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刽子手艾希曼的献身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一部有关犹太人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人类的书。作为有关犹太人的书，阿伦特尖锐地批判了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有关人类的书，阿伦特想要表明，史无前例的极端恶行，可以由平庸的人来有效的完成。

但阿伦特的真正意图，是要揭示现代的新颖之处，恰恰在于把极端之恶、把从道德角度看来恶魔性质的作为，转化为平淡无奇的日常运作。平庸的人格是它的乌托邦理想。就像本雅明在研究现代性的计划中指出的，这个乌托邦的目标是让道德成为多余的人类关系，在其中即使是暴君尼禄也将比一个启蒙改革家更加有益于社会。

要阐明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批判和这个现代乌托邦批判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一篇规模大得多的文章。我们这里只针对后一个论题，并且也只打算讨论其中的一条线索。

阿伦特在刻画艾希曼的平庸性格时，提到了一个令她感到发指的说法。艾希曼说，他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他穷其一生都在实践康德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义务概念行事”。在法庭的盘问下，艾希曼大体准确地回答了康德绝对命令的定义：“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能够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但是他又说，从他参与执行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之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绝对命令行事了。

阿伦特没有接受艾希曼的这个自我分期。她指出，艾希曼在“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的时期”（也就是对犹太人进行“最终解决”的时期），并没有丢弃他所说康德绝对命令，但是将它篡改了；而且严格说来，这个篡改其实在执行“最终解决”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艾希曼“穷其一生”所实践的，本来就是这个篡改过的版本——“康德绝对命令的小人物家庭版”。

照阿伦特的解释，康德的绝对命令与人的判断力密不可分。它要求每一位践行康德道德律的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起判断的责任，以便甄别将要被他普遍化的行为内容。但是艾希曼的“小人物家庭版”，却剔除了判断力的部分，或者说剔除了每个人作为自我立法者的道德人格，然后用“元首的意志”取而代之。

结果，自我立法的绝对命令转变成了盲目服从的绝对命令。两者在外形上完全相同：我把某种我选定的行为模式当作我普遍遵行的法则。差别只在于，当这种行为模式指的是按照元首的意志行为，此时，我实际上是把自己原本应当承担起来的判断或选择的责任，完全丢给了一个他者——元首——去完成了。这就等于说，我自主地决定放弃我的自主性。“自我”成为一个纯粹的容器，内容来自另一个神话了的“他我”。

当然，不应该误解的是，对元首的盲目服从，不代表事事都唯唯诺诺。相反，它倒是要求把元首的意志或他可能的意志，当作法律背后的、以及整个官僚等级体系背后最高的权威之源，从而有可能需要各个层级的螺丝钉们，凭借其忠诚而超越法律、超越等级体系，违抗上级长官的命令。这就解释了艾希曼在希姆莱命令终止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时，为什么会拒绝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因为，在没有希特勒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希姆莱停止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命令是不符合元首精神的。

元首的意志使艾希曼获得了某种超越的性质。在这里，他超越了他的上级。如果元首的意志是法律的精神，那么艾希曼通过服从法律的“精神”，也超越了具体的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也是阿伦特有关恶之平庸性的整个解释中，相当关键的一个部分。

阿伦特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意思是说，艾希曼既不是一心为善的好人，也不是一心为恶的魔鬼。一心为善的人、一心为恶的人和艾希曼，构成遵照绝对命令的形式来行为的三种人物类型。

一心为善的人把善行普遍化为绝对命令；他是理想的圣徒形象。而一心为恶的人把恶行普遍化为绝对命令；他是理想的魔鬼形象。据说，阿伦特原本预期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会遭遇这样一个“恶魔”。但她失望地看到，艾希曼根本配不上“恶魔”的形象。他代表了绝对命令的第三种类型：他把放弃自我判断的决定普遍化为绝对命令，于是他需要一个绝对的主子。这样，他的行动便超越了他个人所有的私人性质和主观性质。也因此，他绝对地展现了“献身”这种品质，而且这种“献身”是“超善恶”的。

