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堡云烟：几个巴基斯坦姑娘的故事

今年，伊斯兰堡的初遇已经是十年前了。

当年的姑娘不知如今都在何方：于是想写一写其中一些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多都关于各种各样的“求之不得”，在我的记忆里被反复揣摩，与自己的生活不断互为关照。

惊鸿一瞥已属侥幸，求之不得才是常态，而这两极之间，就是生活本身——深深浅浅的缘分、轻轻重重的情感，人生的机缘极其奇妙，然而和一些人，有的即便只是一些轻而浅的相处，一些淡而微薄的陪伴，仍然觉得，存在过，就很好。

“For you, a thousand times over.”（为你，千千万万遍。）

1. 伍妮萨

国立语言大学的图书馆，在下午六点准时闭馆。穿统一的淡米色巴服的校工在书架间巡视一番，把歪歪斜斜的书放好，注意到我还蜷在一张黑皮椅子上看书，用乌尔都语提醒一句，赶紧走吧。图书馆已经空了，我把手上的书递还给他，去女生存包处取我的书包和外套。他在我身后熄灭所有的灯，合上阅览室的玻璃门。

傍晚的伊斯兰堡，天边挂着一弯银色的月，月亮从某个角度看去，仿佛是高耸的唤礼塔上的一个装饰。 悠远绵长的唤礼声中，大群乌鸦扑腾着翅膀飞过，草坪上盛开着玫瑰——或许是月季？它们四季盛开，似乎完全不顾季节与时令的限制。远远的有两个人影并肩走过，相隔半米的距离，女孩子轻软的头巾被傍晚的风吹起一角，好像一个欲说还休的心事。

伊斯兰堡的城市规划，从北向南分为F，G，H，I几个区，大学都集中在H区，和附近另外几所宗教氛围浓郁的学校相比，国立语言大学功课轻松，校风开放，男女同学间的交往相对频繁一些：有些老师对此颇为不满，而年轻淘气的学生，更是把校名都改了：什么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dern Languages（国立语言大学），明明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rriage and Love（国立婚恋大学）。春季学期，和我同宿舍的萨芭开学时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到了期末，双方家长已经见了面，据萨芭羞涩地讲，大家门当户对，相谈甚欢——不过，那是后面的事了。

我经常被宿舍楼里的女孩子拉去当知心姐姐，聊的最多的是伍妮萨。

那时候，她在国际关系学院念研究生二年级，和拉希德也已经默默交往了两年。只不过拉希德已经被父母安排在老家娶了妻子，而伍妮萨自己也已经被父母安排和别人订了婚。该怎么办呢？——她反复问我。真不知道啊——我反复回答。到了最后，实在不知如何劝解，我们坐在宿舍楼院子里的台阶上——伊斯兰堡的夜晚没有璀璨灯火，一轮明月越发显得亮，在院中撒下银子般的清辉。台阶面北，抬头就可以看见远处绵延的群山，它们在黑暗中如同弓身而卧的异兽，守护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后来伍妮萨约会总要我陪，我不愿做巨型灯泡，总是千方百计找借口推托。终于忍不住问，“明明就应该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要拉上我呢？”

“因为你不在的时候，他总想牵我的手。”

实在推托不过的时候，我陪她与拉希德坐在国际关系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他们说飞快的旁遮普语，我听不懂。伍妮萨笑容灿烂仰起头时神采飞扬，然而她更经常是垂着头的，眼中蒙着一层淡淡的薄雾——这些时候，拉希德便试图去握她的手，而她则像触火一样猛然弹开，目光恳切地望向我。

国际关系学院教室的四面墙壁上挂着许多地图——巴基斯坦的、中国的、更多的是世界的：一幅一幅，印着毫无阻隔与横断的远方 。

我和拉希德似乎只说过一次话。

女生宿舍是一栋石质的二层小楼，被围墙与白色铁门隔出一个院落。院门前是条沙石路，路的一侧是一道红砖矮围墙，墙外的地就不属于学校了。路的另一侧栽着高高的松树，松树后是一片巨大的草地：白天到了课间，巴基斯坦男生就在这片草地上玩板球。

