子称之为“小人”。所以，在孟子观念中的“大人”和“小人”，或者说君子和小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社会地位相关，而更多地是与人格信仰和道德境界相关。孟子强调士人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强调士人的人格尊严，认为士人追求并掌握真理和大道，从而拥有了与傲慢的权力平等对视的资格。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去读《孟子》，依然会不由自主地被孟子的浩然正气所感染：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