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我们没有权利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本文选自《黑泽废墟》译者序，篇幅原因已作适当删减。文章作者：钟志清

《黑泽废墟》中文版

伊兹哈尔(S. Yizhar)的《黑泽废墟》是我翻译的最为撼人心魄的现代希伯来语经典作品之一。

我曾经在《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一书中较为详细地探讨伊兹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包括《黑泽废墟》，当时把此书书名翻译成《赫伯特黑扎》。此次采取音译与意译结合的方式将书名译作《黑泽废墟》，能与文中描述的肮脏、阴暗的环境形成某种关照。

《黑泽废墟》希伯来语版

最初阅读此书的感觉是，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充分地体现了第一代本土以色列作家的创作特色，注重风光、景物与植被的描写，用优美的词语描绘出一幅典型的巴勒斯坦地区风光图，为推进情节做铺垫。在语言上，伊兹哈尔的语言十分凝练，又不乏抒情之风。他喜欢把多个名词、动词、形容词连用，其间夹杂着大量的希伯来语日常用语、俚语、阿拉伯语词汇和《圣经》典故，给理解和翻译造成了极大难度。因此，当南京大学宋立宏教授推荐我把这部经典小说翻译成中文时，我开始十分犹豫。最后决定承担此项工作，也是出于我们这代学者对译介希伯来文学具有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吧。在这里特别感谢宋立宏教授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汪芳女士的通力合作与支持。

伊兹哈尔(1916—2006)是公认的第一位以色列本土作家。以色列本土作家是指那些出生在巴勒斯坦，或虽然出生在流散地，但自幼来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要研究当代以色列文学，他显然是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

S.伊兹哈尔（1951年）

伊兹哈尔生于以色列中部的雷霍沃特，是俄国新移民的后裔，父亲杰夫·斯米兰斯基既是教师、作家，又在农业聚居区务农，尽管他在果园里雇用阿拉伯工人，但是相信做“希伯来劳动者”乃犹太人回归土地的一个基本因素。伊兹哈尔的伯祖是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最早表现阿拉伯问题的作家之一摩西·斯米兰斯基，他主张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舅舅约瑟夫·维茨则主张从阿拉伯人手里赎回土地，希望通过签订协议等手段使阿拉伯人放弃自己的地盘，让两个自然群体根据自己的自然属性与信仰分治而居。不过他们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做法感到震惊。在这样家庭长大的伊兹哈尔自幼把阿拉伯人视为巴勒斯坦天然的组成部分，就像他自己所说：“我看风景，并看到了风景中的阿拉伯人。”

伊兹哈尔既是以色列文学的奠基者，也是现代希伯来小说大师，他的创作标志着希伯来文学从犹太文学到以色列文学的变革。他曾亲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方面把这场战争称作“独立战争”，而巴勒斯坦人则将其称作“大灾难”。作为参战者，伊兹哈尔在创作中既写出了战争的惨烈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也批判了以色列士兵在参与军事行动时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来的灾难，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危机。其短篇小说《俘虏》和《黑泽废墟》堪称这类题材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俘虏》反映了独立战争期间虐待阿拉伯人这一挑战以色列良知的事件，并触及新建以色列国家如何处理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今天读到的《黑泽废墟》则将这一系列问题更加明晰而尖锐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因此这部作品曾引起广泛争议。

《黑泽废墟》发表于1949年5月，当时正值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四个月之后。其情节围绕以色列人在战争期间驱赶阿拉伯村民展开。

本质上看，小说是采用典型化的手法描写以色列1948年的战争对阿拉伯村民命运的影响，以及对参与战争行动的以色列士兵的心灵震撼。作品的细节是写实还是虚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所涉及的中心事件在战争期间具有典型性，黑泽废墟这个小村庄不过是战时被毁弃的数十个阿拉伯小村庄的冰山一角，村子里阿拉伯弱者的遭际代表着1948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命运。正是从那时起，伊兹哈尔产生了道德危机意识。

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书中插图）

小说所写的中心事件是征服、毁坏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其村民的军事行动。伊兹哈尔通过叙述人——一个年轻以色列士兵的眼睛，详细地描述了以色列军队如何在命令到达之际朝黑泽废墟展开攻势，清洗其已经不见人影、空空荡荡的街巷，把尚未逃亡的一些村民带上卡车运走。

