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虞山一怅然：《俞鸿筹日记》中的常熟往事

常熟素称文献之邦，自古以来，不乏文士巨擘。群星闪耀中，俞鸿筹（1907-1972）声名不彰。他是常熟俞氏后人，诗书传家，15岁即与乡人创办虞社，后赴上海求学，辗转多校，专业从法文到法律，最终于1939年毕业。恰逢抗战，于是加入三青团，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5年初被日军逮捕，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战后出狱，皈依佛门，著述自娱。他时刻关注乡邦，1949年后，他寓居沪上，日记中却时常提及故乡点滴。蒙潘悦博士整理，上图藏俞鸿筹1949-1955年七年间的日记得见天日，使今人得以一窥尘封已久的常熟往事。（俞鸿筹著：《俞鸿筹日记》，潘悦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日记》）

乍抛绸发顶门凉

1950年3月27日，俞鸿筹在《日记》中记道：

闻吾乡近有痞徒聚众发掘坟墓，明目张胆，公然无忌。被害者已有累百处，如大河秦氏、港口某姓俱被发掘，取去棺内金银饰物，枯骨抛弃河中。如此残暴灭绝天理之事，竟见诸当世，几疑身入魔窟矣。（《日记》，第106页）

他对常熟发生的“痞徒聚众发掘坟墓事”感到震惊与愤怒。近代以来，苏州地方的各类墓地一再被盗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916年，以吴荫培为首的苏州士绅成立了吴中保墓会，提出了“保护圣贤之墓，以赋吾等同胞新生”的口号。他们维修墓冢，并为名士的坟冢树碑立传，对盗墓风气有一定的遏制。（[美]柯必德著：《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何方昱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285-294页）然而，由于不少贫民盗取墓葬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需要，盗墓事难以完全禁止。更兼解放初期，常熟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大规模盗墓事遂屡有发生。

距离俞氏第一次听闻盗墓事的三个月后，他收到了在乡九侄女的信函，内中告知位于虞山兴福寺山麓的祖父母坟茔被盗掘。俞氏大为伤痛，立刻写就一信，托人带往常熟，要求政府严加禁制盗墓行为。信件言辞恳切，有理有据：

近迭据同乡面告，常熟西北两山区所存历代名人遗冢以及耆旧坟墓，自去年起先后被掘，为数极多。虽经政府布告禁止，然并无效果，依然到处发掘。其中著名者计有明藏书家大河秦四麟，清浙闽督季芝昌、相国翁同龢之父大学士心存、学政邵松年、太史陆懋宗、方伯俞钟颖之父俞镜清等数十家坟墓。此皆载在县志，为地方之古迹，一朝毁坏，闻者莫不叹息。窃见政府对于保全古迹，业已屡次申明，最近报载文物局长郑振铎为南京古墓七十余座被掘，特发表谈话：“各地古墓古物，必求妥善保护，以存历史或文献上之遗迹。”此项用意，人民极为赞美。至于私家坟墓，虽未列入古迹之内，但盗掘行为，政府悬为厉禁。想必积极执行，以维威信。某深知民间风习对于祖先坟墓，其重视超越寻常，政府如能体念民情，严加保护，则人民感戴之深，将无既极。……（《日记》，第129页）

潘悦博士据此信指出，“在俞氏的评价体系中，名人墓冢有远超一般私家坟墓的公共价值与意义，秦景旸、季芝昌、翁心存、邵松年、陆懋宗、俞镜清等人之墓被毁坏，不利于保存常熟一邑的历史文化。”（潘悦：《近代江南俞氏家族的文化记忆——以〈俞鸿筹日记〉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60页）此言固然不错，但是名人坟墓与私家坟茔有所区别的观念，并非独俞氏有之，吴中保墓会诸人早已提出，民国的法规也区别了新坟和“古墓”，“古墓”特指那些经过特别估价的古迹。俞氏熟稔乡邦史事，一面延续民国保墓会保护古迹的理念，一面引用人民政府文物局长郑振铎的讲话，以达到在新政权下有效倡议禁止掘墓的目的。此函后数日，俞氏又给其九思二哥去信一封，希望被盗各家或联合或分别向政府呈报被盗事实，希望政府重申禁令，严行缉盗，“作有效之制止”，更希望二哥“促动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注重名贤耆旧冢墓，协助当局设法保护”。俞氏对自己的一番鼓动并无太多信心，转而表示“弟于邑中情形甚为隔膜，此项办法是否可行，尚请裁夺，并将尊意示知”。（《日记》，第130页）俞家二哥是否按俞氏建议联系政府有关人员，不得而知。以后见之明看，至少俞鸿筹第一封给政府的倡议书未曾受到重视。

