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读《帝国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的多面视角

2018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卡丽·吉布森（Carrie Gibson，以下简称“作者”）的著作《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今天的加勒比史》（Empire’s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 Day，以下简称“本书”）。

加勒比海位于遥远的西半球，坐落其间的西印度群岛是世界上第二大群岛。其中，古巴岛是面积最大的岛屿，其他还有海地岛、波多黎各岛等大陆岛，另外则多属珊瑚岛。这里风景秀丽，充满热带风情以及“加勒比海盗”的传奇往事……但“加勒比史”，对国内读者仍旧是个较为生僻的话题——毕竟就出版物数量而言，将“美洲史”与“美国史”划上等号固然有些夸张，恐怕也离实际情况不远。

大体而言，除了古巴因为在东西方“冷战”中的特殊地位而引来关注稍多之外；关于其余加勒比国家的中文历史读物，仍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外文翻译书籍为主，包括塞缪尔·赫维茨与伊迪丝·赫维茨合著的《牙买加史》、塞尔登·罗德曼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史》、罗纳德·特里的《巴巴多斯史》、迈克尔·克拉顿的《巴哈马群岛史》以及何塞·路易斯·经瓦斯的《波多黎各史》。至于整个加勒比的地区史，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历史学家（及前总理）埃里克·威廉斯撰写的《加勒比地区史》与美国的弗兰克·阿尔戈特—弗莱雷及 D.H.菲格雷多合著的《加勒比海地区史》，再加上英国的J.H.帕里与P.M.舍洛克合著的《西印度群岛简史》，算得上是在本书翻译出版之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通史著作了。

卡丽·吉布森的大作与上面提到的三本书有什么区别呢？最明显的自然是断代时间的不同。《加勒比地区史》的副标题是“1492-1969年”，与《西印度群岛简史》中的论述时间基本一致。《加勒比海地区史》时间下限较晚，截至二十世纪末期。在这方面，本书成书时间最晚，论述时间迤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自在情理之中。但本书叙史的起始时间，从其余诸书普遍认可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年，一举前推至1415年7月25日——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远航大西洋之时，就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了。

这几本书内容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也有所出入。《加勒比地区史》与《加勒比地区史》以及《西印度群岛简史》都比较严格地将叙述范围局限在地理上的“西印度群岛”，其中《西印度群岛简史》“是特为英属加勒比海各岛的读者而写的，因此，对使用英语的地区叙述得就稍加详细一些”。本书的重点自然也在加勒比海岛，但也涉及了拉丁美洲大陆部分的一些地区（主要在中美洲），尤其是作者颇为标新立异地提到，位于南美洲的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这三个地方，“是加勒比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南美传统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这三个地区很像是岛屿”，这是因为当地通行英语、荷兰语与法语，在统治南美洲的西班牙语与葡萄牙语的汪洋大海之中显得分外孤立。

之于前几本“加勒比史”，本书的最大区别恐怕在于论述角度的差异。《加勒比地区史》与《加勒比海地区史》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前者的扉页写着“献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民族运动，伟大的人民民族运动将获得胜利”，后者也不讳言“加勒比岛国为政治、经济主权而斗争是本书的中心议题”。至于英国人所著《西印度群岛简史》，立场虽稍有和缓，但也承认“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根据西印度群岛人的正当主张来研究西印度群岛的历史”。相比之下，作者超越了简单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生活往往不像表面经常呈现的那种非黑即白”），而是将加勒比海岛的历史置于“欧洲殖民活动”催生的“全球化”体系之中，这也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色。全书从亨利王子远航开始下笔的原因亦在于此：亟欲寻找财富的十五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先后发现了大西洋上的加纳利群岛、亚速尔群岛与佛得角群岛。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远航大西洋“发现”美洲，实际上只是从欧洲大陆向西这一探索进程瓜熟蒂落的结果。

提到“全球化”，就不能讲到本书的副标题——“帝国的十字路口”。的确，当今世界还有哪个地方像加勒比海岛地区一样，留有如此深刻的殖民帝国痕迹呢？在加勒比海政治版图上，除了一系列在上世纪后期“去殖民化”浪潮中（名义上）获得独立的岛国（小如格林纳达，面积仅有三百一十四平方千米，尚不及上海市闵行区），这里有英国的属地（维尔京群岛），有法国的“海外省”（马提尼克岛），有荷兰的领地（安德列斯群岛），考虑到诸多加勒比岛国（如古巴）历史上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近代殖民竞赛的几个主要选手竟都汇聚于此。

