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之火｜专访姚景源：2024年要把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2023年是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冲击、恢复发展的第一年。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重重挑战，恢复之路虽显曲折，但依然实现了稳健前行。该如何看待2023年的宏观形势？展望2024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又将如何行稳致远？

12月29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货币支付能力不足。其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提高住户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在短期内则需要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2024年要特别关心青年人就业，要把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

姚景源建议，应加力财政政策对企业稳就业的支持力度，将存量支持政策转向增量支持政策，通过补贴等形式支持企业增加雇员，吸纳青年就业者。此外，他也谈到3%赤字红线或可以适当放松一些，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刺激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核心在增加消费者收入

澎湃新闻：回望即将过去的2023年，中国经济在恢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风险挑战。想请问您如何评价2023年的宏观发展形势？

姚景源：2023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面对的内外环境都充满挑战：国际上，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还在持续，整个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在抬头，逆全球化泛起；再看国内，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进而更深层次的矛盾也有所显现。

总结起来，可以说是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影响，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叠加。面对着这些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下，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

从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看，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应当会达到5%以上，可以实现年初预期的目标。在经济增长保持一个较快速度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也在优化。如果从全球视角看，2023年中国经济超过5%的增速，应当说我们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还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从物价指标看，过去一年，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民生的影响尤甚，而我国的物价水平则维持在了低位区间。在评价宏观经济的时候，我们更要重视通货膨胀对民众基本生活会产生多大影响，如果把中国现在的低物价水平放到整个世界经济当中去比较的话，就能看到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好成就。

从就业指标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了5%左右，总体说稳就业工作还是积极进取的，总量上也实现了年初设定的新增就业目标。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当下就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就业压力突出，这是个需要优先解决的重大课题。

从国际收支平衡看，尽管上半年出口遇到了一定困难，但下半年进出口数据由负转正，也实现了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一方面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健全，拥有强大生产力，能够在短时间以较低成本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支持外贸企业出海抢订单。

从经济增长率、物价、就业、国际收支四个主要宏观领域看，2023年中国经济较好地实现了年初预期目标。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作了贡献，据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测算，2023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达到甚至超过30%。

澎湃新闻：2023年中最受社会关注的高频数据当属CPI，多个月份CPI同比增速跌入负值区间，有人对经济是否面临通缩风险产生了担忧。您怎么看当前的物价走势？

姚景源：2023年我国物价一直维持在低位运行，我分析是两个原因所致。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市场的产品供应十分充分，不存在短缺情况，为稳定价格提供了基础支撑。过去影响物价波动的很多因素，特别是猪肉价格等，目前都处在低位。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成果，为物价平稳奠定了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也确实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三年疫情对全社会带来的影响依然还在，很多人的收入增长幅度回落，也有很多人的收入本身就受到了影响，进而反映到消费上就出现了需求不足。

我不赞成用通货紧缩来描述当前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是指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那么与之相反，通货紧缩则是指整个市场流动性不足、货币供应量低于市场流通需求量。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0%，流通中货币（M0）余额同比增长10.4%。此外，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4%，这些数据都显示出我国货币政策是稳健且积极的。

澎湃新闻：正如您所说，当前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您觉得要怎么定义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可以被刺激么？您怎么评价当前刺激需求、刺激消费的政策？还可以采取哪些办法？

姚景源：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矛盾提出的。从概念出发，需求可以分为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内需又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当前我国面临的需求不足主要是指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不足。

支撑消费需求的因素有两个，一方面是购买欲望，另一方面是货币支付能力。从购买欲望的角度看，以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肯定还是有购买欲望的。如果观察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发现，越富裕的人购买欲望越低，而低收入人群的购买欲望是很高的。

早在2023年初，有观点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可能会出现报复性消费，我当时就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即使有报复性增长的购买欲望，居民部门也没有支撑报复性消费的货币支付能力。因此，理解有效需求不足应当认识到，基本是由于货币支付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因此，刺激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核心还是在于增加消费者收入，从根本上讲还是要依靠改革。

国民收入分配有三个主体：政府、企业和城乡居民。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部分的比重，在全球来看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党中央、国务院也提出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收入保持稳步增长，近年来，住户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