1950年6-7月间，柳如是墓被盗。盗后无人收拾，“可以望见头骨”。俞氏得知后致信友人庞秉逊（1901-1965，字洁公，常熟庞家之后），希望文物管委会可以提议封盖柳墓。他想到钱谦益曾赠柳如是《去发入道诗》，内中作“乍抛绸发顶门凉”，此语竟成谶语，不胜唏嘘。（《日记》，第143页。柳墓被盗日期据1951年4月日记“将届十月”等语推算）俞氏早存保护古墓之念，更加祖坟及一众名人坟被盗事，面对柳墓被盗后无人问津的局面，他选择了持续关注。

当庞秉逊到达虞山柳墓时，发现柳如是的棺材被人凿去头旁横木，棺材本已年久朽烂，经此一劫，全部毁坏，整个墓地，非大修不可。附近的山民则全然不知这是何人的坟茔，对此情境无动于衷。（《日记》，第153页）两相对照，更显悲凄。1951年4月17日，俞鸿筹收到了庞秉逊的信，内称柳墓已被掘如防空壕，不过恰好寻访得知庞家祖坟守墓人的母亲家族为钱家守墓，因此修复柳墓有望。只需几日“动手修掩”，即可完工。作为时常一起鉴赏书画的密友，庞氏自然知道俞氏的关心所在，在信尾坦言：“前接来信，嘱设法修掩，今为完成心愿，想必乐闻此消息也。”（《日记》，第181-182页）文委会未能完成的俞氏修墓的愿望，终由老友成全。

柳如是墓今景

未过一月，俞鸿筹得见无名作、高垲题《柳如是画像》，全录高垲题文，并发议论：“此文属词典雅，其称誉处亦殊得体。惟当时于牧斋之心怀复国，我闻之力为赞助，其卓荦大节多不获知，即知之亦不敢言，故犹未能从大处着墨也。”（《日记》，第187页）俞氏的意思是，高垲一文虽然能较为准确地称赞钱谦益，但忽略了对钱氏立身大节处的议论，这种忽略可能有乾嘉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全文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该画现藏于常熟博物馆。2020年常熟博物馆举办“钱谦益与虞山诗派文物特展”，此画列身其中。今天的画幅左下角有一题识：

岁庚寅，柳夫人墓被发。逾数月，鹿门居士西郊祭扫，过而见也，亟为畚筑重封。归即于常卖家得夫人画像，尚系嘉庆时从真容所摹之本也，讵非灵爽所式凭欤，感题记之。

己酉孟秋略勺长翁。

略勺长翁即俞鸿筹，鹿门居士则是庞秉逊。据此题识，则庞秉逊不仅重修柳墓，以足老友心愿，更是奉上新得旧画，与老友共赏。己酉年是1969年，庞秉逊于1965年下世，俞鸿筹在1969年重见此画，追忆十八年前的往事，而有此题识。白云苍狗，柳墓的被掘与修掩背后，是俞庞二公至深的友情。

然则，庞氏修掩柳墓，毕竟属于私人行为，只是“加以畚挶，草草掩盖而已”，重新修葺，还需闻达之人助力。1951年9月11日，俞氏作七律一首，寄给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叶恭绰，“嘱其商略重修”。（《日记》，第210页）俞氏在诗前小序强调，柳墓“棺木尽毁，骷髅外露，历时甚久”，庞氏修掩，尚属草草，叶氏当年曾游常熟，“披榛访墓，写图纪事，闻此浩劫，料当惋叹不置”。他希望叶恭绰能够向有保管职责的人进言彻底修葺柳墓，“以免水蚁之厄，亦不朽之盛举也”。诗中颈联称“狼藉香桃伤委蜕，凄凉绸发曝枯颅”，足见俞氏始终难忘“乍抛绸发顶门凉”之谶，对柳墓被掘而未能复耿耿于怀。过二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为胡文楷《柳如是年谱》补遗的多条材料，内有“葬牧斋墓西数十步秋水阁之后”。（《日记》，第211页）而其为叶恭绰叙述柳墓方位时，则言“在西麓花园桥北，中山路南，东界小沟，西接园弄，去东涧墓数百步”，未言秋水阁，想必此阁早在墓掘前便已灰飞烟灭。“名垂志乘，遗冢应在护持之列”，世殊时异，徒留护持者如俞鸿筹辈伤心之言。今日钱柳二墓均已整齐规格，惜俞氏未能得见。

