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宅志异：从青年保障性住宅研究到城市多样性（上）

“建筑师一直喜欢日常这个词，而居住问题是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任何发达国家都最日常和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私有化空间能被’科学’地组装在都市中，那些高大上的公共空间才有存在的必要。”

“我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可以用专业善待身边的人和改变社会，不能放过。”本文是建筑师张佳晶对自己创办的建筑师事务所的刊物《聊宅志异》和从中生发出的公租房项目的实现过程的一次回顾。

研究属于这个时代年轻人的住宅

随着高目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发展，我们经历了研究住宅的杂志《house  chatting 1》和《house chatting 2》的制作。

到了《house  chatting 3》的时候，已经大概到了2007年，那个时候80后基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我们当时招了两个外地的八零后男同学，水平都还不错。

我曾经在一次研讨会上和另一位建筑师张斌说，我们都是三房两厅的受益者（赶上了好时候以合理的价格购置了大户型——编者注），我们现在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便开始研究属于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住宅。当时我发现，他们每天来上班都讨论租房子，好像很为难。我问他们居住现状，不可能独租一套三房两厅这样的住宅，都是三个同学租一套三房一厅或群租。

他们有很多麻烦。比如，万一有人谈恋爱了，女朋友来住，很不方便，因为只有一个卫生间，隔音也不是特别好，他们很苦恼。比如有人换工作，他们三个都住在徐家汇，万一有人跳槽到浦东，他们之间的组织架构就会被打破，所以他们经常很苦恼。或者房东突然要卖房，他们三个人要同时找一个在一起的房子。所以他们非常困难。

那个时候我们正好想研究一下符合年轻人需要的住宅。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研究你们想要的房子吧。所以《house  chatting 3》开始聊宅“志异”，表达一下对当时的现状有一些不太满意。

“house chatting 3”，被我们认为是在“house  chatting”里跨时代的一个产品。当时我们想，为什么年轻人没有地方住。

当下社会，资本集中在有钱人手里，服务对象是富起来的中产。但我们觉得这个城市的年轻人不是穷人，他是暂时不太有钱，这些人是将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这个时候你被这个社会压榨得过于残酷的话，也没什么幸福感，对整个社会也不是很好。

当时学院里的老师们都赚很多钱，做很多活。我们当时正好没有活干，拼命做研究，这是非常有趣的错位。

当时有一个“廉租房”政策，针对特别穷的人。我们说，“穷得掉眼泪的人”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政府会安排。而“经济适用房”是一个伪命题，即你不是很有钱，但你可以买经济适用房，其实一般人也买不起，而经济适用房可出售。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只要可售，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公益性产品。

而普通商品房越来越贵。那个时候，我自己买的房子已经涨了几倍，再也买不起，再也跟不上了。还有一些双限房，限面积、限价、限人数。比如你是体制内的一个公务员，你有权利买这么一个类似人才公寓的双限房。

这中间有一个非常灰色的地带，年轻人既不穷，享受不了廉租房，又买不了经济适用房，买不起商品房，又不是体制内的，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住房保障体系做了一点研究。我们叫它“青年保障住宅”。我不是针对社会上特别穷的人，那个应该是政府要解决的，而“青年保障住宅”是可以通过技术解决的。当时我们从2007到2008年，开始了一年的研究。

我记得，杭州一个女孩在研究过程中，正好加入了我们公司。那个时候有开心网，她在开心网发表了投票，调查1250个人对公共空间户型的想法。其实这个结果也不是很专业，是先有一个想法。调研的结果自己已经想好了。其实它指向做一个小的、公共空间丰富的、年轻人为主、并不那么在意日照和朝向的住宅产品。

如果是学者研究这样一个社会住宅，会有很多旁征博引。但我们最后发现，针对当时上海或中国所有的问题，把两件事做好就可以了：第一，缩小空间使用面积，不是130平米一套了，可能50平米一套就够了，40、70平米都是可以出现的；第二，中国对都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尤其是新的商品房，由于资本为权贵服务，就会把所有的容积率、品质做得特别不利于都市发展。

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九九几年我刚出来做设计的时候，多层的社区容积率是1.5，小高层11层到12层容积率是2.0到2.2，结果到后来做到2007嘉定新城规划的时候，1.7容积率最高做到24层。越来越低的密度，越来越奢侈宽阔的住宅间距，越来越严苛的交房规范，越来越严苛的城市条例，越来越严苛的日照时数计算……所有的法规和房地产业，共同把这个城市推向一个低效率、为富人服务的城市。

住宅规范内，探索设计的极限

所以我们后来的经历跟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我们研究怎么缩小户型。我当时碰到一个开发商。这个开发商跟我谈了一个项目，我没有做成，但他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对特别小的户型有兴趣，我说你有多少兴趣。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来，我给你看一个。他自己做了2米长2米宽2米高的一个桑拿房，他说你看，我的研究认为2米立方的房子什么功能都有。

我当时还是很受感动，因为他只想研究这么一个东西，做了一个我们专业界该做的事情。2米立方能满足人最基本的需求，睡觉、洗澡、卫生间都可以满足。当时看了他的小样本间，我一下茅塞顿开。当时我们开始研究上海市，他的样本间太小了，我们想试试做一些折中的东西。