与村子里阿拉伯老人、女人的正面接触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并展开以色列士兵心灵冲突的一个途径。以色列士兵碰到的第一个阿拉伯人是一个长着白色短胡子的老人，他毕恭毕敬，摆出一副顺民的架势，希望以色列士兵允许他与驮着家居日用品的骆驼一起离去，但一个以色列军官却让他在生命与骆驼之间做出抉择，并承诺不会把阿拉伯人杀掉。以色列士兵在是否放走阿拉伯老人这件事情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对一个老人来说把他放走即可；但以阿里耶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称如果双方角色发生对换，那么自己肯定为阿拉伯人所害，因此竭力主张要置阿拉伯人于死地。

从今天回看，这样的争论似乎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延续了数十年，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在阿以问题上，许多人依然坚信非黑即白、你死我活，表现出一种纯然的二元对立。折中主义或者左翼人士的主张尽管人道、理性，却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以色列士兵面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阿拉伯村民而产生的心灵冲突，折射出过去数十年间以色列犹太人一直无法摆脱的自我意识与集体主义、良知与责任、个人信仰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围绕着究竟是否把阿拉伯村民从他们生存多年的村庄驱逐，运送到其他地方，使之永远不能回归这样一个放逐行动的争论、反省与类比中，这些矛盾达到了高潮。

1948年采法特被弃的阿拉伯村庄（书中插图）

具体地说，作家描写了以色列士兵的心灵冲突，将这种冲突置于战争的背景之下，透视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具有道德意识的个体在国家利益与道德规范面前陷入举步维艰的两难境地。被迫参加驱逐行动的以色列士兵首先把驱逐阿拉伯村民之举视为“肮脏的工作”，随即向自己的指挥官发出抗议：“我们真的要把他们赶走吗？”指挥官则回答说：“行动命令中就是那么说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在战争期间似乎成为一条准则。但是它与犹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爱邻如己”的宗教理念、与阿拉伯人在一块土地上和平相处的复国理念、作为普通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发生抵触，因此以色列士兵对己方的行为发出谴责：“这真的不对。”“我们没有权利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说到底，叙述人所面临的这种道德困境实际上体现了伊兹哈尔本人的道德理念与在1948年战争中身为犹太士兵应采取何种行动之间的冲突。在这方面，小说并没有给予清晰的审视，或者说，身为以色列犹太人，伊兹哈尔从内心深处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何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能否以道义手段对待另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问题始终无解的缘由所在。而近年的后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家则直接认定以色列国家对巴勒斯坦灾难与创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理念中便有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计划。

战争挑战着人类良知与人类道德底线，难民问题是任何战争无法避免的问题。《黑泽废墟》涉猎的只是冰山一角。战争把难民问题白热化，阻止难民回归的政策也便应运而生，这便是战争的悲剧所在。从1948年阿以战争的交战结果来看，阿以双方均伤亡惨重。以色列阵亡约6000人，约占当时以色列国家人口的1%；阿拉伯方面的阵亡人数约为以色列的2.5倍。在战争期间，有几十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遭到以色列士兵的驱逐，背井离乡，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近一半的阿拉伯村庄遭到毁坏。根据统计，在联合国分派给犹太国的领地上，曾经有大约85万阿拉伯人；但是到战争结束后，只剩下大约16万人，这些阿拉伯人成为新建犹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而被毁坏的阿拉伯村庄有的成为以色列的耕地，有的成为犹太人定居点。

1948年采法特被弃的阿拉伯村庄（书中插图）

失去土地和家园无疑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也埋下了日后巴以冲突的祸根。小说通过对一个阿拉伯女子及其手中领着的一个七岁孩童的描写，典型地再现了被驱逐的阿拉伯百姓的悲伤、绝望和无奈。

按照作家的描述，这位女子坚定、自制，脸上挂满泪珠，“似乎是唯一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人”。孩子也似乎在哭诉“你们对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的步态中似乎有一种呐喊、某种阴郁的指责。女子凭借勇气忍受痛苦，即使她的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废墟，可她不愿意在我们面前崩溃。而孩子的心中仿佛蕴含着某种东西，某种待他长大之后可以化作他体内毒蛇的东西。

