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大学的价值；进化与自由意志

今天，谁来定义大学的价值？

近日，《三联生活周刊》的文章“高中化的大学里，晚熟的大学生们”引发了诸多讨论。作者杨璐在文中提到诸如高等学府中学生“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难以自己作决定”、不善于与他人交往等现象，而作者更是提出以下观点：大学对学生的影响力已经下降。

作者指出，大学需要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已经减弱的事实。文中引用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的观点：“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

影响力的减弱也伴随着学生对于教育的理解的改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指出：“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9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园。

而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放弃大学，甚至怀疑接受高等教育的价值。研究者指出，许多年轻人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将导致他们背上高昂的学生贷款债务，这直接导致了年轻人对于高等教育的信心下降。据研究机构盖洛普20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6%的美国人表示自己对高等教育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而在2015年该比例为57%，在短短8年里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全国性调查的显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在为学生取得社会成功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表现良好”；而接近86%的受访者认为职业学校与大学“差不多”，甚至“更好”。《纽约时报》提供了以下统计数字：认为大学学位非常重要的年轻人比例从2013年的74%下降到2019年的41%。大学入学人数从2010年的1800多万下降到2021年的不到1550万。

对于美国的学生和家长们而言，尽管拥有大学文凭意味着能拥有更高的收入，但问题的核心并非关于大学文凭所能带来的收入，而是学生们需要背上多大数额的学生贷款，以及他们大学生活的开销。考虑到美国大学学费的不断上涨，研究者们得出了令人意外的发现：拥有大学学位的千禧一代确实比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挣得多一些，但他们并没有积累更多的财富。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选择大学是一笔需要谨慎考虑的支出，伴随着风险与不确定性。

对于那些仍然选择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们而言，大学也不再仅仅是一段经历。Z世代（指1995到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对于大学的看法更为直接——今天的大学实在是太贵了，学生们不再被文科教育的传统使命：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言之有据的交流方式所吸引。在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接受大学教育有着直接而重要的目标：找到一份好工作。对于就业的重视，影响了学生们的专业选择，计算机、工程、商业和健康科学等能带来高薪职业的学位越来越受欢迎。学校也鼓励学生去选择实用性更强、更能赚钱、更容易找到工作的专业。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学校的人文学科的经费遭到削减，甚至院系被撤销。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Saller）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人文学科在更广泛文化中的价值被“稀释”了，现在人文学科能吸引到的，大部分是那些在毕业后没有迫切经济压力的学生。

但是，考虑到诸多现实的条件，我们很难去评判年轻人对于大学教育的认识是否正确，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去追求生活中的工作与物质稳定，同样也是一种追求。在经历了疫情、社会动荡、国际冲突的背景下，学生们开始更多地思考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在理想的情况下，大学生们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反思自我的追求，学会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而教师和大学应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引导与帮助。

然而，正如刘云杉所说：“学校原来特别重要的一项是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是由方方面面组成的整体，它教什么、学什么都要服务于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如果打破了这个东西，变成各种支离破碎的课程。学生凭兴趣、凭消费能力去拼凑，然后对世界形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很多观念。老师在这里看学生的绩点，看学生要的目标，然后尊重学生选择的赛道。老师顶多变成各种指标的提供者和指导者，这不是教育。所以，价值观教育，在今天是特别困难的。”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既存在教师权威性的消解，也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今天，学生（而非仅仅是大学、教师或家长）也需要为自己的教育选择、为自己希望成为怎样的个人负责。

进化赋予人类自由意志

关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争论从未停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这一争论又进入人们的视线。《纽约书评》2024年1月刊发表书评《自由意志的命运》，梳理了这一争论的沿革。

书评评论的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和遗传学家凯文·J·米切尔（Kevin J. Mitchell）于2023年10月出版的《自由的主体：进化如何赋予我们自由意志》（Free Agents: How Evolution Gave Us Free Will）一书。在这本书中，米切尔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人类主体性（agency）的存在。

作为人类，每时每刻、每一天都在体验着一种主体性——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有连续性的决策。然而，21世纪初科学界的一个奇特事实是，许多权威人士——物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甚至哲学家——都会告诉你，这种主体性的感觉只是一种幻觉。

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是由物质构成的，就像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一样，物质是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物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布莱恩·格林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自由意志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但发挥自由意志的能力——人类心灵超越控制物理发展规律的能力——却是不真实的。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任何事情，我们是被造成的。”

脑科学家也怀疑自由意志，并在我们称之为思维的物质基质中寻找根源——行为的机制。这就是还原论（reductionism）：物理学家从最底层的基本粒子开始，神经科学家也从神经元开始。他们倾向于得出同样的结论：意志是一连串电子和化学活动的终点，而非起因。我们的欲望、意图和计划漂浮在引擎室之上，而大脑系统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有些人以固执的信念来抵制物理学的论证。数学哲学家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仍然坚信，“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你我拥有我们称之为自由意志的难以理解的力量”，但他放弃了进一步解释。