上海住宅规范规定，层高不能超过3米6，也就是我们从2.7米到3.6米任何一个数字都能算一层。3.6米这个空间极限，往下是多少，可以做两层？我们研究了3米4的极限，为什么？当时我们画过一个剖面，如果两个人都站着，3米4是分不了两层的；如果上面是躺着的空间，下面是站着的空间；或者下面是沙发的空间，上面是站着的空间，最极限的使用，这么算来，3米4是我们当时认为设计两层的极限。

我们当时觉得，能利用竖向空间，才是我们真正的空间。我们画了很多设计图，不考虑其他，只考虑实用性的情况，所以做3米4左右的户型研究。也不考虑平面，当时还是受了2米×2米哥们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个4米见方的设计。我认为它太小，我觉得应该做四个2米x2米，因为在上面睡觉、储物空间，一个小茶几，这样16平米，套内的什么功能都可以用。当时房价本身是1万一平米，如果这个实现，这个房子要16万，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费用，一共23万，是年轻人可以享用，买得起，也可以租得起的住宅。

当时做完全虚拟的研究，我们也开展了建模，跟现在很多学生做的一样。现在我提醒年轻建筑师，图纸还是要看得清楚，图纸一定要表达出你的目的，常常听起来很漂亮的东西，其实什么用都没。当初我们也会有这种毛病。

从研发到实践，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实现的希望，也没有人让我们干这个活。完全就是一些意外的事情，利用碎片时间，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

这个时候，一根筋要把户型做小，看是否有可能探讨这种极限。我们觉得，中国内地住宅太过于奢侈，我们去看香港日本。当时日本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导演非常惊讶，我能住这么大的房子。他工作一辈子，在东京才住着70平米（当然是使用面积），我买了120多平米。我就觉得我们是有些东西过于粗线条。

当时建的模块中，还包括储物空间。空间小但也不能永远这样压抑。因为实际功能满足之后，心理功能也需要探讨。

在研究3米4之后，标准层高应该是多少呢？我当时像一个老师一样，给事务所的年轻人出题目，我们有一个说可以做2米8，最小的一种可能性，因为2米8没有垂直的变化。在平面里抠这个尺寸，是否可以做到所有功能都满足？我们发现，也基本可以。保证一张床，一个过道，标准的厨卫这样的空间，有一个书桌，上面还有一个电视，还有一些边角的橱，就很像日本迷你小酒店的做法。我们通过图纸的绘制，发现是可以接受的。

当时也做了一些透视图。你进门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在门里向外看是什么样的。所有的风格都希望通过薄的、可变化的窗帘来隔断。后来很多小装修都是这么做的。因为室内空间不变了，就会觉得很小，可变就是可大，床可以翻起来。当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探讨，把马桶间单独盥洗空间拉出来，通过功能、时间性因素放大户型的面积，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

我希望这样的居住状态能满足刚毕业的学生需求。我的理由是，你上个月还在四人间待着都不抱怨，现在一个人独门独户，已经够了。从学生刚步入社会的过渡期，他对居住的要求也不像有家庭有孩子的人。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需求是被尊重的，是我们期望的结果。

难的是组合

研究住宅只研究单体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单体以什么方式变成一个标准，以什么方式变成一栋楼，再以什么方式变成一个梯块，这才是真正最难的事。刚才前面说了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缩小住宅面积，一个是增加土地利用效率，也就是提高容积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进行了“极限挑战”。我们给自己做一个基地，100米乘100米的方阵，如果不考虑周边人群，再高也是100米立方，我们可以容纳多少住宅。当时我们基本发现，它是最大化的周长，最大化通风采光，虽然不一定能满足现在日照的规范。

我们研究出基本容积率可以超过6的一个空间架构。如果在市中心，本来当时规划只能做2.5容积率的住宅，因为上海市中心住宅的容积率基本都是2.5。我的理由是，我不是做公益，可以说服开发商、政府，做到在容积率为6的情况下，赚得更多。而且它的好处是，这些住户的车位配置都不需要那么多，地下室压力也很小。开发商赚得多，政府又能容纳那么多年轻人。我们当时想，何乐而不为。

大家想得比较天真，也不知道房产背后还有很多因素，我们只是从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去探讨一个地块的价值，觉得是双赢。社会效益也有，开发商效益也有保证，同时也能让城市不再扩张。因为我宁愿在市中心住这样一个小户型，也不愿意去郊区住一个大的，市中心对人还是有巨大的吸引力。

后来有很多人说，我的性格永远喜欢在那抗争，永远是不服。我当时跟别人说这么一句话，我这个东西不是创新，是你们走得太歪了。大家被所谓的价值，被房地产或者父母、同学、朋友制约，永远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结果就把中国推向一个跟世界每个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

当时提出这种观点，很多人认为我有病，这种事用你考虑？你一个事务所，一天活都没得干，还考虑社会关怀的事情。我当时说，我也不是有那么多善心，我身边有一些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可以用专业善待身边的人和改变社会，不能放过。

我们只是做一个极限的探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可以让住在小户型里的人有一点尊严，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栋楼也挺漂亮的，也可能有上千个年轻人在一块，有很多公共空间在下面，他们也会觉得非常有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