拉希德站在一棵松树下，我走过时他突然拦住我说，“你们是好朋友，take care of her.（照顾好她。）”

我想不出该说什么，只得默默点头。他郑重低声向我道谢，然后默默走向远处等待着他的一群同学。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时惦念：后来的他们怎么样了。

2. 玛丽亚姆

外乡来的女学生都住校。宿舍楼在校园角落里，一楼是厨房与餐厅，几位男校工既做厨师，又做看门人。国立语言大学许多专业每天只有上午排课，于是宿舍楼的铁门总是早早就锁了。倘若外出晚归，敲门便得大费周章，还会被舍监责怪，住校的女学生平日几乎都不外出——日常生活里少了针头线脑，就请校工隔日去市场买菜时顺便带回。

那么多伊斯兰堡炎热而冗长的下午，我们的活动空间便只限于这栋石质的宿舍楼和铁门与围墙隔出的院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娱乐活动是无尽的串门聊天。开学后一个星期，几乎楼里的每一个姑娘都来我屋里聊过天。除了玛丽亚姆——写着她名字的那扇门，也总是紧闭着的。

开斋节，住校的巴基斯坦女学生大多都回家了，整栋小楼突然冷清下来。到了饭点，平日吵吵嚷嚷的食堂里只听见一台旧电视放着晚间档肥皂剧。少了聊天的人，时间多得仿佛无法填补。某天下午，玛丽亚姆害羞地敲了敲我的门——那才是我真正结识玛丽亚姆。

我想告诉你，我至今都记得那个下午玛丽亚姆和我说的所有话：她告诉我，之所以没有回家过开斋节，是因为担心节后的考试。她告诉我，在冬天时，她把袖子整个浸湿，脱了毛衣坐在室外学习，靠寒冷保持清醒。她的口头禅是“你说我能及格么”和“帮我祈祷，保佑我考试顺利吧”，这两句话填补了我们对话过程中所有空白的间隙。而我也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平时总不见玛丽亚姆串门聊天——她一直在学习。 “如果我考试不通过，我父母就要让我退学回家结婚了。”她说，“我还不想结婚，我想去欧洲工作。”

那个下午，玛丽亚姆还跑回屋取出一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是她在旁遮普省古吉拉瓦拉家乡的童年：每张照片上，五六岁的玛丽亚姆身旁总还站着一个小女孩，两个孩子紧紧牵着手。那个下午，玛丽亚姆指着那个小女孩，语调平缓地告诉我，“这是我小时候最好朋友，我们一样大。如今她已经有孩子了。”

而那个下午，也是我最后一次与玛丽亚姆长谈。

开斋节后，住校的女学生陆续回来，宿舍楼又热闹起来，玛丽亚姆重新消失在那扇紧闭的门后。再之后，伊斯兰堡进入冬天。考试、放假、开学，时间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短如一瞬，初夏时我离开伊斯兰堡，没有与任何人告别。

回到北京的我，重新跌落入熟悉的本科校园生活里：谈恋爱、准备GRE、修双学位、和恋人争吵、一次次补考1800米长跑、分手、申请研究生院 ——两年之后，在生日那天搬到波士顿。

哈佛研究生院大约为了保证同学们心理健康情绪稳定，有各种小活动，其中包括各类语言角。博士一年级时，我阴差阳错做了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的负责人。乌尔都语与印地语口语极其相似，并在一起。我每个月组织一两次活动：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和其他“大语种”语言角不同，乌尔都语/印地语语言角每次来的都只有寥寥几人，全是女生——她们多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于乌尔都语并不会说，甚至也听不大懂。于是多数时候，我们不过是坐在剑桥小镇上的咖啡馆里，用英文随意聊漫长的天——上什么课、做什么课题、选谁做导师。

