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弛评《化家为国》︱清代内务府“外朝化”的复杂面相

《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黄丽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472页，88.00元

清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架构单元是“衙门”，例如《大清会典》的组织体例便是将国家大政分解为归口不同衙门的各项事宜，然后分门别类，按照不同衙门的排列顺序介绍国家行政的基本规章制度。这一认知框架也影响了清代政治制度史。对于学习者而言，以衙门职能为顺序来了解清朝政府框架，几乎是学习清代政治制度史的必要路径。然而，虽然作为单元的“衙门”在清代政治制度史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某一衙门及其下属官僚群体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却并不甚多。个中原因十分微妙。

清代中央部院衙门中，内务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既是一个事务繁杂的职能部门，同时又代表了八旗制度中的一类“皇帝世仆”政治身份，在“因事而设”与“因人而立”之间游走。因此，想要系统地在清代政治制度中考察内务府，必须要同时兼顾两个视角，这固然能揭示清代政治制度中“家”“国”交叉的面相，但研究的难度亦可想而知。已有研究多以《大清会典》等官修政典、正史等为据，描述一种框架性的“制度”或结构性的“运行”。近年的新研究，如赖惠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及青年学人王嘉乐的研究，更多依靠财政这一视角，以“皇室财政”的角度来考察内务府在清代国家制度中的地位；此一角度固属另辟蹊径，但在内务府“家”“国”两种政治属性这一根本议题上，显然还是问题的侧面而非正面。在这一点上，学界需要的是一部比较纯正的、一定程度上脱离《大清会典》框架的社会-政治史，重点应放在官员与权力运使上，关注清代国家如何在官僚制的框架之中实现家产制的目的。

《化家为国：清代中期内务府的官僚体制》即为这一类正面论述的最新尝试。本书脱胎于作者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论清代皇权与内务府官僚体制》，此后屡经修改，补入了新出版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等内容，最终于2020年以《化家为国》之名由台大出版中心单独出版，202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勾勒官员群体特征：第一章初步介绍内务府组织沿革及下属包衣旗人的组成；第二章考察内务府堂官——总管内务府大臣的选任；第三章介绍内务府挑补包衣当差的机制，亦即在“体制内”获得第一份工作的过程，包括两种重要的出仕途径：在官僚体系中挑补笔帖式或司员，或在旗务体系中挑补兵丁及其他差事；第四章则将目光投向出仕之后的长期仕途，即官员如何考核、如何迁转。

下编则关注清代官僚政治框架下内务府官员的角色。第五章考察内务府包衣最重要的一项京外职任，即出任各地“税差”，包括管理盐务的巡盐御史，江宁、杭州、苏州三织造，以及淮安关、粤海关等重要榷关。包衣旗人出任此类官职，一面管理各处税关事务及款项出入，一面承担办理宫中贡物、宫中器物变价等事，同时还可能负有监督地方官员、调查收集地方情报等“皇帝耳目”的责任。第六章考察内务府包衣旗人参加科举的途径与机会，着力探究在科举制这一“选贤任能”的主要途径之中，是否有包衣的一席之地。作者于此章之中遍历包衣之中种种不同的旗下身份，逐一考察各类身份是否拥有参加科举的权利。第七章考察除科举以外清代另一选官途径——捐纳制度中包衣旗人的身影，观察包衣旗人以报捐笔帖式乃至中级司官改善仕宦处境的手段。另外，本章还关注到内务府旗人主动或被迫（被摊派）向朝廷捐输家产的种种情况。

内务府研究的创见：由具体考证到宏观视角

就研究内容而言，本书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本书完整地考证了清代总管内务府堂官的年表。内务府的长官——总管内务府堂官履职的年表，是内务府权力结构最基础的一种体现。然而，一方面，总管内务府堂官并无固定员额，往往由部院大臣兼领，多人同时任职，官员有增有减，较难兼顾；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考，拥有“总管内务府”头衔的官员现有几种清代职官文献如《清史稿》职官年表及钱实甫编纂的《清代职官年表》均未覆盖内务府大臣。强光美在硕士论文中由清代官书史料整理形成《清代内务府大臣名单一览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作者于此做出了更加谨慎的努力。考虑到内务府大臣复杂的任职情况，作者在史料选取上并未局限于官修史料中的堂官任命记录，更扩大到内务府题本档案中的衔名记载，以便确定多位堂官同时任职的情况，也进一步厘清了如乾隆时期李质颖等具有总管内务府头衔、但并未行使职权的官员的情况。作者的这一考证努力，形诸书后附录《清代内务府总管堂官年表》，颇可补《清代职官年表》之不足，可以成为日后考察内务府高级官员的名单资料。

