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下的生育率变化，是谁更愿意生孩子？

在这秋高气爽的魅力北京，我们聊一聊生孩子这件人生大事。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我们也是支持你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毕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中比生孩子有趣的选（you）择（huo）太多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吐槽，虽然很想响应国家号召，但奈何实在没钱养不起孩子。那么，经济收入和生孩子这码事到底是何关系呢？

为了让这篇推文的内容看起来更丰富一点，我们先来讲讲过去的故事。首先，你要知道，人口的快速增长几乎是在人类进化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完成的。这倒不是因为大家越来越能生了，而是人口的死亡率降低了，长寿的人变多了。根据不同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预期寿命、死亡模式等信息，使用经典的传统人口统计学的队列要素预测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描绘出某个地区短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但是，即便是我们颇有技术难度且态度十分严谨的人口学也很难对那些正在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或地区给出较好的人口预测。至于百年及以上的人口预测嘛……受到的影响因素太多了，大家看看就好。

地球人口规模趋势预测

▲来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and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o 2100 (1998).

既然未来这么扑朔迷离，还是靠忆往昔来找规律吧！不过，因为史料的选择性和缺乏考古的技能，我们只能看看近现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在 16、17 世纪的时候，人力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多≈财富多，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往往是富人的生育水平更高。

但是，有近期的研究发现，就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富人的生育水平已经开始逐渐下降，而穷人的生育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生育水平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不再明显。在生存条件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富人的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而穷人的未有重大变化，所以使得生育水平在富裕的家庭显得更低。纵向来看，总是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先完成人口转变，实现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大部分的非洲兄弟姐妹们现在的生育率还在5左右徘徊。

到了现代，更多的因素促成了这种负相关。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口的数量变得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再流行，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及不可替代性才是关键。著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将其总结为生孩子的QQ理论——数量质量替代理论。

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使得体力上处于劣势的女性也成了重要的价值创造者。一方面，各类神奇的家用电器——从过去的洗衣机到现在扫地、拖地机器人——将女性逐渐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价值的创造主要依赖脑力而非体力的转变，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甚至反超男性的情况下，使得女性skr厉害。

这个时候，生孩子、看孩子，就成了女性参与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一大阻碍。而对于收入越高的人来说，因为生孩子而要承担的经济损失可能更大，所以更有可能放弃生孩子。所以，你就会发现，往往是生活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人们的生育水平更低。

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经济理性的逻辑去分析要不要孩子，虽然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嘛！木有出芽生殖的技能，又木有合意的对象，是办不成事儿的。

除了经济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制度、文化、社会互动，甚至技术发展等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人们生不生孩子的决策，这就使得在一些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社会经济状况与生育行为又开始呈现出正向的关系（反J型）。这是因为，家庭的内涵和成员关系的变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来源： Myrskylä, Mikko, Hans-Peter Kohler, and Francesco C. Billari. 2009. “Advances in Development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s.” Nature 460 (7256): 741–43.

许多关注微观个体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当男性更多地参与家庭内部的事务（多刷刷碗、叠叠衣服、拖拖地），就可以少跪键盘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水平都会更高。这就使得社会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阈值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性别公平程度也越高），其生育水平变高。而一些针对中国大城市的调查也发现，即便考虑了收入的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例如硕士或以上）——家庭内部性别公平理念更强的群体，生育意愿越强。

而且，生多少孩子这种行为也是会传染的哦！曾经就有学者发现，刷剧促成了巴西人口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呢。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响应号召积极生育二孩，或者你看多了亲子类节目，都有可能给你带来社会压力或者示范效应，影响你的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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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Gregory, and Neil Cummins. 2015. “Malthus to Modernity: Wealth, Status, and Fertility in England, 1500–1879.”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8 (1): 3–29.

Ferrara, Eliana La, Alberto Chong, and Suzanne Duryea. 2012.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4 (4): 1–31.

Goldin, Claudia.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2): 1–21.

McDonald, Peter. 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 (3): 427–39.

Myrskylä, Mikko, Hans-Peter Kohler, and Francesco C. Billari. 2009. “Advances in Development Reverse Fertility Declines.” Nature 460 (7256): 741–43.

本期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赵梦晗  

图文编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 程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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