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可波罗｜方豪先生的一段记述

2024年1月8日是马可波罗去世700周年的日子，眼下意大利政府、学术界及许多社会团体正在筹备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不久前，威尼斯市政府召开咨询会议，研究如何办好2024年的大型展览。威尼斯东方大学校长里皮埃罗（Tiziana Lippiello） 提议为马可波罗建立一座雕像，理由之一是中国游客总是询问“马可波罗的雕像在哪里”。据悉，意大利至今尚无一座马可波罗的雕像，而中国至少已有两座，一座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另一座在杭州西湖边。此外，扬州还建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

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在2018年4月完成了一个酝酿多年的项目，用最新技术精确制作了一批马可波罗的遗嘱副本，作为面向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高端文化收藏品。2021年9月27日，圣马可图书馆向世界旅游联盟（WTA）捐赠了一份。鉴于世界旅游联盟总部和秘书处设在杭州，意大利媒体报道此事时，用了“意大利向中国赠送马可波罗遗嘱”、“威尼斯向杭州赠送礼物”这样标题。杭州萧山已建成一座颇具规模的世界旅游博物馆，这份来自威尼斯的珍贵礼物将永久地保存在这里，并向公众展出。

意大利上一次举办大型的马可波罗纪念活动是在1954年，纪念马可波罗诞辰700周年，为此发行了纪念邮票两枚，邮票上有中文“欧亚联璧”四字。当年6月19日，意大利政府在威尼斯总督府大厅举行了一场活动，意大利总统、教育部长、众多学术界人士领袖和外国政府代表参加，罗马大学罗伯托·阿尔马吉亚教授（Roberto Almagia）做了主题演讲。当时，马可波罗去世的具体时间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威尼斯档案馆馆员奥兰蒂尼（G. Orlandini）1926年发表关于马可波罗家族档案的长篇论文，认为马可波罗去世的日期当为1324年1月8日。阿尔马吉亚在此次演讲中，代表意大利学术界正式认可了奥兰蒂尼的结论，解决了这个问题。

意大利1954年发行的马可波罗诞辰700周年纪念邮票  来源：作者提供

1954年，朝鲜战争刚结束，冷战已全面展开。美国知名学者哈德森（Geoffrey F. Hudson，1903-1974）同年4月26日在罗马召开的一个马可波罗纪念会上演讲，首先提到同日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an interesting coincidence），来自伦敦、巴黎、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代表正在日内瓦出席一个国际政治会议。日内瓦会议的议题是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由苏联提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先达成协议，周恩来总理亲率中国代表团和苏联、美国、法国、英国的代表全程参加，是新中国首次以大国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哈德森以1931年出版的《欧洲与中国》一书成名，对东西方关系史有深刻见解，他的这篇演讲稿发表在1954年9月《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上。哈德森说，马可波罗时代，伦敦、巴黎和北京和今天一样，分别是英国、法国和中国的首都。马可波罗的书中虽没提及莫斯科，但描述了俄罗斯。撇开美国这个后世才建立的国家不谈，其他四个大国代表了“马可波罗世界”（Marco Polo's world）的两大主要阵营。

哈德森认为，东西方的地理界线在马可波罗时代就已形成，这种对抗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13世纪下半叶，也就是马可波罗在东方旅行的时代，从法国大西洋沿岸向东延伸至匈牙利，有许多独立的王国和城市共和国，它们都承认罗马教皇的宗教管辖权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治地位，构成拉丁基督教世界，今天英国和法国代表着中古欧洲文明的继承者。这个世界的东面，从喀尔巴阡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西岸，是蒙古帝国，有四个主要区域，金帐汗国囊括俄罗斯，伊儿汗国是波斯和伊拉克，察合台汗国覆盖中亚大部分地区，最高的汗位属于中国元朝的大汗。蒙古帝国是通过共同的意识形态建立的经济和军事同盟，正如苏联和中国的这种联系。伊朗和伊拉克暂时不在“铁幕”的背后，但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穿越了这里，它完全可以在这个阵营的界内，和13世纪的伊儿汗国一样。