第二是研究中对内务府官员仕宦的诸多统计工作。例如，第二章中，作者分类统计了内务府堂官的出身情况，由此注意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侍卫出身人员及外戚人员的比例大幅下降，而拥有科举功名、以笔帖式出身人员的比例大幅提高，而且很多官员由领班司员——坐办堂郎中擢升。作者将这一倾向称作内务府堂官任命上的“文官化”的趋势（126页）。这一工作体现出，内务府堂官作为连接皇帝与包衣、宫廷体制与官僚体制最关键的职位，其任职人员的政治属性在十九世纪的变化。作为一种通行印象，总管内务府堂官作为替皇帝管理家事的奴才，得任是职者，与皇帝的人身依附关系应是首位的，而个人官场资历则是次一等考虑的对象。康雍乾时期的内务府堂官遴选标准，也确实存在这一层倾向。然而，嘉庆以后，越来越多的内务府堂官具有科举头衔或笔帖式等文官资历，体现出文才或行政能力在内务府堂官人选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而人身依附关系纽带反而逐渐居于其次。

再如，第七章中，作者利用内务府档案中的“捐输册”，统计嘉庆道光年间六个捐纳事例中内务府包衣旗人报捐项目，由此体现包衣们以捐纳入仕时的具体策略（358页表7-4）。这一统计工作显示，内务府人员在捐纳官职时，有着两种较为稳定的倾向：一为，报捐笔帖式以便完成“起家”的过程，由无官职的闲散人员到“有官可做”；二为，报捐在外文官，分发各省补用，以便获得具有实权的官职和收入上的优势。与此相比，报捐京内部员者十分稀少。嘉庆时期尚有不少包衣试图由笔帖式捐升六品司员，至道光朝也基本消失。笔者亦曾关注清人典型的仕宦路线，大体而言，属意于京内职务者，除因科举优胜、得跻清阶以外，一个重要的动机便是在有家族财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官员希冀能够以京内职务为身份活跃于北京官场，并不急求外放。例如乾隆初年在盐商家族江氏子弟江菼，在担任内阁中书期间积极为家族的盐商事业争取保护伞，并因此而得罪；关于这一案件，吴玉廉在《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一书中有所提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71-73页）。显然，对于生长于京师、人际关系深植于旗人社会的包衣而言，他们无需依靠中下层京官身份来为自己在北京的社会地位增光；倘若内务府内升迅捷，包衣尚且愿意报捐司员以寻求仕进，但若内务府司员升迁壅滞，那么包衣们就基本不再关注京内职位了。对包衣而言，尽管他们有着皇帝世仆的政治身份，但捐官的最大动机始终在于获取实际的利益，这种心态与外间民人报捐并无二致。作者的这一统计工作，非常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十九世纪上半叶，亦即嘉庆道光之际政治、社会变迁有着强烈关注，并且成功地将这种研究兴趣付诸实践。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强调的，嘉道之际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面相是，官僚体制权力不断扩大，皇帝在保有凌驾于制度之上的权力的同时，因应于时代脉动，设计出更加完善的制度，并更多依赖制度以实现更好的治理（13-15页）。作者认为，这一制度变革，与乾隆时期“宸衷自裁”的局面颇为不同，臣民对皇帝的决策有着更加明确的预想（或许可以形容为有着更强的“确定性”）；这种变革无法用“嘉道中衰”的惯常叙事加以形容。为此，作者从多方面论述这一变革在内务府制度变迁中的体现。第二章中内务府总管堂官的遴选标准由君主私人向包衣官僚的变化，第四章述及内务府官员考核与迁转逐渐依靠完善的考课制度及堂官的斟酌，而非官员与君主的私人关系，第五章谈到十九世纪包衣税差承担的公开职事（如办贡）和秘密差事（监察周边官员、收集地方情报）都面临收缩，部分盐政与榷关事务交由地方督抚办理，甚至出现依靠地方督抚监管包衣税差的现象，都体现出嘉道年间一种作为“日常”的官僚体制逐渐替代了围绕君主个人意志而形成的“家产制”权力机制。以往对嘉道之际政治制度的探讨，流于浮泛者多，而能以具体制度变迁较为翔实地表现这一“体制扩张”历史进程的研究，似不多见，作者的研究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

“由制度谈官僚”的局限

很明显的是，《化家为国》无论从史料还是分析视角来看，仍是在制度史框架下的研究。作者在考察内务府包衣官僚的时候，主要所依靠的仍是官修史籍、政典文本以及中央行政档案文书。在考察官僚群体时，作者较多关注的是他们仕履上的出身与关键节点的情况。这种研究思路，是政治制度史研究者十分熟悉的。但坦白而言，同为较多利用政治制度史研究框架分析官僚群体的研究者，笔者对这一研究思路的限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担忧，在此就本书中的若干弱点阐释一二。

