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金庸︱姜舜源：读不完的金庸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先生与世长辞。亿万读者哀悼之余，又掀起一场解读金庸和他的著作的热潮。笔者自2008年编写《金庸图录》结识他老人家以来，陆续深入研读了他的生平事迹和各部小说、论著，有些新体会，写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是文化人也是企业家

早在50多年前，金庸先生就在自由市场的香港创出了《明报》及明报系的一片天地，是香港当代报界的先驱、“老行尊”。想当初他创办《明报》时，首先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起先要出版十日刊小说杂志《野马》，开业之前两三个月，在市场调查中接受了发行商、报贩等人士的意见，说旬刊甚至半月刊的小说杂志，不如报纸天天出，赚钱更容易。于是《明报》在1959年5月20日诞生了。《明报》后来的成功说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首先关注的是受众市场。

查先生在报刊业的实践还证明，报刊要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未必以哗众取宠或者媚俗甚至低俗为必由之路。1966年1月创刊《明报月刊》前他就特别阐述自己的经营理念：“不可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本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一个事业长期维持，必须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盈利’的。”不赔不赚办一本纯学术性的期刊杂志，成为当时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沟通的桥梁。

1968年11月金庸先生又创办了《明报周刊》。这是一本文艺娱乐类杂志，它以演艺、娱乐、明星为目标，以广大市民为主要市场定位，以营利为目的，取得巨大成功，引来业界竞相效法，后来香港市面上出现了几十种此类刊物。娱乐类刊物至今仍是香港期刊杂志的主体。1991年3月22日，30多年前以10万元起家的《明报》系，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三份刊物之合并出版产权估值为5.8亿港元。这份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而早在少年时代金庸先生就表现出卓越的经商天赋。1939年春，初三毕业前夕，年仅15岁的他发现不少报考初中的小师弟们缺少考试辅导资料，于是与两位同学一起搜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结果大获成功。该书在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所在的浙南丽水县出版，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而这本书的收益，足够支持他们三人读完高中，又到重庆去读大学。他后来总结说：“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获得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里的直觉能力。”可见市场直觉对企业管理者的重要性。

金庸先生用过的眼镜。金庸先生提供。

是文化人也是政论家

金庸先生不但是一代文学巨匠，同时也是把文章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是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代文化巨人。他的“新武侠”小说“功夫”只是表现形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才是他赋予笔下的英雄人物的灵魂，这就超越了传统侠义道报仇雪恨、为朋友两肋插刀等境界。他笔下的少数民族姑娘往往是纯洁善良、天真无邪的好姑娘，比如维吾尔姑娘香香和霍青桐姐妹、蒙古姑娘华筝公主；少数民族男子、即使敌对一面的，也往往是正直勇敢、知恩图报的好男儿，比如大理“南帝”段智兴、蒙古人阿合台。这源于他开放的民族观，认为民族融合、甚至是“五胡乱华”，都发展壮大了中华民族。

作为一代报人，他创办和主持《明报》、《明报月刊》，以“公正、善良”为宗旨，以“独立、自由、宽容”为信条，客观报导和深度评论本港与国内外大事，比如1962年“五月人潮”内地移民问题。内地“文革”期间，他在《明报》上连番发表社评，批评这场政治运动，抨击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并预言他们的覆亡。他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在逆境中领导国家建设，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终究会走上的道路，因此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等政策大加赞赏，为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由衷高兴。内地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专门单独接见的第一位香港客人就是金庸先生。他回忆说：“邓小平先生邀请我到北京，见了面才知道，不光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武侠小说，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四人帮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邓小平，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他看到了，所以一见面就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金庸小说在台湾从1957年最初出版到1979年一直列为禁书。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回忆当时每天一早到一家出版社门口，等待出版社老板托香港朋友，用酱瓮夹着连载金庸小说的旧报纸，把《射雕英雄传》“偷渡”至台。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先生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到台湾访问、参观，会见了除晚年患病中的蒋介石之外几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有主要人物，包括副领导人严家淦、行政部门首长蒋经国，参观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石门水库等基建工程、仍在炮战中的“金门防线”的地下坑道及地下“擎天厅”。此行撰写《在台所见·所闻·所思》长篇通讯3万余言，开篇第一段只有一句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结尾两句话：“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参与起草基本法