一部作品有时会唤起一个民族的良知。《黑泽废墟》不仅是希伯来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反映以色列独立战争历史的小说，而且成为以色列历史，至少是以色列集体记忆中一篇重要的文献，在以色列民族记忆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将历史书写、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历史含义这三个被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哈伊姆·耶路沙米视为《圣经》中相互关联的要素整合起来，且随着以色列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1978年，一向对歧视、社会不平等、战争伦理与以色列的贫穷问题等主题感兴趣的导演拉姆·莱维将丹妮埃拉·卡米根据《黑泽废墟》改编的脚本拍成影片，且邀请了四个阿拉伯村庄的村民担任演员，扮演包括带小孩的阿拉伯女子在内的角色。

影片《黑泽废墟》演员（书中插图）

与小说相比，影片显得比较柔和，甚至加进了小说中并不存在的年轻女话务员达利亚与青年军官调情、相恋等细节，给乏味的军旅生涯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影片以充满乡愁的柔和的口哨音拉开序幕，随之画面立即转向嘈杂的军事基地，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士兵们接受命令前去征服阿拉伯村庄。对此，阿拉伯村民没有任何抵抗，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造成小说记忆与影视记忆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范围内逐步确立了其合法性，舒缓了其民众的心理压力。其次，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使得以色列人意识到流亡中的犹太人在欧洲的无助，对犹太人的流亡体验报以同情和理解，乃至与当地阿拉伯人的生存境遇发生共情。最后，就在影片拍摄期间，以色列正在与埃及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进程的开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冲突。

但是当时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右翼政府将这部作品视为反以色列的宣传素材。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在影片上映前夕下令禁映，20多位作家对此提出抗议。

这一事件不仅涉及媒体自由问题，也涉及以色列公共生活是否有道德勇气进行真正的自我评估问题。人们甚至把请愿书送到了高级法院。反对派中一个名叫马克·塞戈尔的新闻记者指出，影片制作人的目的并非是要艺术地再现战争，而是要表明犹太人是侵略者，阿拉伯人是烈士，进而具有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含义。一位以色列国会议员甚至主张，这部影片应该与阿拉伯人屠杀以色列人的纪录片一起上映。最后，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取消了禁令，影片在以色列得以公映，引起轩然大波，作家、导演和编剧均受到了攻击。

《黑泽废墟》的上映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以色列人对1948年战争的记忆，这部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上映后，以色列国内外的观众会认为自回归锡安运动开始以来，犹太人的行动基本上就是赶走阿拉伯人，杀害无辜，驱逐老人、妇女和孩子。但是，正像犹太历史学家夏皮拉指出的，并非是《黑泽废墟》小说或影片本身破坏了以色列人的声誉，而是把一个民族从其土地上赶走这个行动本身是不光彩的，定居到人家的居住地的行动是耻辱的。

伊兹哈尔的小说反映出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真实，批评这篇小说与阻止影片的上映无异于试图掩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实现自己返回锡安的梦想过程中的劣迹。就像奥兹所剖析的那样，“我们的做法就像把一具死尸藏在地下室里”，“我们正在掩饰将要化脓的伤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以色列人正是在复国与负疚的困扰中不得释怀。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黑泽废墟》在参加过以色列独立战争的人们中间引发的是一场道义的争论，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色列经历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两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后，政治现实又发生了变化，新历史主义思潮兴起，曾经伴随着1948年战争结束而淡出人们观察视野的诸多问题此时又浮出地表，以色列人更为关注的则是由道义延伸开来的国家政治形象问题，以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问题。战争历史本身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对战争的解析依旧在进行中。

在这方面，以伊兹哈尔为代表的一批希伯来语作家采用多种艺术手法诠释了七十余年来以色列历史、记忆与以色列人的心灵冲突。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既蕴含着深邃的历史记忆，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回响，表现出具有良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而伊兹哈尔谱系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奥兹在访问中国时直陈其“两国论”的主张，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与以色列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则代表着左翼知识分子对巴以两个民族和平前景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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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泽废墟》
作者：[以色列]S.伊兹哈尔
译者：钟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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