严格来讲，制度史与官僚群体研究是存在不匹配之处的。制度史的基础在于静态的规范，尽管研究者往往着眼于这些静态的规范如何在稍显动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有怎样的意义，但它的底色仍是静态和高度结构化。然而，官僚群体研究实际上面向的是人群，即便仅关注其政治面相，仅靠官方视野下涉及相关群体的制度规范，以及政典中提到相关群体的只言片语，是否能够揭示一群官员微观上多元、宏观上有序的某种政治取向？这种研究方式在较为初步的“投石问路”上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研究内容与框架抬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写作上的瓶颈便会浮现。

就笔者自己的研究经验而言，以制度史角度检视官僚群体，有两种比较泛常的切入方式。一种是梳理人事管理制度，描画国家体制形塑出来的此类官僚的身份。《化家为国》的上编即循此路径展开。另一种切入方式是，根据政典、档案中提到相关群体的语句，揣测官员们在某些时间节点的生活状态。例如清代翰林官员研究者经常引用《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九年的一条上谕“翰林官及庶吉士内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来论证此时翰林官群体政治地位较低、清廷怠慢文人。诚然，这一切入方式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对政令中的少数片断作逻辑上的放大，不足以反映历史真实。除此之外，随着官员履历史料近些年的披露，考察官员群体宦途的研究逐渐浮现。这些研究一般依靠档案、题名录与官修史料中的任职记录，追踪典型案例的仕宦轨迹，以此描画官员群体的政治生态。《化家为国》第六、七章即不乏此类研究路径的实践。

以制度史的学术传统而言，追踪官员个人仕宦经历，已经属于较为具体、较为切实的研究路径创新了。然而，这一研究路径在实践中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清代人事任用制度所产生的官员履历，主要包括的信息仅有出身、任官经历和若干任官资格信息（如捐花样、分发、降调处分等），功能上虽然能够达到描画宦途的目的，但从阅读体验上而言，往往并不能对官员本人的生活或精神状态给出足够打动人的描述。例如经常被引用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笔者随手从中检出一条：“牟錝元，正白旗汉军人，年五十七岁，由监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总河齐苏勒大计卓异，三年九月内补授江南淮安府宿虹同知，四年正月内补授山东济阴道。”（第1册第14页）读者除了知道此人做过同知、道员以外，似乎无法进一步解读此人究竟宦迹卓著（或不卓著）到何等程度。可以看到，这种人事任用文书的信息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即便连缀考证，描画出典型官员的宦途，在缺乏对比对象的情况下，亦难以令读者领会其中奥妙。

这也是《化家为国》一书利用官方史料试图体现官员政治或社会地位时所遇到的问题。本书在介绍人事管理具体制度时往往举出具体人物作为例证，但这些例证涉及的人物，对读者而言多属陌生，也就不太容易进一步对这些制度所形塑的官员政治生态有比较实在的认识。尤其是，作者选择了一种结构性较高的篇章布局，对内务府官僚人事制度有比较广泛的覆盖，也就涉及更加复杂的制度运作情况，对每种机制、每个例子所能投入的精力也就更有限度。有些例子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例如作者在介绍包衣以科举入仕和内务府内升两种途径之间的冲突时，提到了光绪十八年进士延燮的例子，此人一面备考、一面在内务府排队候补道员职缺，竟在将到班时得中进士，旋又在翰林散馆考试时因成绩不佳而归入进士班铨选，仅得知县（308页），可称不幸。但像这种戏剧性较强的故事在全书中是很少见的。更多的例证段落，更类似于第四章谈到京察一等对仕途影响时的一组案例（226页），读者仅能知道这些人物在京察一等以后获得升迁，但究竟京察一等意味着什么、优升又优在几何，恐怕并未传递给读者。

笔者的看法是，制度史视野实际上成为《化家为国》推进自身论述的瓶颈。平心而论，《化家为国》应属以追踪官员履历做官僚群体研究的较为成功的尝试，作者将重心仍置于制度的语境中，强调结构上对内务府制度多方面的覆盖，令“读者对例子不熟”的阅读体验问题稍为缓和。但也正是这种“成功”，体现出了这一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度，亦向政治制度史研究同仁提出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何展现官僚的政治生命？如何展现官僚群体的政治生态？或许在这一点上，结构上的规整与问题意识的突出，彼此的扦格是一个大难题。