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也就意味着政府和企业部分将有所减少，而企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相较之下就需要在政府分配部分做文章。但我也不赞同简单地给政府砍预算，因为我国政府承担着很多职能，需要资金支撑。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削减三公开支，转移给居民部门推动消费增长。

建议对企业吸纳就业给予补贴，3%赤字红线或可适当放松

澎湃新闻：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将失业率与CPI构建成为反比模型，2023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尽管调查失业率维持了总体稳定，但青年人失业率高企。随着2024年更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投入劳动力市场，您怎么看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不平衡？有什么建议？

姚景源：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货币支付能力，从短期看最直接的方式还是要增加就业。因为居民有了就业就有了收入，就拥有了消费能力。

从年龄结构看，青年人才是消费的主体，2024年要特别关心青年人就业，要把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放在第一位。此前对就业的政策支持偏向于稳定存量，即通过减税降费、通过延迟五险一金等社保缴费，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不减员、不裁员。

然而2024年我认为应当由存量政策转向增量政策，也就是通过政策鼓励企业增加雇员，增加市场上的就业机会。

以前采取的减税降费等措施可能已经不足以让中小微企业应对当前问题了，我建议对企业采取补贴政策。一些观点建议通过消费券等形式补贴个人消费，我倒是主张国家将财政支持政策放到支持就业上去，鼓励企业增加就业，从而让青年人能够就业，能够消费。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机构预测我国2024年经济增速或将放缓。怎么看这样的预测么？

姚景源：当前影响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未来的预期。如果全社会对未来的预期由弱转强，本身也是对消费的一种刺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所谓有潜能的消费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效益的投资亦然。

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压力与挑战，但我觉得，越是困难，越能体现我国机制体制的优越性。在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国的机制体制优越性并不明显，但遇到困难、复杂的局面时，我们的机制体制优越性就将展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其中，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三个“稳”与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四个“进”相互作用。要通过“3+4”这7项工作，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我相信2024年中国经济会取得高质量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绩。

澎湃新闻：展望2024年的三驾马车，消费是否还能堪当拉动经济增长的大任？2023年遭遇较大压力的外贸进出口能否有所回暖？此外，投资是否还会加力？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姚景源：2024年，依然要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14亿人已经全面小康，这就是最大的比较优势。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改革方向都要围绕国内大市场、国内大循环，要让消费这架马车更好发挥基础作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潜力的，也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发挥更大作用。

从投资来讲，中国投资尚未饱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首先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央财政增发了1万亿元国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全部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涉及民生福祉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我们仍然还有很大投资空间。

其次，我认为应当用3到5年时间让整个工业装备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推动工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也是投资的需求所在。通过提高工业装备水平和工艺水平，推进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数字化及高质量发展。

至于房地产投资，2024年将依然保持恢复状态，将会重点推进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三大工程”。房地产将拉动钢铁、水泥、建材、家具电器等上下游产业链，2024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在此过程中也要避免盲目投资，要根据中央安排稳妥化解地方债务问题。2023年地方新发债约4.6万亿，机构预测本轮提前批额度或将达2.7万亿。这可以支持地方将旧债先还上，让地方政府放下包袱，提高积极性。

从外贸进出口来说，还要积极争取，尽最大努力做好出口工作。当然也要转变思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澎湃新闻：对于2024年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对此您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姚景源：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货币政策更多是总量政策，而财政政策更多是结构性政策，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不单单是总量问题，所以需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来调整结构。刚刚提到了，希望财政政策能出台直达企业端的补贴措施来支持青年人就业，也需要财政政策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有所作为。

对于货币政策，我认为重点还是要解决中小微企业等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问题，要给他们更好的宏观货币环境，让他们能够获得更低成本的信贷扶持。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不能一只脚踩油门，另一只脚还在踩刹车。

此外，我也建议多年来一直坚守的3%赤字红线或许可以适当放松一些。

赤字率红线设定为3%是参考了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标准，当时欧盟以此约束其经济基础较差的成员。实际上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我国的杠杆率、赤字率均较低，赤字率仍有空间可以适当再大一些。

如果提升了赤字，物价水平也会适当抬升，与之相对的居民收入也会增长，企业积极性被调动，产品质量效益也会提升，会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