铁琴铜剑有遗响

俞氏补遗《柳如是年谱》时曾记“河东君有戎装入都小象，又有儒服小象”。其实，彼时他并未得见儒服小象，是读杨无恙文字而知有此象。直到1952年8月30日，其从瞿凤起处得见毕琛《河东君象册》，才疑此为杨无恙所见儒服小象。（《日记》，第295页）瞿氏对俞氏帮助若此。显然，这并非俞氏与瞿氏的第一次文献往来，他们是多年旧交。

瞿凤起（1907-1987），江苏常熟人，常熟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1951年起调入上海图书馆工作。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其余三者分别是海源阁、皕宋楼与八千卷楼，至1949年鼎革时，这三者中的藏书或化为公产，或毁于战火，或流入外邦，只有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大体存于旧处。鼎革之后，政治环境变化很快。1950年初，友人告知俞鸿筹，常熟友人因为要完纳田赋，卖去包括宋画两件在内的若干书画，且书市中线装书亦乏人问津，无锡商人荣德生有时会托苏州的书估代买，不过也只是视为装点门面的展示品。（《日记》，第82页）在这种情况下，寓居上海的瞿凤起选择将大部分藏书捐给北京图书馆，此次捐赠，涉及善本72种2243册，中央文化部特别颁发奖状，对瞿氏此举予以表彰。（吴雍安、曾康、仲伟行编著：《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广陵书社，2010年，第86-87页）俞氏在二月间听闻消息，感慨“四大藏书家从此悉成历史名词矣”。他所忧虑的不是私家藏书不复的情形，而是“百年长物，一旦弃捐。此有关吾虞文献”，乡邦之情跃然纸上。（《日记》，第94页）

铁琴铜剑楼内景

不过，此次捐赠后，瞿氏仍有大量藏书，其中之一便是俞鸿筹赠予的《漏网喁鱼集》。《漏网喁鱼集》是太平天国时期常熟横泾一位叫柯悟迟的地主所作笔记，较为翔实地记述了“太平天国时期常熟地区以至江南全部的实际情况”，内中涉及清代道咸时期江南的漕弊与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邵循正：《关于漏网喁鱼集的一些说明》，[清]柯悟迟撰：《漏网喁鱼集》，祁龙威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1-7页）此书为俞氏旧藏，俞氏形容为“悟迟老人著《喁鱼漏网集》稿本一册，约一百页，蓝格纸，悉记苏常太平军遗事以及身受厄难、当时物价，颇为详晰。卷首有先公手题数语，称为‘有心人也’”。（《日记》，第185页）今整理本将俞父题语附于尾：“是册记道光十六年至同治六年，吾邑漕弊以及朝政、天象、寇乱，并官绅优劣，历历可数，悟迟老人诚有心也。南郭老人记。”（[清]柯悟迟撰：《漏网喁鱼集》，第107页）以是知“南郭老人”即俞父之号。1941年，俞鸿筹将此书赠予瞿凤起。十年之后，沧海桑田，他突然想到该书，希望如果该书尚在瞿氏之手，当借来重新抄录一份。

《漏网喁鱼集》

又过两年，1953年1月18日，俞氏从瞿氏处借出《漏网喁鱼集》稿本，瞿氏又赠其《异辞录》第3种书共计25卷。（《日记》，第333页）至3月6日，俞氏抄写完毕，计五万字。隔日，其题跋曰：

《漏网喁鱼集》钞本一卷，都五万言，悟迟老人所编。据卷中自述，为邑之横泾人，柯姓。光绪三年，时将近七旬，约生于嘉庆十三四年。托迹阛阓，而嗜金石书画，此著者之梗概也。标目曰集，实系日记体裁，往往信笔而书，不斤斤于字句，故文辞颇见杂沓，而钞胥不善，鱼豕甚多。然其记载，自道光十六年至同治六年，前后三十余年间，吾邑事迹，尤于太平军一役，所记独多，其资料殊足珍也。此卷先公旧得诸里中，首有题字四行，十余年前，余以之持赠凤起，顷携来重阅，因书数语以归之。（《日记》，第346页）