就像本书作者提到的那样，“帝国的影响至关重要”。毫无疑问，五百多年来，正是欧洲殖民者重塑了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族分布。比之同时期美洲大陆发生的情况更为恶劣，欧洲人用先进的武器与从“旧大陆”带来的病毒（比如天花），毁灭了加勒比海的原住民族群——“在这四十年来，超过1200万人被残暴、不公正的杀害，死于基督徒的残暴行为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的工程”。即便如此，欧洲殖民者还要将已经失去给自己辩解的话语权的原住民贬斥为“本性难改的食人者”，譬如《鲁滨孙漂流记》中被主人公所拯救的加勒比土人“星期五”，仍旧是这样一个“本性上还是习惯吃人肉的人”。

代替加勒比海原住民的是来自非洲的黑人。黑人为何会来到美洲？作为回答，本书又一次详细阐述了罪恶罄竹难书的非洲奴隶贸易。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在黑暗、潮湿的货舱里，100个非洲人被铁链子拴在一起，几乎被淹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但就像本书提到的那样，“（肤色差异）决不能认定他们是低等人”。除了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本书也提到了，黑人之所以在加勒比一些岛屿（比如海地百分之九十五是黑人）占据人口优势，还有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由于非洲奴隶生来就处于气候条件与加勒比地区类似的热带环境之中，对疟疾产生了免疫力，因此，在被视为“坟场”的西印度群岛，黑人的存活率远高于欧洲人（无论是契约劳工还是奴隶主），至于由埃及伊蚊通过运奴船带到西印度群岛的“黄热病”就更不用说了，迟至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这种可怕疾病的死亡率还高达百分之五十，而在本土存活下来的黑人对其同样早就具有了免疫力。

就这样，殖民帝国在加勒比地区首先实现了种族上的“全球化”：欧洲人、残存的加勒比（印第安）土著、黑人，以及混血的“克里奥尔人”。种族混杂到了如此地步，以至“种族歧视”即使在技术上也变得极为困难。本书提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1937年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为了肃清境内崇尚非洲传统的海地人，只能从语言而非种族的角度加以识别：说法语的海地人不能像多明尼加的西班牙语居民那样，发出“香芹”（perejil）或“剪刀”（tijera）里的r；这是因为，即使独裁者特鲁希略自己的外婆，也是海地人。到了1965年，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甚至用羡慕的口吻提到，牙买加人有一句格言，叫“万源一族”（Out of many，one people），“在牙买加，我们不再是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黑鬼’、英国人、加拿大人……我们都属于一个叫牙买加人的大家庭”。199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更对如此的种族混杂感到自豪：“……各种语言混杂使用……就像是天堂。因为新大陆的城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写作者的天堂。”

在帝国初期带来的“毁灭、混乱和无序”之后，另一个意义深远的现象出现了。“进出这些岛屿的水上航道将这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加勒比海地区开始融入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全球贸易链条之中。岛上的居民热切地盼望商船带来欧洲的货物，而欧洲人则期待着数量空前的廉价商品。本书尤其关注，这张初生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将两个大陆连接在一起之后，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两个意外后果。

其一，是在十七世纪即将划上句号的时候，为加勒比海地区辉煌“钱景”所吸引的苏格兰人，筹集了大约四十万镑的巨款（当时苏格兰所有流动资金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组织向中美洲的殖民，结果不幸在西班牙人的抵制与恶劣的热带气候双重打击下失败。苏格兰因为这次近乎孤注一掷的殖民冒险而破产，被迫接受了英格兰的财政援助——代价是接受1707年的《联合法案》，与英格兰合并（实际是为后者兼并）。无怪乎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日后就痛斥这是“拿英国钱把我们做了交易，民族中竟有这一撮败类”。

其二，是英国人向西印度群岛输送奴隶的肮脏贸易，将“南海公司”的金融泡沫越吹越大，最终酿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投机风潮（1720年）。即便睿智如牛顿，也不免上当。他在早期的上涨阶段及时卖掉了南海公司的股票，获利五千英镑，后来重新买入，结果亏损了两万英镑，最后只能感慨：“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至于构成贸易网的商品之中，作者着力提及三种农作物：烟草、甘蔗（糖）以及香蕉。

烟草是新大陆的特产，十六世纪以后，这种印第安人的药用植物就已经攻陷了欧洲，英王詹姆士一世——以钦定《圣经》英译本著名——甚至下达了历史上第一个药草禁令，却犹如螳臂当车。正是烟草种植为最初的欧洲冒险家前去大西洋对岸开辟殖民地提供了动力，在属于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却存在这么多英法荷的殖民地，可能就肇始于此。