哈德森1954年讨论马可波罗与东西方历史分界线时，虽然强调的是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也就是萨义德（Edward W. Said）后来所批判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但他所阐述的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历史的基本法则是，热烈的观念和偏见总是有着令人敬畏的幻觉力量，但通常还是冷冰冰的现实拥有最终的决定权。70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俄罗斯、伊朗及中亚地区之间联系日益加强，哈德森所提到的“马可波罗世界”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课题。曾经高唱入云的“东方主义”当然还存在，但只能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表现着，西方学术界不能不公开承认，成吉思汗、忽必烈和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史诗时代”（Epic Times）。罗马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2023年9月2日访问乌兰巴托时，也盛赞了蒙古帝国的“非凡能力”（remarkable ability）和“杰出品质”（outstanding qualities），认为蒙古帝国模式“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重视并重新提出”，恢复曾经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

关于1954年纪念马可波罗诞辰700周年一事，方豪先生1954年4月曾发表一文，题为《国人关于马可波罗之著作》，收入1969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卷）中。文中说：“今年是13世纪伟大旅行家马可波罗诞生700年纪念，意大利学界正筹办盛大庆祝。我国胡适之先生、袁守和先生及作者本人都已接受邀请，或前往出席纪念大会，或寄送论文。”“袁守和先生从美国哈佛寄来国人研究马可的著作目录，嘱再补充。”

方豪于1910年出生在杭州一个圣公会家庭，1920年全家改信天主教。方豪11岁入杭州天主教修道院修业，学习拉丁文，自修文史，后入宁波神学院精研拉丁文，学神学。1926年，年仅16岁的方豪违反修道院严禁与外界通信的戒条，通过在杭州启悟公学教书的哥哥传递，偷着给陈垣先生写信求教。此后多年，陈垣先生每信必复，“函授”指点，寄送书籍和参考资料。方豪一直自认陈垣先生门下“有朋之末”，陈垣先生的学生们也认方豪为同门。陈垣先生以学问精博、考究严正、诲人不倦、广泽后进而著称，教泽广被，弟子众多。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白寿彝、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邓广铭、牟润孙和启功，都曾师从于他。在众多杰出的学生中，方豪被认为是最特别的一个。

中外关系史这门学问，民国初年称中西交通史。按方豪界定，中西交通包括“民族之迁徙与移殖；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殖；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斗等）。”范围极广，不是几本书就可以全然覆盖的。

研究中西交通史有两大困难，一是史料搜集，二是语言文字。欧洲传教士早年在中国的撰述非常丰富，他们多用拉丁文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文等拉丁语系文字，一般学者既难以接触到，也看不懂。方豪精研过拉丁文，且可利用教内文献，研究中西交通史乃事半功倍。他在20岁左右就开始撰写《中国天主教人物传记》，其中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等人的传记，考证精详，文笔流畅，皆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

方豪是李敖在台大读书时的老师，讲宋史。方豪在台出版过一本《宋史》，铺排别出机杼，全书分二十二章，第一章是“研究宋史之参考资料”， 而关于治乱兴衰、典章制度、财政经济、社会人口、交通城市、文学史学，则散见于各章，并以“地理学”作为全书最后一章。方豪作为史家，十分看重成书的各种史料。他在该书里开篇处就言明：“研究任何一代之历史，当代而又为当时所留之史料，实为最有价值之参考数据。”体现了陈垣先生的学风。

李敖写过多篇回忆文章，描述方豪先生“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据李敖撰述，方豪于1949年2月经胡适写介绍信，得以到台大教书。李敖有篇扎记《谁追国民党？》，文中说：“方豪神父告诉我说，在国民党兵败山倒四处逃亡之际，他在厦门《中央日报》看到有标题是：‘我军一撤千里，共军追赶不及。’我传出这一名句，它就流传至今。”李敖还说，1970年代初，李敖入狱，担心母亲生计，方豪每月付李敖母亲3000元，直到李敖出狱为止。

方豪对史学界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力作是《中西交通史》，于1953年初版。由于史学界极缺乏这方面的著作，向达先生的《中外交通史》、冯承钧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白寿彝先生的《中国交通史》和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都多次再版重印，而方豪的书完成较晚，引用的文献更丰富，内容安排也更完整，叙事简明扼要，至今仍被国内学界所推重，几成为该领域唯一的权威论著，不断被重印，国内目前已有多个版本。