以“因书数语以归之”句，此跋当书于瞿氏藏稿本之后。此跋所留意者，亦在“吾邑事迹”。4月7日，其又书一跋：

太平军时期史料。曩所见私家著录，于满清之秕政，恒顾忌而从略。此册自道光中叶起，所记乡里吏奸民瘼，几占全书之半。其最可注意者，有道光廿六年正月梅李农民拆毁昭文县署及殴毙差役事，同年五日归徐市农民拒收麦租聚众拆屋事，又同年七月镇洋县农民报荒不准、拆毁县署民房事，咸丰二年四月鄞县农民拒缴漕粮殴毙知县裂尸又伤协镇佐二等三十余员兵勇无数事，同年五月青浦农民拒征漕粮抢出知县倒拖里许抗毙兵勇多名事，三年七月嘉定农民拆署纵囚事，同年八月张家市、东周市及太仓县农民均有拆屋殴差之事。此皆在太平军未到之前，而江、浙一带鱼米之乡，民不聊生已如此，可见揭竿之起，初非无因矣。外人助清作战之事，最著者为同治元年成立之常胜军，而萧盛远著《粤匪纪略》云：“江督何桂清奏请借用外助，并言外人要求订约五十余条，而以助攻太平军为交换条件。”时为咸丰十年，在常胜军成立前二年。此为借用外援最初建议之可考者，此书则记载咸丰三年正月江苏巡抚杨文定退守镇江，奏请着兵备道以借商船为名，向英夷乞派兵船协助，嗣于白茆口即见陆续向上游行驶多只，三月官绅会议，又乞援于英。此事较何桂清之奏更早七年，且已见诸实施，所记信而有征，应为一重要之史料也。此书屡言太平军给发门牌，及招致乡官，分为军师、旅帅及百长、司马等。按北京图书馆藏钞本《太平天国史料》，有殿右捌指挥杨贴荻港镇札附斗牌式，内规定以五家立一伍长，二十五家立一两司马，百家立一百长，五百家立一旅帅，二千五百家立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一军帅。其军师、旅帅等，均由民户公举。其名称与此书所记悉合，而当时乡官情形，于此亦可想见一般。关于历法，悟迟老人记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为太平天国元旦，又言其日与清不同，无闰年，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按：程演生编《太平天国史料》，载洪秀全于咸丰二年壬子二月三十日颁行新历书。又己未十月初七日洪秀全诏书云“每四十年一斡（原文）…斡，每月二十八日，节气俱十四日，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双月三十日，单月三十一日”云云。查咸丰二年壬子二月，夏历无三十日，此云有三十日者，盖逢天历双月，亦即所谓小月三十日，与阳历相似，其历日元旦，则更迟于夏历也。书中言咸丰十一年四月催收红粉税，考英国博物院藏太平天国去文底簿，有报销给发红粉照启一件。红粉云者，盖太平军称火药之别名也。校阅既竟，复记此数则，聊供参考。（《日记》，第351-352页）

又于“拆屋殴差之事”的天头处补记：“予藏明刊《唐李文公集》，后有利缄庵先生题记，云：‘时金陵、润州、维扬三城尚未克复，大帅老师城下。而近日上海嘉定奸民乘间窃发，戕官据城，各树伪帜，大吏束手无策，而吾邑东鄙亦因抗租蠢动，城居者皆纷纷逃避，恐此后坐定。观书之乐，亦不可多得矣。咸丰癸丑中秋芝绶记。’即指此事。”