蔗糖则是任何一种谈及加勒比海历史的读物都不会错过的农产品，当欧洲人将甘蔗带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发现，气候炎热、光照强烈、还不能太干燥这些甘蔗生长所需要的条件，在加勒比海地区居然全都具备。很快，“加勒比地区的蔗糖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饮食方式”，譬如古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被称为美国的“糖罐”。

十九世纪之后，香蕉也作为一种新奇的水果进入了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尽管加勒比海岛国并不如中美洲国家那样有着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外号，但基本情形却是类似的：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成为凌驾当地政府之上的太上皇，而当地人却几乎无法分享公司赚到的利润。

在三者之中，甘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以至于作者感慨它“居然极大地改变和歪曲了加勒比的历史”。作者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蔗糖的不屑：它是一种对人体本身并无甚价值的生活必需品，“加勒比地区的（甘蔗园）真正生产的是奢华”——廉价的加勒比甘蔗使得糖从一种中世纪精英享受的专利变成了寻常百姓的食品，并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形成；但对甘蔗园里的奴隶劳工来说，它却只意味着痛苦。

从道义上说，作者如此说法当然是有理由的。十七世纪的蔗糖煮炼房“简直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白天的温度能达到60℃，在赤道地区，简直犹如地狱”。而生产蔗糖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更促进了奴隶贸易的繁荣，因为“购买奴隶要比与契约佣工签订协议节省很多成本”。种植园中高强度的劳动让数百万奴隶生不如死，甚至富有道德感的英国人也曾提出，在“以人道的方式而无须奴隶劳动生产蔗糖之前，不要食用蔗糖”。这种抵制在历史上并未获得成功。归根结底，加勒比海地区专注甘蔗种植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拿破仑·波拿巴一度在欧洲推广甜菜糖的生产，到“1900年，全世界出售的食糖中，大约65%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甜菜地”。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热带甘蔗最终还是依靠它的成本优势与竞争优势夺回了市场。

这反过来又使得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于蔗糖业，铸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比如革命前的古巴经济就严重依赖于蔗糖业，甘蔗的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三，“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几百公里之内都无法找到一间农民的房子”；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及出口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来自蔗糖出口。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曾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自己的生存押在一种产品上，那无异于自杀”，因为“只要制糖工业发生最轻微的危机，就足以使古巴全体居民感到它的一切严重后果”。而在波多黎各，“以菲薄的工资雇用成千上万的季节工为基础的蔗园经济，想要靠它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那是毫无希望的，相反，它一定会使目前的悲惨境况永久延存下去”。波多黎各民众只能居住在海边建筑在木桩之上、拥挤而不稳固的茅屋里，“城里的粪便和腐烂的垃圾淤积在红树根之间，在热带的阳光照射下逐渐分解，发出极难闻的臭气”。这样的悲惨场面与“波多黎各（西班牙语意为‘富庶的港口’）”的名字相比，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正因如此，本书才颇有些悲哀地提出了另一个观点，“20世纪，加勒比地区输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既不是实物，也不是毒品，而是人口”，“很多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或至少更好一些的薪酬而被迫离开家乡”。

总的来说，作者已经尽力在本书中尝试将凌乱纷杂的五百年加勒比地区历史条理清晰地讲述清楚。一个比较突出的缺憾是数据图表的缺失。当然，作者表示过“历史不仅是枯燥事实和日期的组合”，但既然本书不吝在正文之后附上了多达六十页的参考文献，何以黑人奴隶数量变化、甘蔗园产量之类能给人以直观印象的图表，在本书中却付诸阙如？毕竟，开列这类表格，并不会怎么影响“可读性”。另外，还是不能不提加勒比海地区之于国人根深蒂固的“生僻感”。诚然，本书借书评者之口表示，“对加勒比地区有浓厚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对这一领域没有兴趣的读者也应该读一读它，因为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有浓厚的兴趣了”，且作者在书中已经绘制了细致的加勒比海地区地图，但对不谙地理的读者而言，将地图上的位置与书中地名一一对号入座，依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另一个遗憾则并非来自作者的写作。本书最后给人的印象是，加勒比海地区无论在种族抑或是经济方面，都是在各帝国的驱使下被动地融入了“全球化”，却鲜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例子（可能革命胜利后的古巴算是一个特例），一如本书所引用的V.S.奈保尔在《中途航线》中所提出的观点：“历史的中心是成就与创造，而西印度群岛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无论是过去畸形发展的甘蔗种植业，还是今天仰赖海外游客与资金的旅游业，莫不如此。这些加勒比海上的岛国，恰如漂浮在水面之上的浮萍，只能随波逐流，却把握不了前进的方向，或许这就是“全球化”中的“小国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