“自由意志”这个词有很多包袱。自然和教养的限制、我们的基因和无意识的习惯、我们的家庭历史和社会条件，都有助于决定我们的行为，从而使我们不完全自由。更普遍的说法是“主体性”，即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尽管有各种术语，但“我们的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这一信念，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私人思想中，也体现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这篇书评的作者认为，法律制度、政府理论和经济体系都建立在人类做出选择并努力影响他人选择的假设之上。没有某种自由意志，政治就没有意义。体育也是如此。或者说，任何事情都是如此。

凯文·J.米切尔（Kevin J. Mitchell）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和遗传学家，他针对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论点为自由意志的存在进行了辩护。米切尔认为，自由意志不是一种幻觉或隐喻，而是生物，尤其是人类真实存在的基本特征。

他解释了自由意志是如何从“主体性”的进化中产生的。“主体性”是一种根据自己的选择采取行动的能力，它甚至存在于细菌中：“即使在单细胞生物体内，细胞壁中的蛋白质也会对外界不断变化的条件做出化学反应，从而起到传感器的作用。在生物体内，蛋白质通过生化反应被激活或失活，生物体为了生存，会有效地重新配置自身的新陈代谢途径。这些途径就像计算机中的逻辑门：如果条件是X，那么就做A……最微小的微生物也发展出了通过改变形状或部署纤毛和鞭毛来前进的手段。移动能力与感知周围环境的能力相结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寻找食物、逃离危险——并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不断扩大。我们开始看到生物从环境中提取信息，在当下采取行动，并将其复制到未来。”

他还对物理宇宙的决定论观点和科学的还原论方法提出了挑战，并提出了一个复杂系统的视角，可以解释选择和责任的出现。 

他提出了一种更加自然化的自我概念，认为人类不仅仅是意识，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其行为和决策受到历史、目标和信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一定程度的随机性。而这种随机性对于米切尔的主体性和决策神经模型至关重要。他提出了一个分为两个阶段的模型：收集选项——生物体可能采取的行动——然后进行选择。对于我们这些具有有意识的自由意志的生物来说，这些选项是以大脑皮层活动模式的形式出现的，总是受到波动和噪音的影响。我们可能会把这体验为“想法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然后，大脑通过“大脑皮层、基底神经节、丘脑和中脑之间环环相扣的回路”，对这些选项进行评估，“向上投票”和“向下投票”。通过这种方式，选择采用了从经验中建立起来的目标和信念，这些目标和信念储存在记忆中，或多或少仍具有可塑性。

和不同生物的认知深度比较，人类的认知深度令人钦佩。米切尔说：“如果说线虫可以思考的话，那么它思考的东西肯定不多……它可能会一次整合几个信号，并能进行简单的学习，但它不会绘制世界或自身的地图，也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长期认知。”

“我们的思维过程很少是算法式的，而是一步一步地改变状态。思维涉及持续的反馈和自我修正，而各个组成部分是无法分开的。”米切尔写道。他从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Hofstadter）那里借鉴了“认知循环”（cognitive loop）的概念——其他表征的递归表征，以及反馈——由此产生思考能力和推理能力。

这些能力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大的体积或更强的计算能力。随着大脑的进化，出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处理层次结构：“随着大脑皮层的扩大，现有的区域往往会一分为二，形成新的区域，充当新的处理层次”。这些新的层次“能够抽象信息，思考新事物”。我们用心灵之眼看世界，也用心灵之眼看自己。我们不仅会产生目标和欲望，而且会认识它们；我们会为它们发展语言；我们会与我们的同类谈论它们。我们行使自由意志，而且我们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是社会有机体，文化也在不断发展。

2023年2月28日，西班牙巴塞罗那，2023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一名游客正在观看一个动画屏幕上的AI标志。

书评的作者最后讨论了人工智能和自由意志（或者主体性）的关系。他认为，在当下，人们自然会问，人工智能是否会发展出任何程度的自由意志或主体性？事实上，人工智能系统中的主体性问题可能比意识问题更为关键。在后记中，米切尔总结了神经网络和大型语言模型的最新发展，指出它们生成文本和响应对话提示的能力给人留下了知识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知觉。与此同时，这些模型的局限性也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是为专门任务而设计的，有别于人工通用智能。它们以惊人的技巧模拟人类语言，以海量训练数据中的统计模式为基础，但它们生成的文本很少与现实世界的意义相联系，而且在新情况下经常失效。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似乎是它们的一个弱点。然而，最明显的是，它们是被动的。

书评最后总结道：主体性是我们与机器的区别所在。对于生物来说，理性和目的来自在世界上行动并体验其后果。人工智能——没有实体、对血汗和泪水一无所知——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它们有目标，那也是它们的创造者强加给它们的。它们没有计划。它们不奋斗。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