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三周年︱换个角度引导生育：他国经验

生育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对女性来说，仅是生育子女的生理过程就往往充满不适和痛苦。对家庭来说，有了孩子往往意味着生活的彻底改变。由于小小人类需要长期、完全地依赖养护者，仅仅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已经需要花费很多心血。再者，许多父母将子女的教育摆在第一位，不惜代价地投资培养子女成才。养育子女对父母的精力和财力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是否生育，何时生育成为个人权衡利弊后主动做出的决定。千千万万的个体生育行为汇集而成，表现为人口的数量、年龄和性别分布。

对于国家来说，人口结构是评估经济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有些理论指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正是建国初期大量出生的人口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劳动人口，带来了“人口红利”，使得国家得以积累经济财富。而如今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曾经的青壮年逐步变成大量的高龄人口，同时又没有对应数量的青壮年来补充，整个人口趋向老龄化。随之带来的医疗和养老的花费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开支。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个人生育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人口结构又对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干预人民的生育行为便成为常见的政府政策调控的目标。

以控制中国人口数量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施行了近半个世纪。与世界大部分国家上世纪70年代起下降的生育趋势相符，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到今天，中国的生育水平在全世界来说如果不是最低，也可算是极低。自2013年起，国家逐步放松了“一胎化”的政策标准，开始允许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些政策显示了国家多年的生育政策从控制管理到鼓励放松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也反映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环境对生育态度的转变。

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巨大的人口数目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头号公敌。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人口大幅增加的背景有关。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大量的人口会带来粮食供应不足和环境污染问题，为了争夺资源，不同宗教种族的冲突会加剧，最终导致国家大部分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这种“人口爆炸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巨大威胁”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中国和印度顺势推出了政府主导的限制生育的措施。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大力推广各种节育措施。

可是无论是否进行了干预，进行了怎样的干预，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全球基本上所有国家的生育水平都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人口的增长幅度放缓。在发达国家，生育水平长期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已达到了导致人口数目缩减的程度。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妇女一生生育子女的平均个数低于2.1就被认为是无法维持人口更替。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低于这个数字。尤其在东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等地的生育率全球长期垫底。这些地区的妇女一生生育子女的平均个数长期介于1和1.5之间。推迟结婚、延迟生育、不婚人士的比例增加。许多人口专家因此开始担忧劳动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财政问题。鼓励人民生育，也因此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政府施政的目标。

鼓励生育有多大空间？在网上讨论生孩子的问题时，最常见的评论就是：没钱没空！接下来就是略带调侃的评论：究竟是手机不好玩还是电视剧不好看，为什么要去生孩子？这些评论反映了两个现象。

第一，生育子女对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养育子女对经济和时间的高要求。孩子幼时需要一位全职投入的看护者，还需要一定的家庭收入来支持。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双职工家庭很难做到。人们抱怨生育孩子有压力说明人们的实际生育子女数目低于理想的子女数目，生育政策可以缓解这些压力，产生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常见的鼓励措施有：给有养育子女的个人减税和给予金钱补贴、延长保障就业权利的产假、补贴托儿所、提供早期幼托服务（3岁前）、增加婴儿喂奶换尿布的场所等。这些措施主要目标就是减轻生育子女对生活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时间冲突。

第二，人们的个人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婚姻家庭可以是一个选择，而非一个默认模式。尤其是在生活压力巨大的今天，年轻人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推迟结婚和生育是必然趋势。许多调查和研究显示中国育龄人口的理想子女数目低于两个孩子，低于发达国家长期调查的2.2个子女的结果。这种现象反映出“一孩政策”对人们价值观长远的影响。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没有孩子也可以，两个孩子已是极限，鼓励生育的措施短期内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生育水平下降的时期正巧也是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的时期。女性经济地位提高是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吗？在中国同居生育依然罕见，要想促进生育，只能先促进人们结婚。在最近喧嚣尘上的流行语里，例如城市里的“白骨精”“剩女”等，都暗含着将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归因于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也符合家庭经济学里教育程度高、职业发展好的女性为了婚姻家庭要付出的代价就高，从而选择单身的理论。

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婚姻生育和女性的经济能力的负向关系逐步弱化（甚至包括日本和香港）。换句话说，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或者积极工作的女性，结婚的可能性并没有比教育程度低的没有工作的女性低，生的孩子也没有比教育程度低或者没有工作的女性少。引导这些变化的一方面是北欧等家庭福利优越，工作弹性大，男女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婚姻生育对女性的经济地位获得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发达国家面对极高的生活消费压力，女性的经济地位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至关重要。这些证据显示经济地位高的女性结婚难、生育子女数目少的情况是暂时的，反映的是婚姻生育对女性经济地位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性别平等的进步可以降低生育对女性在就业方面的负面影响，即使子女年幼，父母也可全职工作，从而保证家庭的经济收入，反而可以促进再生育。

个人的生育决定涉及到家庭收入、身体状况、工作-家庭平衡等多方因素。生育政策也是多方领域合作的结果，其后果也是多重的。

比如，通过结合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险政策对父母进行金钱补贴的政策，通常来说对低收入的家庭的生育激励作用更强。通过医疗政策的改进，可以协助个人生育意愿的实现。例如英国政府对夫妻进行试管婴儿所需的费用进行补贴，使更多迫切希望有孩子但生理条件不允许的家庭更容易克服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家庭在人们生育子女年龄不断推迟后会越来越多。普及和推广科学的无痛分娩，产后及时跟踪产妇和婴儿的健康状况等都可以降低人们对怀孕生产和产后恢复的焦虑和恐惧。各种节育信息的宣传、免费咨询和节育技术的普及可以降低产生“计划外”生育的风险。

生育政策的有效性也要考虑多方因素。例如在德国，延长的女性产假往往并没有提高生育率，反而降低了女性产后回归工作的可能。幼儿园费用的降低以及子女低龄入园最初是为了促进双职工家庭模式，却间接促进了人们生育子女。因此，对人们生育的干预涉及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干预也并非是单向的，不同人群对同一政策的反应也是多重的。在家庭生育干预方面，其他国家有许多政策已经施行了多年，也进行了大量的政策评估，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大部分学者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走向呈保守估计。人口数据显示即使开放了二胎生育也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婴儿潮，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却一直在延后。鼓励生育的政策应当针对的是减轻生育对职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针对多种影响生育的因素进行干预。

笔者以为，政策没有必要谈到低迷的生育水平就色变。人口经济理论无法考虑到许多预期不到的因素，比如技术的革新，产业的升级，健康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都可以变相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数量、和效率，以新的形势促进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和人口政策从根本上应当多多考虑、关怀、尊重个人的生育意愿，提升人们实现理想家庭模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