作为香港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上世纪80年代，他就香港回归祖国的许多社评、政论准确预见了香港回归历程。如1981年2月19日社评《必须使三方面都充分满意》，指出九七问题“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中国政府决不签署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议”。2月20日社评《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建议中英两国发表一份“联合公报”，申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现状不变。这与邓小平先生1982年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阐述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有许多相似之处；1984年12月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也与他预见的方向一致。他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赞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金庸先生显然没有停留在“文人论政”纸上谈兵的阶段，而是亲身参与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及政制小组负责人。草委会分五个专题小组，他被任命为“政制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成员。从1985年7月5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手中接过任命书，到完成基本法起草，大约花了5年时间，查良镛负责的政治体制专题小组开会最多，达15次。可以说，基本法特别是其中第四章凝聚了他的心血。

金庸先生早年心愿是做一名外交官，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国际法，1950年11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提出海外财产应归新中国所有，引起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注意，推荐他北上到国家外交部服务。他办报写社评、处处用到国际法等法学知识，早早实践了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是他在法学实践上的最大贡献。

金庸的宝剑。金庸先生提供。

是好老师也是好学生

这几年来，我因工作关系先是幸数次蒙金庸先生安排专访，无拘无束地长谈，后来就成为他的小朋友，连我的儿子也叨光容列“小友”队伍。查先生是驰名海内外的文化名人，但我们感觉不到他有半点名人的架子。谈起来有时海阔天空，古往今来，信马由缰；有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每当他谈到自己研究的课题，或是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他就神采飞动，脸上挂住微醺一样的微笑，眼睛泛出睿智的明光，思绪如行云流水，谈吐如飞玉走珠。刘勰《文心雕龙》说的大学者“席珍流”，大概就是这样吧！末了，常常轻扶一下眼镜，手从脑后掠过，眼睛注视着我们，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交往中，笔者另一印象是，他对人谦逊而和蔼，一副谦谦君子、温厚长者的风度。插架的书籍，“你们看好的就拿一本，我送你们。”有时同行的朋友们带上很多他的小说请他签上名，他都一一满足。

他是1999年3月应新浙江大学之邀，出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为新浙大人文学院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达到他为人师者生涯的顶峰。2005年10月，金庸因年事已高及马上就要前往剑桥大学，提出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校方再三恳请他留任，终在2007年11月改任名誉院长，一如既往继续关心支持浙江大学及人文学院的发展，并常常回学校开设讲座并与学生交流。他去讲课时，本来只能容纳百余人的讲堂，往往引来几千人报名，校方只好计算机预约和随机抽签派筹。他还曾到北京大学等内地多所大学讲学，接受他们给予荣誉教授职衔不是“徒有虚名”，而是定期前往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如2007年参加北大国学院创办15周年的庆典活动期间，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并且通过新浪网与网民对话。他的不少学术观点是在演讲会上阐发的，北大演讲录《我的中国历史观》、《谈武侠小说》等，都是具有精辟见解的学术论述。由此人们也可看出，查良镛是一位既“作”又“述”的人。

到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是2005年6月22日查良镛到该校接受荣誉文学博士期间作出的。利用外国保存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资料以全面揭示中国历史真相、看看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以知己知彼，是他要到国外做研究的动机之一。《金庸作品集》每卷卷首收录的反映历史背景的文物图片，就有不少是外国人描写中国历史的图片。