偶尔，她们也会兴致勃勃地问我，“XX用乌尔都语怎么说？”——XX总是极其简单的词，比如窗子、牛奶、苹果、阳光。这些随意而漫长的聊天，偶尔让我想起伊斯兰堡那些炎热而冗长的下午。当然我们很少聊起巴基斯坦——与它相关的乌尔都语太复杂，而坐在剑桥小镇光线充足的咖啡馆里，捧着一杯加了蜂蜜的热拿铁时，巴基斯坦实在显得太远了。

再之后，我开始做助教，班上有巴基斯坦来的留学生。她有回约我见面谈学期论文，末了开心地说“喜欢中国助教，因为我们是邻居呢”——“中巴友谊地久天长”在整个巴基斯坦都是极其强大的政治话语。于是我告诉她，我大学时学的是乌尔都语文学，曾经在伊斯兰堡住过。之后，那个学生私下里和我便只用乌尔都语讲话。她告诉我自己在哈佛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毕业后的种种打算。她说，没有想好要不要回巴基斯坦，多半应该不会回去了。

有一次，她向我推荐一本讲伊斯兰教与重新阐释《古兰经》的书——她说她觉得全巴基斯坦的人都该读这本书，因为他们需要“放轻松”。她说“放轻松”时用了英文，长发甩过肩头，笑容满面里又带着些满不在乎的神色。她也来自旁遮普省，她的家乡甚至离古吉拉瓦拉并不遥远——而我听着这个在哈佛读书的巴基斯坦姑娘讲自己丰富的课外活动，讲自己完全开放的未来计划，讲家乡人民需要“放轻松”，那一瞬间，竟然突然想起古吉拉瓦拉的玛丽亚姆，冬天时把袖子浸上冷水在院中读书，害怕考试不及格就要回家结婚，希望能去欧洲工作，和我只聊过一次天的玛丽亚姆。

3. 萨拉

萨拉非常美。

在全是女生的宿舍里，她穿T恤衫，牛仔裤，头巾松松地搭在肩膀上。

于是第一次在校园里遇见萨拉和我打招呼，我并没有认出那是她——在学校里，她穿从头到脚的罩袍，蒙着面纱。

她的父母都西化，并不喜欢她这样的打扮。那一年我想做一个课题，关于穆斯林年轻女性如何看待她们自己的头巾，有一天下午去找萨拉聊天，所谓“访谈”——她说，“你看我这个样子，我得这样穿，才感到安全。”

伊斯兰堡的夏天热极了，上课时乌尔都语教授和我们聊天气、练习将来时和比较级，造句说：“明天要凉快一些了，只有40度。” 在女生宿舍里，我有一天换上了到膝盖的短裤，站在走廊上时舍监走来，大声说：“回屋把衣服穿好。”

也是那个夏天，更早一点，是我刚搬进宿舍的时候，男校工把我的行李运进房间，放下之后，他靠近过来伸出手，用力捏住我的胸脯（那一天我穿着一件为了去伊斯兰堡专门买的，样子“保守”的红衬衣，到脚踝的丝绸长裙是妈妈八十年代的旧衣服）——我放声大叫，吓跑了他。之后去找舍监，她说，“我们这里雇的叔叔爷爷，都是正派人。”

于是，那个校工仍然在女生宿舍打杂——扫地、看门、在食堂里烙饼 ，一整年里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他见到我便冲着我笑——他笑起来脸皱成一团，少一颗门牙。

我再也没有穿过那件红衬衣。

4. 阿伊莎

阿伊莎从白沙瓦来，是帕坦人，在家说普什图语。

宿舍楼里的女孩子孤立她：坐在餐厅和院子里聊天时，看到她走来就赶紧散开。她们模仿阿伊莎说话：“我不说普什图语、我不说乌尔都语，请你和我说英语。”——故意用夸张的腔调，没等说完，就已经忍不住笑成一团。她们也捉弄她，故意问：“阿伊莎，XX用普什图语怎么说？” 这时候阿伊莎便着急，“我不说普什图语、我不说乌尔都语，请你和我说英语。”——而只要等到这句话，围观的女孩子们便哄笑开来，周围弥漫着快活的空气。

