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纸质文献与考古发现辉映的中古都城

2018年10月28日，“古代史研究新视野”第九期“都城制”专题讲座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这次学术活动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范兆飞教授召集，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佐川英治教授主讲，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6位学者参与了座谈。

首先，范兆飞先生简单介绍了佐川英治先生的学术背景和治学成果。佐川英治师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南朝史名家中村圭尔，多年来致力于中古都城制、北魏政治史研究，成果斐然，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高度评价，已经成为日本学界中青年学者的领军人物。 

报告篇

佐川英治这次报告的题目是《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都城制分期——以曹魏邺城与洛阳城的复原为中心》。报告伊始，佐川英治从唐代长安城和日本平城京的平面构造图入手，谈及日本平城京对长安城的模仿，他认为日本学人井上和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答案，井上和人认为平城京可能是按照长安城的四分之一大小，再翻转九十度后进行建造的。随后，佐川英治梳理了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和中国学者陈寅恪、贺业钜的研究成果，指出中日学人都高度关注中国古都形制的延续与变革。并引用贺业钜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探讨了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关键地位。进而上溯至曹魏时期的邺城和洛阳城，试图梳理中国都城发展演变的脉络。在这一学术脉络之下，佐川英治发现，中国的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沟通“相对较少”，“考古学者对文献史料批判不足”，导致考古学视野下的一些都城研究结论和基本史料记载相左。在随后的报告中，佐川英治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报告复原图对曹魏邺城和洛阳城的构造和形制问题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探讨了北魏时期洛阳城形制的相关问题。

佐川英治首先介绍了邺城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展现出基本文献为主的都城研究理路。紧接着，对中日学界对曹魏邺城研究概况进行梳理，重点讨论了徐光冀的邺城复原图，并指出这一复原图“将中阳门、止车门和文昌殿放在一个中央轴线上，而司马门与听政殿则处在右侧”的做法有待商榷。

佐川英治以《魏都赋》等基本文献为根据，指出邺城的形制应当为“中阳门、司马门、听政殿位于中央轴线上，止车门、端门和文昌殿则处于偏西的位置”，还特意提到中国学者傅熹年2001年的复原图中已经讲明了这一点，但中国学界长期使用的还是徐光冀的复原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邺城的自然地理和区位空间，再运用《三国志》等史料，说明邺城是古代漳水泛滥区，容易遭受水患，因而宫殿的构造要适合西高东低的地形。所以邺城的西北部是宫殿区，这是为了利用地形进行防卫。对现有复原图做出商榷后，佐川英治展示了自己制作的复原图。

其次，佐川英治对曹魏洛阳城的形制展开了讨论。他回顾了中国学界1974年汉魏洛阳城考察成果和2003年对“阊阖门”遗址的发掘成果。随后，重点讨论了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一文，赞许钱先生取得的成果，但也提出一点商榷。

佐川英治认为，钱国祥的复原图中将“宣阳门、阊阖门、太极殿放在一条线上，同时认为曹魏时期太极殿位于北宫”的说法存在问题。遂利用《水经注》、《三国志》等史料，考证出北魏时期的宣阳门并非曹魏时期的宣阳门，北魏曾经异地改建了宣阳门，所以考古出土呈现了由外到内“宣阳门——阊阖门——太极殿”的布局。实际上，曹魏时期的宣阳门在北魏宣阳门偏东位置，是用来连接汉南宫的门，呈现出“宣阳门——司马门”的布局，司马门西部才是“阊阖门——太极殿”。

最后，佐川英治联系南朝建康和北魏洛阳的都城形制，重点探讨了北魏时期洛阳城中轴线的建设。北魏洛阳城以中轴线为中心，西部为河阴县，东部为洛阳县，改变了两汉以来的布局，为后世唐朝长安城所继承。针对这一话题，佐川英治做了一些延伸，他指出鲜卑民族早期重视的是西郊祭天，因此平城时代重视西郊祭天，在东郊地区也相应设置了祭祀场所，所以平城布局为东西走向。而中华帝国则重视“南郊”祭天，因此北魏迁都洛阳后，将祭祀中心放在了南郊，形成了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从“西郊”到“南郊”以及南北中轴线的设立，实际上展现出北魏王朝努力汉化的历史进程。佐川先生还提出，北魏洛阳城所创立的设立明确中轴线等都城布局，在两汉时期尚未完全定型，因此，北魏之后中原王朝的都城形制应当追溯至北魏洛阳城。

