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国义：追怀汤志钧先生

汤志钧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国内国际学界享有盛誉，是上海近代史学界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一生以学术为志业，集萃于史学，可以说是为史学的一生。

初识汤志钧先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这批人，是“文革”结束后入学的历史系1977、78级学生。当时历史系主任吴泽先生邀请了一批史学名家到华东师大讲学，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二位。一位是兰州大学的赵俪生，一位便是汤志钧先生。赵俪生先生讲土地制度史，连续讲了一星期。汤志钧先生讲近代史，重点讲述戊戌变法，除人物、事件之外，还讲解了众多重要的期刊、报纸，随口而谈，讲诵如流。汤先生与吴先生是同乡，常州人，他的声音也非常好，就像常州“说书”一样，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在讲课中，他对史料的重视与熟悉程度，让同学们都很惊讶，对当时初学历史而尚陌生于史料的本科生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震撼。他任职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同时也兼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在此后我们几个读硕士、博士时，汤先生均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评审委员，受到了其诸多有益的教诲。

19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论文答辩会，左二为吴泽先生，左三为汤志钧先生

作为一位学者，汤志钧先生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史学研究，具有其显著的特点。一是重视挖掘史料。汤先生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高度重视新史料的发现与开掘。即使遭遇到那不正常的年代，他仍利用晚上时间，坚持阅读史料、摘抄资料，写下了不少学术笔记，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汤先生一连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以及《陶成章集》《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等重要的资料集和著述。更不必说其花了几十年心血编纂的《梁启超全集》，实为集大成的典范之作。二是注重撰写著作。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汤先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除以戊戌变法为主题的几种专著外，还包括《近代经学与政治》《西汉经学与政治》《经学史论集》《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等论著，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三是不断修订旧作。从其早年的《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简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到《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史》《戊戌时期的学会与报刊》，以及《章太炎传》《康有为传》《梁启超其人其书》等，其中一些著作都反复修改，几经修订。无论是史料还是观点方面，均斟酌再三，增新舍旧，力求臻于完善。这些均体现了汤先生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成就，由此形成了其鲜明的治学特色。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现在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拥有好多新资料、好多影印本，又有电子化的文本、数据库、e考据，史料的获取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汤先生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注重搜集资料，考订史事，并取得如此丰厚的成绩，真的是一种非常艰辛的“深挖”，一种锲而不舍的著述精神。汤先生一生的经验是“持之以恒，言之有故”，正是其治学的箴言，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是值得珍视并加以继承光大的。

同时，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中，汤先生也做出了实在的业绩和贡献。众所周知，在1980、90年代初期，要出国访学、开学术会议，并非如今天那么方便，渠道也不那么畅通。汤先生等是最早到香港、日本、美国等参与中外学术交流的一批学者。他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奠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渊源深厚。无论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还是在海外讲学中，汤先生以其精熟的史料功夫，深厚的学识，优雅的风度，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一个饱学的中国学人的形象，在日本学界尤有影响。在对外交往中，他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以文会友，所到之处，多方交结学界友人，共商旧学，探讨新知；还非常勤勉地收集各种资料，所获颇丰。不仅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中国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再举一例。如清末民初以来卢梭《民约论》在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最初是通过中江兆民《民约译解》汉译本而进入中国的。关于此书版本的发现，还有一段中日学术史上的故事，与汤志钧先生直接相关。1981年6月初，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在汤先生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看书，特为询问此书，馆长顾廷龙先生即派人取出，其封面为“人镜楼主人”题签，是一种早期的铅字排印本。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民约通义》译本之后，岛田教授高兴极了，返国后即写信给汤先生，特别提到此事。在信中他甚为兴奋地谈道：此次来上海，“更大的收获”是“终于发现了《民约通义》”，称该书虽然早有所闻，“但是该书由谁在何时何处出版？尚无一人所知，究竟是否出版成书，也一直是个谜，没想到此次亲眼目睹该书的存在，喜悦之情不必多说，这可真称得上是我近来最为愉快的一件事”。后来《中江兆民全集》在日本出版，岛田还专门介绍了有关此事的详情。这或许只是中外学术交流中的一个花絮，也反映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之历程，总是需积跬步，日积月累，深化交流互鉴，方能至千里。以上这些，均可见汤志钧那一辈学者，在改革开放早期积极开拓海内外学术交流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一名学人，汤志钧先生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其学术成就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以百岁高龄而逝，其主持编纂的众多史料集和撰写的史著，实在是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我们今天纪念他，自应尊重前辈学者的创获与辛劳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其优秀的治学精神和传统，努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贡献。

2023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