2007年，金庸通过硕士论文《从玄武门看早唐皇位继承》答辩。他认为“历史是文人受命而写，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写历史不可避免”。去年9月金庸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此次论文研究唐代盛世时期，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制度，由开国的唐高祖到唐玄宗，不但厘清唐代太子礼节、职责、继位仪式及东宫影响力，更透过整合中外文献史料和参酌东西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太子继位牵涉的宫廷政治及权力斗争。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荣王战死，正史没提及死因，“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他的导师麦大维评价说：“没有学者对此作过如此深入的研究。”

查先生曾对我们说，他起先也曾想将汉代、匈奴历史作为研究课题，导师说你要花几年时间学匈牙利语，再花几年时间学那几国历史，最后才进入你的课题。他说太费时间，还是选了他擅长的英语，如此直奔主题。

笔者2009年4月与金庸先生、饶宗颐先生在一起。

晚年潜心学术研究

与金庸先生交往让我体会到：所谓大师，非但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亦非唯“诲人不倦”，还需像孔夫子提倡的那样，把“学而无厌”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人中。早年为编写电影剧本，他发明了“边学边用”的学习方法。有一次金庸先生、饶宗颐先生两位大师聚会，查先生说：“我若是再年轻几岁，真想跟饶先生再学习学习国学。”其实查先生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有极高造诣。“教学相长”、“学无止境”，他以自己的才智、毅力，实现了一般知识分子无法一生同时经历的知、行体验。

2009年春天，查先生获得由中国内地、香港、东南亚、美加等地最富影响力的十余间华文媒体举办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他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就是永远不停地学习。这是他的由衷之言。9月，被聘请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2010年4月24日，获2010大本钟奖个人奖之“终生成就奖”。4月27日，金庸获2009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9月，接受香港树仁学院荣誉文学博士称号。在这些荣誉上，有些他是为了报答或支持授予者的。比如接受作协名誉副主席职衔，表达的是对国家的爱；接受树仁学院荣誉学衔，是对老朋友胡鸿烈、钟期荣夫妇数十年坚持办学的支持。

这两年他看的书有内地出版的“近代中国”和有关孙诒让、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书籍。孙、王两位都是浙江人。王国维寡言少语，学生问他某个问题，他只用浙江话答一句：“弗晓得”；学生又阐述半天，又答曰：“弗见得”；学生越说越离谱，他再赠三个字：“弗的确”。按明报老人的记忆，查先生在语言简练方面，与他的这位乡贤有三分神似；但我们跟先生求教、聚会时，先生一般都是很健谈的。

不少朋友猜测金庸先生有什么养生秘方，其实没有，如果说有，那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查先生每天“黎明即起”，在跑步机上边走边看晨早新闻，锻炼身体15到20分钟，然后用早餐；上午看报、读书；中午不休息，看看电视；下午有时到写字楼办公室会客，不去的话，就留在家中书房里看书，再就是查资料、做功课。“学习最乐”，他乐此不疲。

查先生办报时常常是一份盒饭就当一顿饭，但我发现其实他很懂美食，浙江菜、淮扬菜、广东菜都喜欢；不喜欢多饮酒，只喝几杯绍兴花雕、女儿红。回到学生生活的查先生，对故乡一往情深，每每跟夫人提起家乡的山水如何令人流连忘返、某一道菜如何脍炙人口，让身为香港人的查太只能“精神享受”。

他对服饰仪表也很是讲究，整理他各时期照片就看到，凡会客、参加社会活动都是西装笔挺、发型整齐，颇有“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的风范；他也是香港较早拥有高级私家车的文化人，允合“（司马）相如庭户，车骑雍容”的气派。他的言谈举止既有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遗风，又有英国绅士风度，颇能体现香港中西合璧的城市特色和他本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精神气质。

笔者编写的《金庸图录》。

亦庄亦谐，可敬可亲

有一次我们约定办公室见。到了嘉华国际中心楼下，正好查先生也来了。他的夫人林乐怡走在后面，手里端着玻璃的旅行茶杯。我就开玩笑：查先生是“入八分公”。查先生听到这句古典今用的话乐了。“入八分公”，是清朝皇帝给宗室“公”爵中的一部分人的“特殊待遇”，享受更高一级的“贝勒”、“贝子”才有的八种待遇，其中一项就是“茶壶”，即出行的时候可以带着水。查先生《书剑恩仇录》等以清朝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常常涉及到这些历史掌故。