此跋大不同于前。俞氏在跋语中展现了自己的读史眼光与对太平天国研究进展的稔熟。对于书中所记太平天国以前的民众抗租事件，他评价为：“江、浙一带鱼米之乡，民不聊生已如此，可见揭竿之起，初非无因矣。”书中有咸丰三年江苏巡抚乞兵英人事，俞氏认为这是可见最早的清廷乞兵外人镇压太平军的资料。他反驳了当时流行的常胜军说，又强调萧盛远著《粤匪纪略》中记录的乞兵外人事也在常胜军前两年。有关门牌，他则引用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太平天国史料》补充论述；关于历法，他又参考程演生编《太平天国史料》；还有催收红粉税事，他指出英国博物院藏太平天国去文底簿“有报销给发红粉照启一件”，红粉即是火药的别称。跋语最后，俞氏强调了自己“校阅既竟，复记此数则，聊供参考。”可知俞氏另抄后又校过至少一遍，然后再写下跋语。不过，后一跋疑在俞氏自抄本上。且俞氏还在自抄本上加了若干硃笔眉批。（邵循正：《关于漏网喁鱼集的一些说明》，[清]柯悟迟撰：《漏网喁鱼集》，第7页）

4月12日，俞氏将此书归还瞿氏，并赠以老友“铁画楼钞本王损仲《宋史记·凡例》一册”，选择此书的原因是上有瞿凤起之祖父瞿秉渊（字敬之）先生的跋语。（《日记》，第353页）爱护老友，可见一斑。到此为止，该书还限于私人阅读与收藏。那么，这本书是如何广为学术界所知并最终被列入《清代史料笔记》整理出版的呢？至少和1954年1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第22期的一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为庞芳所写，名为《介绍太平天国史料〈漏网喁鱼集〉》。文章一开头就说：

我近来发现一部钞本，题作《漏网喁鱼集》，是以前没有人提到过的太平天国史料。钞本是馀斋俞氏所收藏，未经刊印，记一八三六-六七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南前后各县的事。

1954年1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副刊

然后详细讨论了该书的史料价值，比如漕弊、民众斗争、太平军情报工作等情况。该介绍引发了学界的关注。1959年，北大历史系的邵循正先生及其同事通过庞芳的关系，借到了俞氏的抄本。邵先生大约觉得此书史料价值较高，于是请中华书局找俞氏商量，刊行《漏网喁鱼集》。刊行并非完全依据俞氏抄本，对书的注释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是祁龙威先生对专词和方言的注释，另一部分是俞氏的眉批。因为俞氏眉批大量引用《海角续编》，这部分批注均未收入，反而将祁龙威原先整理好的《海角续编》与《漏网喁鱼集》合印。（邵循正：《关于漏网喁鱼集的一些说明》，[清]柯悟迟撰：《漏网喁鱼集》，第7页）这才有了我们今日得见的中华书局本《清代史料笔记》中的《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合印本。合印本自1959年初版后，不断再版，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和清代财政史研究均有相当的推动。

藏书旧家间的一次简单的书籍礼物往来，无意间却带动了学术研究的推进。铁琴铜剑楼藏书不再，但后人翻阅旧籍新书，仍闻遗响铮铮。俞氏归还瞿凤起的柯悟迟稿本，假以时日，或亦有学者问津。

回望虞山一怅然

常熟以一县之地，明清数百年，居然涌现若干藏书家。这些藏书家背后，则是无数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他们与藏书家一起，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江南知识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口岸海通，不少读书人都迁居沪上，他们一面回望故里，与乡土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一面身处洋场，迭经世变。徐雁平在讨论晚清桐城派文人萧穆时，特别揭出晚清上海与桐城派的“长距离关系”，启发后学良多。（参见徐雁平：《编织的艺术：萧穆日记中的书籍与文学世界》，凤凰出版社，2023年）如果说萧穆在这种长距离关系中如鱼得水，那么俞鸿筹则显得沉闷很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户籍化管理的逐步确立，异乡与故乡之间的网络愈难维系，关注柳墓也罢，过录《漏网喁鱼集》也好，知音已稀，心曲难寄。

“回望虞山一怅然”是元末陈基的诗句，用来总结俞鸿筹1949-1955年的生活或无不当。虞山依旧，只是当年藏书旧家零落。俞氏闭门做着沪上寓公，所思所想，仍是存乡邦之文献。1950年末，俞氏持瞿凤起家藏《恬裕斋校书图》，题诗云“古人校书如扫尘，不知其尽传其薪。覃思终日忽有得，一适亦足忘千辛。……”（《日记》，第156页）“一适亦足忘千辛”，恐怕正是“回望虞山一怅然”的时日中，沉醉文献所带来的畅快淋漓。这份喜悦，夹杂着复杂滋味，穿过故纸，直击今日读客。是时候去趟古里，看看尘封的铁琴铜剑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