然而阿伊莎仍然我行我素——她的英语并不好，句子凌乱破碎，时常辞不达意。想不到该用什么词的时候，阿伊莎会习惯性地皱起眉头望着空中一点，好像要从虚空微薄的空气里，把正确的词汇变出来。

伊德节后，阿伊莎返校时从家里带来许多干果坚果，还有鲜石榴。我俩坐在院子里吃杏干，她剥开半个石榴递给我。

十九岁的我想问她，阿伊莎，这些都值得吗？坚持只说英语，值得girlhood（少女时代）里这些嘲弄与孤独吗？

二十九的我想替她回答，希达拉，你的问题实在太傻。

十九岁的我其实什么也没问。我们一起吃石榴。

阿伊莎说，希达拉，吃石榴吐籽多浪费呀——于是我也不好意思再吐：坚硬的小核，用力咬碎后微微苦涩，和鲜红的汁水一起咽下去。

5. 索尼娅

国立语言大学有一些军方背景，于是常年有国内的军人被派去进修英语。伊斯兰堡生活节奏缓慢，每天只半天有课，那一年，熬到春季学期，我实在太百无聊赖，正好学校广播站想找人做一档介绍中国文化的节目，我就去了。

一天下午去录音的路上，被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拦住。她说知道我就是做节目的中国女生，想请我帮她翻译一封中文信。那封信写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她说，书和信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回中国前留给她的，她实在好奇写了什么。

信是一封情书。

老实说，没有多少文采，字也不太好，却是笔笔力透纸背。里面这样写：索尼娅，这一学期来，我们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在图书馆学习。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慢慢爱上了你。但是因为部队的纪律，因为我终将离开，所以这份感情始终不敢表达——如今我要走了，此生或许不会再见，送给你这本书，希望你以后看到它时，能够短暂地想起我。

明知她不懂中文，却还是留了一封中文情书，一腔心事想要她知道，却又害怕她知道——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渴望与克制、热烈与犹疑，这些在不可坦白又难以辩驳间想碰触却终究缩回去的手，过去现在许许多多时刻里的我，多么熟悉啊。

很多事出口便错，很多话句句成空，心跳错那一拍里拨云见日的一瞬狂喜，在浮云一别后，总要变成风过漫长树影，月结无尽白霜。

不知她是否会短暂地想起他。

可知的是我依然时常想念你。

6. 希达拉

你用过很多名字，中文名、英文名、网名、笔名；也被叫过很多称呼，来自父母的昵称、来自朋友的绰号、来自曾经恋人们的呢喃。然而只有在伊斯兰堡，你是希达拉。

城北无边如黛远山。法赛尔清真寺巨大的白色尖顶。宿舍里的蚂蚁和壁虎。隔夜后硬得能敲钉子的饼。 暴雨中校门口荒芜的杂草路。宿舍楼外供电塔爆裂后漫出的一股青烟。万豪袭击。穆沙拉夫下台。红色警报。校园枪击谣言。机房没有中文输入法也上不了网的电脑。图书馆书架角落一本落满灰尘的《诺顿女性文学选》。傍晚G区人家门口玩球的孩子。斋月。伊德节。就着电台音乐聚在屋里跳舞。玻璃手镯下腕上的手花。

那一夜，又停电了，你悄悄溜出宿舍，跑到楼外草地中央躺下。没有灯火的城市，看得见漫天星辰。你在心里想，希达拉的意思就是“星星”呀：单数、复数、呼格、属格，你在心里默默背完一遍名词变化。

你觉得遇见了自己。

（本文首发于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