制度外活力：家产制权力，或是个人政治选择

谈到内务府研究，一个必然会谈到的议题便是它所象征的君主在体制外拥有的政治权力。确实，内务府包衣旗人是清朝君主在官僚体制之外伸张权力的关键群体，而内务府掌管的庞大产业，承担的复杂职事，则为皇帝遴选亲信，维系包衣在政治机器与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足够的支撑。张勉治（Michael Chang）在《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径直将清朝皇帝动用官僚体制之外实施统治视作韦伯“家产制”权力在清代的反映。其他研究者虽然不一定认同“家产制”的表述，但往往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君主与大臣：清中叶的军机处，1723-1820》中，探讨军机处权力的来源时，使用了内廷机构的“法外活力”（extralegal dynamic）一词，表达的事物是相近的。不过，这种将内务府包衣旗人政治身份看作君主权力资源库的观点，存在一个明显的弱点：如果包衣旗人对于君权如此重要，那么他们在内务府体系中的仕途，是否都是围绕君主活动展开的？以往政治史的解读，倾向于认为这些皇帝家仆的政治身份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并进一步认定，内务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背后是君主权力在为之背书。而笔者在阅读《化家为国》一书之余的思考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如此绝对，内务府包衣旗人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政治利益，而君主权力的伸张则只是对它的选择性利用而已。简而言之，包衣旗人的个人身份，其存在可能要先于君主权力代理人的身份。

《化家为国》揭示了内务府包衣旗人的三种晋升途径：府内当差、科举、捐纳。其中，挑差是包衣旗人在八旗体制中所确定的晋升途径，也是包衣们保持自身政治身份匹配（旗籍与职位同属内务府）的主要方式。而科举与捐纳出仕，则并非由八旗制度框架所确定，而是由另一套清代官僚体制对普通人开放的、较为广泛的安排所提供的晋升途径，或多或少带有一点“个人权利”的意味。因此，挑补差事与科举、捐纳之间，便存在一种政治身份框架内外之间的张力。而由《化家为国》的论述来看，可以看到，包衣旗人在经营个人事业时，其选择是非常现实的，更多考虑的是个人、家族的利益。清前期内务府内升较为迅捷时，包衣们便倾向于考取内务府笔帖式、库使等职位，盖因“府内挑差考试的考试内容或补授门槛均低于科举”，“清初内务府笔帖式、库使的挑补考试向来独立举办，竞争者也较少”（138、139页）。但若从君主的一侧来考虑，君权代理人所需要的是为皇帝尽心效力的家仆，需要包衣们更重视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这与包衣们的政治算盘是矛盾的。

如果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看到，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包衣旗人的个体独立性有着更为多元的表现。例如，总管内务府堂官的人选中旗籍科举精英比例的上升，证明了君主对于包衣善于经营自身政治资本的认可。再如，笔者在研究康熙、雍正时期中枢机构之一“批本处”时注意到，批本官员中，受过一定教育、拥有一定个人文化素质的包衣如杨万程、来保等，较之单纯侍卫出身的人员要更活跃。皇帝在遴选近臣时，往往也是在忠诚的基础之上随才任使，选拔足堪驱使的包衣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甚至，在人事活动以外，财政活动上竟也有些类似现象。本书第七章谈到乾隆以后皇室工程向内务府包衣旗人摊捐款项，这一现象在康熙后期已能见到（可参见王敬雅《康熙中后期旗人官员捐修皇家工程研究》，《清史研究》2023年第5期）；包衣的腐败，源自制度以外的自利行动，而皇帝从中攫取皇室经费，是自利行为的结果，不能视作包衣代理皇权的一部分。

这也是《化家为国》研究的意义所在。这一研究在结构上的广度，令包衣旗人官僚多元的政治活动得以同时展现，进而令读者明确包衣旗人的政治能动性，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如制度史所提示的那样为君主效力犬马，而是有着明确的利益导向的。因此，在判断清朝国家权力结构时，必须要注意到这种“人”的因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一直有着“内廷-外朝”的分野，经典解释之中经常将“外朝化”看作某种必然，但《化家为国》所展示的内务府体制“外朝化”进程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面相。在这一进程中，“外朝化”的趋势有着复杂的背景，包括包衣生齿日繁，君主与包衣的关系因时而变，国家权力的逻辑发生转变等等，同时也有着多变的表象，如包衣个人政治选择愈发重要，内务府堂官出身愈发“文官化”等等。作为本世纪史料大量披露以后政治制度史领域中涌现的第一批面向清代特定衙门的长篇研究之一，《化家为国》显示了在一定广度之下政治制度史的丰富程度，也必将引领下一时期人们对清代政治的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