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套蓝色工作服，记录下我在工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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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0年秋，大约进厂一年后，我领到属于自己的第一套工作服。

80年代末，恰逢钢铁厂烧结工艺技术改造，招收大批男工。和我同期进厂的女工，属于特招——本次招考落榜的女性，按成绩排序，通知前六十名，再次笔试面试，取三十六名进厂职教科，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培训实习期没有待遇，占下一批招工指标，优先录用。据说这是建厂以来，仅有的一次。培训班结业时，学员人数四十三名。

按招考时拟定的岗位，培训班结业后我去了厂子弟中学，在职业高中讲台上，翻照着课本，讲请假条借条的书写要求和范例。高中毕业生教职高生，没有升学任务，还是觉得有些吃力，便和同时分配到子弟中学另外两个女孩子商量，准备一同报考成人自修。那年深秋，校务会上，领导宣读文件，全厂实行优化劳动组合，下属各单位，定点定岗定人……1989年冬天，我和马艳霞、李晓露，每人领到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第一页有几行字，按了公章。我们三个，一同离开学校，进了不同的分厂。

虽然结果和之前的预想有很大出入，爹只是愣了一愣，随口便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的反应并不激烈，自然得像是一切早已掐指算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爹大字不识几个，对识文断字的职业不是特别感兴趣。

再一次岗前培训，正式宣布工作岗位时，原本定好的工种又做了调整。于是，再回炉培训。当时，分厂技改项目仍在安装阶段，大批工人外派在邯郸学习培训。我只得一个人到别的分厂相关岗位实习。这一次工种变动，和后来种种的工作调动，我都没回家详细说，爹娘和我一样，出门求人两眼一抹黑，我不想让他们跟着糟心呕气。

爹最关心的，是我没有及时领到工作服。在他看来，一身工作服就是一只稳抓稳拿看得见摸得着的铁饭碗，是我一辈子衣食无忧最可靠的保证。在爹的催促下，我去找筹备处领导交涉，回答说，没有投入生产运行，无法做劳保预算，外出学习实习的，接收单位负责劳保用品发放。留守筹备处的，劳保用品自行解决。好在，再一次岗前培训，期间领生活费。到别的分厂实习，偶尔还有三两块钱的奖金。我的第一套工作服拿回家，爹比我还高兴，他让我穿在身上，前前后后不错眼珠地看。又催我赶紧脱下来，一遍又一遍嘱咐我赶紧回去，换套大两号的工作服，好像人家管劳保用品的人随时随地候着，专门为他一个人服务似的。我笑，不说话，听凭他把我穿在身上的工作服抓握在手，抓起来揉搓，涤卡布就是比劳动布结实啊。他笑嘻嘻下结论。

我的工作服，深蓝色墨水那种颜色，涤卡布。当时我们所在的北方工矿区，以煤铁资源开采为重要经济支柱，别的厂矿，工人的蓝色工作服大都是劳动布的。爹身上穿着的，也是那种劳动布的蓝色工作服。新领回来，宽宽大大，长短肥瘦不合普通衣裤的比例。第一次入水，盆子和盆子里的水，蓝莹莹黑乎乎，每次都得单独洗涮。晾干穿到身上，感觉人像吹了气儿似地胖了三五斤。待业期间，我到工地上干活，穿爹洗缩了水的新工作服。

见爹催得紧了，我说，涤卡布不止结实，还不缩水掉色呢。我当时脱下工作服，按进洗衣盆里，洗衣粉的泡沫一团团冒起，水中只有浅浅的一些灰蓝色慢慢浮起。这颜色，和我们三个女孩合影照里天空的颜色相似，那个离开学校冬天的天空，记忆里一直是这种浅浅淡淡的灰蓝。

看着爹笑成一朵菊花的老脸，知道自己这身蓝色涤卡工作服，把他心里那块大石头严严实实包裹住，稳当地放在了该放的地方。爹说，出力受苦，赚钱养活自己，本本分分就是好工人。我顺着他的话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也不错。