与查先生相处，既真切地感受到这位著作等身、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师的渊博学识；也每每听到他谈论时事，入骨三分，流露出政论家慧眼独具；又见到他与朋友们谈天说地、对八方轶闻饶有兴致，小说家本色不改。

有一次香港作家孙立川先生说起2006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到少林寺比武的逸事。话说为迎接普京总统到访并与少林高手比武，国家有关方面和少林寺方面事前半年多就开始准备。少林的武僧能否打得过普京、敢不敢把普京打倒、如何掌握分寸，都是未知数。这可是有关“国际影响”的大事。有关方面于是挑选了一些各方面都合格的优秀人才，开始作为少林弟子，以便届时与普京总统比武。

查先生越听越引人入胜，小童似的急切地望着孙立川，问：“那后来怎么样？”孙立川见吊起了胃口，说：后来双方一合计，少林寺打败了普京总统，不但普京本人没面子，也有损国格；可是若是普京打败了少林寺，少林英名岂不毁于一旦，同样也伤了中国人的感情。只见查先生笑眯眯的，脑筋显然在随故事情节快速运转而不时点点头，并也预见到一个合理结果。孙立川接着说，于是末，到了临场就临时改成普京在武打圈里，近身观看少林高手打斗比武，总算过过武打瘾。逗得先生乐了，孙立川就拿出一大摞金庸小说代朋友求查先生签名留念。

记得刚认识查先生时，查先生问：“姜先生宝号怎么称呼？”我想起老父亲讲的故事。说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父亲是吹鼓手，后来儿子发迹了，老子当然不再干老本行了。有一次张宗昌在东北大宴宾朋，不知哪一位客官问“老太爷大号”，张老太爷答道：“大号早卖了，二十年前就不干了！”这位老太爷把“大号”会错了意。查先生听后也笑起来。

秉承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基因，他对琴棋书画无所不好，其中尤其醉心于围棋，是中国围棋协会授予的围棋名誉六段。朋友们说，他的棋艺在业余级里属于高手。但查先生本人却直言自己棋力“相当低”，在《“明月”十年共此时》里写道：“他（胡菊人）是我的围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说都相当低。台湾的《围棋》杂志给我的称号是‘香港棋坛闻人’，倪匡兄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

他在初中时候学会围棋，兴趣一直不减，大公报时代与梁羽生是棋友，经常用笔名发表一些颇有见解的评论文章。他回忆说：“那时聂绀弩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他最大的兴趣是跟文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兄和我下围棋。三个人的棋力都差不多，经常有输有赢，我和文统兄常常联手对付他一个……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明报》时代，他与胡菊人是棋友。他说爱下棋只是着迷，觉得围棋有助于训练逻辑思想和推理，能活跃人的思维；只为喜欢，不求胜负。为钻研棋艺，他博览棋谱，对其中理论实战见解精辟的则反复研习，翻烂了再买。

上世纪80年代他还曾正式拜聂卫平、王立诚等为师，直至将他们请到家中住下，昼夜切磋，达到如痴如醉程度。陈祖德、钱宇平、罗建文等国内棋坛高手都是他的座上客，还与棋坛前辈吴清源、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等切磋棋艺，以至有了“木谷实（日本围棋大师）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的佳话。

“金庸”是个奇迹：金庸小说从读者上分，既有邓小平同志等最高领导人，也有杨振宁、于光远这样的科学家，更有亿万普通人，用金庸先生话说，是在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金庸在文学、新闻、社会活动、经营管理等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有待人们总结借鉴；而金庸先生持续读书学习，也是“活到老、学到老”，永无止境——这真是读不完的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