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新书《万年中国》上了习主席新年书架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24年新年贺词。贺词直抵人心，习主席办公室书架也引人关注。习主席曾说：“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习主席今年的书架上，由文汇讲堂和澎湃研究所组稿、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2023年8月版）赫然在列。“本书以考古发现为基础，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过考古了解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好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由文汇讲堂和澎湃研究所组稿，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一重大论断，是建立在坚实的考古发现和丰富的文献记载基础之上的。但是近百年来，于此依然聚讼纷纭。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他根据《商颂·长发》和《鲁颂· 悶宫》中关于“禹”的记载，推定“禹”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九鼎上所铸的一种动物，并没有证据说明他是夏的始祖。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代，自然便成了很大的问题。胡适也宣称： “东周以上无古史。”他宣布：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按照胡先生这一说法，不但夏朝，连同商朝，甚至西周，都得从中国历史叙述中删去。 然而，没有先前的历史演进，东周的历史从何而来？当时，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解读，已经证明司马迁《史记》中所叙述的商代历史并非虚构。1928-1937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的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实“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虽然有助于人们打破对古代文献纪录的过度迷信，但无论如何不能据此就否定商周以前历史的真实的和客观的存在。 

近一个世纪来，中国考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确实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树立了一块块光彩熠熠的里程碑。考古所面对的只是先前世代残存的若干遗址、遗物，这些遗址、遗物被发现，大多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考古学作为一门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非常严谨的科学，则要通过对包括生活用品、住所、礼器、城区建筑、用以进行交流的各种符号等等大量并不完整的物件的复原，克服偶然性中的不利因素，努力从中找到某些必然性的成分，从而再现远古真实的历史，困难当然不会低于单纯对古代文献纪录的剖析。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其实往往能够相得益彰。 

《万年中国》一书脱胎于文汇讲堂“文明与起源”的讲座，邀请以冯时、蒋乐平为代表的一线考古人，以近年来坚实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对万年上山到夏商二里头等八大核心考古遗址发掘成果的系统讲述，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成的历史进程路线——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进行编撰，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距今10000年时的上山遗址，栽培证据、碾磨证据、食用证据和定居证据都指向了中国最早的成熟农业文明的诞生。而贾湖遗址的发现，再现了中国距今9000年至7000年间的辉煌，中国进入了万年以来第一个文化上的高峰。通过良渚古城，我们可以看到距今50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通过其玉器的流变传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而南佐都邑性聚落的发现，则表明黄土高原之上早期的国家已经开始形成。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最初的中国”从此走来并成长。直至3800年前，二里头进入王朝时代，“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标志着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由之前的无中心的多元进入到一体化、有中心的王国时代，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万年中国》的时间线

 通过对中国大地上诸多考古成果的深入分析，这本书首次提出了“万年中国”这一突破性概念，扎实实证了中华民族一万年的文化史的灿烂辉煌，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商、周以前数千年间，也就是差不多距今一万年这段时间中，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族群的先民，如何以人的自觉共同缔造了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的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山林农牧文明，为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使我们进一步清楚认识中华文明悠久的优秀传统，并对我们准确和充分地理解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史前史根基有着较大的帮助。 

（以上内容转自《文汇报》，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