二

我的第一套工作服，小翻领，五道扣。双胸兜，俩斜插口袋，内衬蓝色的确良内兜。二指宽同衣服尺寸的夹克收口底边。裤子宽肥，前开口。几乎所有人都要裁裤边儿。穿到身上，打背后看，分不清男女。有一天中午我和同班小王去别的分厂食堂排队买饭，卖饭窗口的木板儿刚一拉开，斜旁里杀出一群脏兮兮男工，呼啦啦涌过来，眨眼拥挤成团儿。我赶紧哎哎哎喊着往外撤身，小王在后面也一边哎哎喊，拽住我的工作服往外拉。自个用力，小王拖拽，也没想到挤成堆儿的人群里会有人侧身相让，一时收不住身形，顺势缓缓向后双肘撑地倒在水泥地上。从背后谁能看出她挺着大肚子啊！一色儿的蓝工作服看不清眉眼，有人大声说，也有人吼我，你胆儿够大，真不怕挤着了？！在场人脸都变了色。幸亏我肚子里五个月大的胎儿没事。打那时起，大肚子女工去食堂买饭，只要张嘴吭声儿，男工们乐意不乐意，都会侧转身子互相挤着，让出一道缝儿来。

我们的工作服只配发一套，夏当单衣冬套棉袄。当时技改项目试运行，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三班两运转。工作服穿一段时间，总需要洗涮。下班后靠近鼓风机电机出口处摆张椅子，洗好的工作服搭在椅背上，不出一个小时，衣裤便能全部干透。领导发现后，大会小会提这事儿，人们不听警告，便把规定写进安全管理处罚条例。分厂专职安全员时常到各个工房检查，每天早晨调度会上通报，月底统一开罚款单，会计从工资里扣除。90年代初期，每月奖金在二十五元上下。一件劳防用品不齐全，罚五元。机房里晾晒工作服，罚十元。都和钱没仇，大家伙儿只能各想各的招儿。夏天还好说，晚上在家洗过工作服，脱水后挂起来，第二天早上基本都能干透。春秋季洗了，通风处晾着，腋窝和下摆处，摸上去潮潮的一片。遇到阴天下雨，工作服洗过干不了，只能向上个班次的工友借来穿。

那时每周做六休一，岗位上的工人实行轮流调休，大部分人，逢到请假休息，第一件事便是把自己的工作服带回家，好好洗净，晾晒起来。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

三 

管劳保用品发放的程大姐说，按规定，我所从事的工种，每月发半块肥皂，三个月一副帆布手套，一个口罩，每三年发放一套工作服，一双绝缘鞋。我的第二套工作服，还是差不多提前一年发了下来。

1992年春节，为了响应市政府号召，也为了庆祝技改项目试运行成功，正式投产，分厂派出百名工人组成彩旗方队，上街参加元宵节游行庆祝。

一色崭新的蓝色涤卡工作服，雪白的毛巾，黄色安全帽。红旗蓝旗粉旗黄旗绿旗，风里招展。五彩缤纷的大街上，一条蓝色的河流，在追光灯似的注目中缓缓行进。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是一颗幸福的小水滴。步伐一致，口号震天，按要求用眼睛余光左瞥右瞟，保持队列的整齐划一，我便暼到一张嘴巴咧到耳根红光满面的大长脸。第一次见这人是在分厂领导办公室，脸涨得通红，瞪一双牛眼，嘴里嚷嚷，我不管，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从来没给领导出过难题，这回豁出老脸也要去游行。引起我注意的是，他身上穿的那套略显窄瘦的劳动布工作服，这人就是袁志伟。他的名字我早听说过——土法烧结老班底里的实干家，负责任，懂技术，特批当先进生产者，树过典型，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农民合同工。软磨硬泡，袁志伟和我们站到了一个队伍里。

游行结束后，一干人以为身上穿的新工作服会做奖励发放给大伙儿。当下被告知，只能算提前领取劳保用品，下一次领取工作服时间还得按原先的规定执行。众人有些失望，发几句牢骚也就过去了。想让袁志伟把身上穿着的工作服脱下，再交回去，比要他的命还难，憋红着脸，磨磨磨，叨叨叨，一个大男人比老娘们还黏缠。众人实在看不下去，嗷地喊吼起来，为他争取到这身蓝色涤卡布的工作服。后来，我调到他所在的班组，上下班总见他穿劳动布工作服，节假日才会把那身涤卡布工作服穿出来，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竟然没有见过他穿家常衣服的样子。    

又过了几年，城市户籍改制，他花六千块钱买了一个城市户口，转了正。只是工厂早已推行全员合同制，按进厂时间和招工性质，分别是无固定期限长期合同制工人和二十年一签的普通合同制工人。他和我们这批进厂的工人一样，属于后者。

