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守旧与形式主义都是语文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温儒敏在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语文教育基本问题”专家座谈会上讲话。北京大学中文系 供图

1月5日，在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语文教育基本问题”专家座谈会上，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原所长、“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谈到教材编写经历时表示，“编教材这件事，是我一生中做过最难的事，甚至几次都要打退堂鼓了。”

尽管如此，年近八旬的温儒敏依然十分关心和重视语文教育工作。他在会上指出，语文教育既要克服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的做法；也要避免用一种教学方式（比如任务驱动、群文教学或者大情景、大单元）包揽全局，一刀切。现在，守旧与形式主义都是语文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语文课改的关键是调动一线教师的主动性。

“编教材这件事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难的事”

温儒敏回忆，“20年前，也就是2003年底，学校和中文系支持我们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北大中文系除了搞好自己的教学科研，能有部分力量去回馈社会，服务社会，多关心中小学以及大学的语文教育。”

“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看到许多师范大学不怎么重视师范，比如各个师大文学院搞语文教学研究的，都容易被看成是‘边角料’。”温儒敏说，当时想的是，“如果北大老师匀出部分精力关注语文教育，也许就起到‘敲边鼓’作用，让大家更加注重师范教育。”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后，全国有十多所师范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

在作回顾总结时，温儒敏表示，“20年来，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大致做了六件事：一是开展大面积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状况的调查（非指向性的调查），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开展语文教育的研究，重视往学理性方面引导提升，培养这方面的博士硕士生；三是参与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修订；四是承担教育部的“国培”任务；五是和人教社合作，编写2003年版高中语文教材；六是最近十年，参与和主持编写小学到高中的‘部编本’语文统编教材。”

“最近十年来，教育部聘任我主持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编写，这和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也有关，因为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成员中也有好几位参与了教材编写工作。”谈及教材编写工作时，温儒敏说，“教材编写是国家的事权，是公共知识产品，上下左右都有要求，都很关注。除了研究和编写，大量的工作是协调、平衡，还需要像消防队一样经常紧急‘救火’，应对突发的舆情。编教材这件事，的确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难的事，（我）甚至几次都要打退堂鼓了。”

语文课程一定要改革，但不能搞一刀切

当天活动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当前语文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谈到这一议题时，温儒敏强调，要遵循课标精神，尊重教学实际，用好统编教材，三方面彼此连带，解决好如何落地的问题。

“课标提出的素质教育、语文核心素养，是着眼于立德树人，培养有理想有责任感有本事的人，同时也是为了改变目前教学中存在的扼制学生健康成长的应试式教育倾向的。一定要遵循课标的精神，不断推进课程改革。”温儒敏说，“但是如何让课标精神转化为有效的教学实践？要防止现在已经出现的形式主义、假大空的倾向，不宜笼统提倡大语文、大单元、大情景教学。课程一定要改革，但不是推倒一切的革命，不能搞一刀切。全国那么大，要照顾不同地区学校的不同学情，在现实基础上进行改良和革新。”

因此，温儒敏认为，语文教育既要克服我行我素、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的做法，也要避免用一种教学方式（比如任务驱动、群文教学或者大情景、大单元）包揽全局，一刀切的奢望。现在守旧与形式主义都是语文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在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也遗留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改变现状有必要，但要考虑改革的成本与可行性，“多动症”已经让一线老师疲于奔命，拍脑袋的措施则往往欲速则不达，比如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的教学方法，要经过试验田的实践检验，可以提倡、示范，但不宜用行政手段大面积推开。”温儒敏补充道，“语文课改的关键是调动一线教师的主动性，一线教师不是‘被课改’，课改也并不意味颠覆，而是经过试验，稳步推进。”

温儒敏希望，“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能联合一批专家和一线老师，做点调查，直面现实问题，认真研究，充当语文教育改革负责任的智囊团。”

澎湃新闻从现场了解到，本次活动由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是一个虚体机构，主要通过一些研究专题联结和组织北大内外对语文教育热心、有兴趣的专家和一线老师，共同做一些语文教育领域比较务实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