《方豪六十自定稿》没有再版过，已不易觅得。该书分上下两卷，共2430余页，收录了方豪先生的大量论文，所涉范围极广，材料扎实浑厚，某些细小的文献，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792年春天，在马嘎尔尼使团从英国出行来中国之前，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带着他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Thomas Staunton）赴意大利那不勒斯罗马天主教宣教学院，招募了两名中国留学生任使团翻译。那个时代，欧洲与中国的联系甚少，除了这个宣教学院，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无法找到一个人胜任翻译之职。英国人很清楚，如果没有忠诚可靠、能力合格的口译员，使团就不可能完成任务，甚至得不到中国宫廷体面的接待。

托马斯•斯当东在1856年出版的《自传》中追忆，他父亲当年带他穿越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地方，观摩了法国第一届国民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激烈辩论，在巴黎杜伊勒里宫（Palais des Tuileries）的一个小教堂里见过被扣押的法国王室成员，这些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印象，也有启发性，但对他而言，并没有那么深切的兴趣。“正是在那不勒斯，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正是从那里返回英国的旅途中，以及随后前往中国的航行途中，我开始渐渐熟悉了那种语言的声音。”

从1792年春到1973年9月使团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时，小斯当东已经通过中国老师学习了一些中文，不仅可以说，而且可以抄写。马戛尔尼的侍卫埃内斯•安德森（Eneas Anderson）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是以最隆重的方式接受了使团所呈的（英王）陛下信函。皇帝还很高兴地得知，13岁的斯当东少爷，乔治•斯当东爵士的儿子，会说中文。他好奇地召他上前问话，似乎对这个孩子言行举止都颇为欣赏，并对这位年轻绅士能说几种不同语言的能力表示钦佩。皇帝不仅亲自赠送给了少爷一把非常漂亮的扇子，还从腰间摘下一个荷包给他，以表达对这个孩子的认可。荷包并不华丽，是用黄色丝绸做的，上面有蓝色刺绣，绣着几个鞑靼字样。”

英国汉学家威廉•马斯登（William Marsden）在其1818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英文译注本前言中说，上面这段记述令人震撼，与500年前马可波罗的父亲向忽必烈汗引见自己儿子的场景惊人相似。

从马嘎尔尼使团的报告和各种记录中，只知这两位中国人的拉丁文名字，一位叫柯保罗（Paulus Ko），一位叫李雅各（Jacobus Ly）。柯先生留在广州，未随使团北上。李先生作为使团正式成员，履行了翻译的使命。由于不知其中文姓名，二人之生平事略及之后踪迹亦无从寻觅。

方豪先生《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一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卷）中。该文引用了王重民先生上世纪30年代从法国皇家图书馆抄得的一则以中文留名题词：“徐格达（Cajetanus Siu）、陈廷玉（Marus Cin）、李汝林（Michael Ly）、范天成(Sinom Fan)、柯宗孝(Paulus Ko)、贺明玉(Nicolaus Ho)、王英(Petrus Van)、李自标(Jacobus Ly)，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来此共观帝制书馆。”

该题词下，有一似带队神父Ven Presbytero Ducoone Palledini的签名。另有图书馆馆员用法文写的说明：“1773年8月30日，中国青年8人，道经巴黎，前往那不勒斯书院，参观皇家图书馆，其中一人，以汉字签全体名字如上。”

这份名单中，有柯宗孝(Paulus Ko)和李自标(Jacobus Ly)。根据方豪先生所列留学生名录，1792年从那不勒斯宣教学院回国的有四人，柯宗孝（河北人）、王英（陕西渭南人）、李自标（甘肃武威人）和严宽仁（福建龙溪人）。英国使团报告中也提到，随船带回的中国留学生不止柯宗孝和李自标二人，马嘎尔尼使团原计划顺路出访日本，并向日本派遣了代表前去接洽，其中至少一位中国人充译员前往。

如果不是方豪先生保留并发表了王重民先生所抄回的这份珍贵资料，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这一重要细节也就很难弄清了。

方豪先生《国人关于马可波罗之著作》是篇短文，放在下卷第2130-2132页。1954年纪念马可波罗诞辰700年，是对之前100余年马可波罗研究成果的一次重要总结。但如果没有方豪先生这篇文章，我们对于这次纪念马可波罗的活动，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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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