从92年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小城周边私人煤窑铁厂遍地开花，好像随便一猫腰都能在地上捡起钱来。随着钢铁价格的一路飙升，我们厂的经济效益在周边县市数一数二。那个时候，厂门口出来进去的大车小车一辆挨一辆，喇叭滴滴嘟嘟响个不停。拉货，进料，拉成品，跑业务。工厂内部大兴土木，一拨又一拨的人慕名而来，指导检查 ，参观学习。一双又一对儿的人，想着法子调进来，穿上和我们一样的蓝色涤卡工作服。工厂红火热闹，工人们手里有钱，即使随便穿工作服出门办事也硬气得狠。好日子过了三四年。

四

我的第三套工作服，比规定时间晚领了俩月。款式有了一些变化，两个胳膊肘上分别有块圆圆的补丁，缝纫机一圈圈紮得密实，有点像打靶场上的靶子。第一次下水，褪色，布料缩水。程大姐说，是赊回来的。

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大年初一，分厂当班所有人奉命到离厂五里之外的铁路发运专线。铁轨上停卧着一列十三节货运车皮。车门大开，红褐色澳矿和黑灰的车厢冻结成一体。咋搞的啊！大伙儿忍不住叫出声来，也有人开骂，放着自家的好吃喝不要，硬是要啃老外的洋屁股。我们厂一直有自己的铁矿，产量和矿粉含铁量并不低，这也是我们的产品多年来免检畅销的原因。不知什么时候起，烧结配料中澳矿的比例越来越大，盲目依赖导致了今天的停工待料。有的人说，澳矿在秦皇岛港口降尘撒了水，有的说，在澳大利亚就被做了手脚。说归说，骂归骂，铁钎，撬棍，大锤，铁器的击打声被呼呼北风刮得七零八落，传到很远。

火堆生起来又灭掉——不敢在车底烧，怕把车皮烧坏了。火堆还是生起来了，在钢轨路基的石子堆里——耳朵里满是呜呜呜呜的吼叫声，再厚的衣服在风里如同薄纸裹身，鞋子冻得如一坨冰。颗粒状的粉末，大锤敲击下一粒粒迸溅，打在脸上，火辣辣，生疼。出力的男工后脑勺上筋肉一疙瘩一疙瘩鼓鼓地拧动，女工们拖着大方锹，把散落的矿粉搜集起来往四轮车上装。发力出一身汗，歇下来在火堆旁取暖，前心热乎乎后背一片冰凉。一个班次下来，所有人满脸疲惫，红褐色的澳矿粉黑灰色烟尘一层又一层落满身上，干重活的许多男工，工作服早已瞧不出原来的蓝色。

大年初一到初四，倒班连轴，折腾得人困马乏，连睡觉都在做梦，一群蓝色的蚂蚁，在啃一块巨大的铁石头。　

我和许多工人一样，以为这只是个短暂的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谁都不会想到，1996年的春节，只是工厂由兴向衰的开始。之后，技术管理人员集体跳槽，领导脱身而退，钢铁价格急速下跌，原材料上涨，三角债，资金链断缺……工厂停电停产。

我没有等到领取自己的第四套工作服。十年前走进工厂，为一句工作需要，换过十几个岗位，十年后，我和工友们掉头苍蝇一样，随大溜儿进入再就业中心，领取再就业优惠证。走出工厂，脱下那身蓝色工作服，顿时感觉自己像一滴水，离开了河流，突然间的自由伴着随时被晒干的恐慌不安。

2002年底，政府启动再就业工程，发现原来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人的确不少，有当地国企的水泥厂小煤矿的工人也有供销商贸体统的服务人员，仓惶中脱下自己身上的工作服，混迹在私人企业和自发的劳务市场，自谋职业为生活打拼，劳动布或者涤卡布的工作服，穿着还是脱掉，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的三套蓝色工作服放在阳台杂物柜底。过年大扫除清理家，拿出来穿上。最后抖落灰土，扔洗衣机里，旋转，脱水，无数次的洗涮之后，衣服没有了崭新时的挺括劲儿，微微泛白，挂上阳台，太阳下亮起一片比海还沉默的海的颜色。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浅月依然，本名赵丽荷，1968年生于山西晋城。高中毕业进钢铁厂工作。90年代末下岗，后再就业。先后发表《1976年的压岁钱》《夜的班》《俺爹》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