讨论篇

首先发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章义和先生，他对佐川英治的师承和治学经历极为熟悉，补充介绍了佐川先生在北魏史特别是六镇研究上的学术成果，并总结了佐川讲演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章义和认为，中国学者牛润珍所著《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在研究理路上和佐川英治有相似之处，两位学人可以进一步探讨交流。此外，章义和提出几点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一是古都棋盘式布局从何而来，有何流变；二是大河北岸的都城（邺城）和大河南岸的都城（建康）之间的异同有待进一步研究；三是元代大都等少数民族都城建筑中汉文化因素的影响究竟有多少，和北魏有何不同，可做进一步对比研究。

第二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先生，他开口便道“我是个外行，长期从事的是历史地理研究”，只能说一点“外行话”，态度谦逊诚恳，但是论断精辟，极为犀利。他首先就中国古代都城演变入手，提出中国古都存在秦汉和隋唐两种形制，在秦汉时期是多宫制、缺乏明确中轴线，且缺少后世较为完善的城墙建制，而在隋唐时期这些建制形态都已经成型。其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学人执着于将中轴线等“中华都城特色”追溯到曹魏时期，是一种“民族情结”，他本人认同佐川先生的提法，认为中华都城的许多建制应当以北魏洛阳城为重要源头。

此外，马孟龙还分享了国内考古学界的最新信息。他指出近年来国内考古学界对邺城的发掘工作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原先的工作较为粗疏。这几年由于邺城地区地下水位下降，考古学界已经开启新一轮的发掘工作。最新“考古情报”，引得佐川先生频频出声询问，多次说自己从中受益匪浅。

马孟龙认为，目前的考古发掘只能确定北魏北齐的遗址，要从中分辨出汉代曹魏遗址，是极为困难的，往后的都城研究路径应该以传世文献为主，辅以出土文献。也正像佐川英治先生所说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应当进行互补。

最后，马孟龙提出几个问题：一是邺城“坐东朝西”让他觉得难以解释（佐川英治随即道歉，说是PPT写错了，应该是“坐西朝东”，展现了日本学人的严谨与诚恳）；二是南北向的中轴线是否为北魏所创立？他补充了西汉中后期南郊重要性提高以及王莽在南郊实行礼制建设的若干史料，认为中轴线似乎可以向前追溯；三是佐川英治先生一开始提出的平城京翻转九十度的说法，似乎还有待进一步严密论证。

第三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仇鹿鸣先生，他紧接着马孟龙提出的王莽礼制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仇鹿鸣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王莽一系列看似失败的改革，对这些措施的思想内涵和变迁过程做更细致的研究。在都城建制方面，仇鹿鸣指出，早期的都城并不一定有严密的规划，甚至会出现“大都无城”的现象，而后世的政治改革往往会和都城形制建设产生互动，相互影响。最后，仇鹿鸣提出了两点疑惑：首先，他注意到平城的鹿苑和南郊恰好处在南北向的一条直线上，这能否作为北魏都城南北走向的一种萌芽或趋势？其次，孝文帝在汉化过程中，是否有意“反叛”自身鲜卑的西郊祭天传统，而刻意地构建南北走向的都城形制。

最后参与评议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姚潇鸫先生。姚潇鸫认为，佐川英治先生的研究相当精湛，但他有两点疑惑：一是佐川英治将文昌殿放置到中央轴线的西侧，并认为文昌殿并不那么重要的提法似乎有待商榷。姚潇鸫指出，文昌殿是曹魏时期大部分礼仪大典的主要场所，在政治事务和礼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二是佐川英治复原的邺城图中“听政殿”后空出了一片区域，这一点有待进一步解释。

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先生在最后对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指出佐川英治先生研究的都城规划实际上是每一个阅读史书的人都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并引用陈寅恪先生对唐代政变与玄武门关系的经典论断“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说明都城规制有助于对某些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进行一个明晰的定位，而佐川英治先生的研究就是为这种定位提供准确的坐标。

以上只是对本次工作坊的一个浅描，或许可以让读者管窥交流、对话场面。本次会议中，中日学者之间坦诚而又深刻的交流与对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位学人在会议中表示，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应当进行互补与交流，各取所长。对汉魏隋唐都城研究而言，在“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之间，多数与会学者认为应当以基本文献材料为主，在往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加重视史料的批判和最新考古资料的结合，这有助于推动新一代考古学者与历史学者进行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