在元首出现之前，占据元首位置、为“小人物家庭版”绝对命令提供“内容”的，是“成功”——无论如何都要为之筹划、努力的“成功”。这个“成功”是由无名的社会发布的，就像海德格尔笔下的“常人”统治着每一个此在那样。在“要出人头地！”在这条绝对命令的统治之下，服从它的个人取得了“自主决定”的外观。他要为自己的成功殚精竭虑，也许还不惜一切代价。“成功”将有关行为抉择的所有其他“价值评判”全都相对化了。

这种纯化了的成功取向，与后来的元首崇拜，完美相符。因此艾希曼能够说：“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在那个流行面相学的年代，连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为希特勒的神秘魅力所倾倒：“看看他的那双手！”没有人能够否认希特勒这样的人拥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哪怕事后人们会说那是一种疯狂的状态。

如果绝对命令的“小人物家庭版”正是无名的社会从日常生活的匿名状态发布的无名的命令，那么希特勒——领袖恰恰是这种无名的、非人格的命令的人格化。因而，他是“道”成肉身。然而，一旦我们严肃地对待艾希曼的这一番夫子自道，我们也会意识到，艾希曼的人格状态根本不能反映生活世界的“平均状态”。

阿伦特将艾希曼的人格评价为“平庸”，那是颇有误导性的。任何绝对命令化的行动方式，若不是超出了日常性，那就必定是下降到了比日常性更低的状态。“像元首所要求的那样行动，并将此作为自己的普遍行动法则”——以这样一个一劳永逸的决断一举清空一个人思考和判断的负担，难道不是把自己贬低到了人的平均状态之下么？

不过有趣的是，这种篡改过的绝对命令一方面将它的践行者贬低到平均水平之下，另一方面却有助于让践行者产生一种价值上超越于“常人”的优越感。借着康德和哲学的权威，他似乎从“常人”的生活中超拔出来，卓然兀立。

这种自我价值感造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价值倒转。在希特勒的体制之中，做的事情越邪恶，需要克服的良心阻力越重大，行为人就越是觉得自己承受了常人所不能忍的负担，也就越是会对自己产生同情。似乎有一种自我英雄主义化的倾向：不是因为凭良心做事而值得自我宽慰，相反，倒是因为极端违背人类良知的行为而使他不再普通，成为了孤独的卓越之人。

一句话，这类人成了“非常之人”。他们“并非——常人”。他们仿佛成了现代世界真正的禁欲主义者。这一点没有逃脱阿伦特的眼睛。她称之为“本能转向”。

阿伦特将艾希曼的人格特征刻画为“平庸”。据说她后来对此颇有些后悔（其实“平庸”在全书中只出现了一次，尽管书的副标题使用了“平庸性”）。虽然不清楚她究竟悔的是什么。但就我的理解看，“平庸”并不适合用来描述艾希曼这样的人。

如果像阿伦特那样，把平庸的主要特征界定为“不思考”，也就是欠缺一种从他人立场来思考问题的能力，那么这种“平庸”显然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人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拥有换位思考的能力，除非他是不正常之人。

像艾希曼那样把服从权威当作绝对命令确立下来的人，根本不是常人。必须经过严格的非人训练——比如经过军队的非常训练——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人来。不过，艾希曼的绝对命令确实导致了另一种“不思考”：他用他的绝对命令，放弃了自己思考从而自我决定的重担；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优点和长处，用在高超的执行艺术之上。

“不思考”首先不是一种能力欠缺的问题（虽然确实存在因为智力缺陷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思考障碍），而是一种特定思考的产物。更准确地说，哲学家所说的“不思考”，其实是具体的行为人自己作出的一种“生存决断”。并非没有能力思考，而是决意不再思考。这种“生存决断”的深刻性在于：现代的科学乌托邦，自然地倾向于解除普通人思考的必要性——“让道德成为多余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让个体行动者的“思考”变得多余。

这才是阿伦特真正的课题：现代社会史无前例的新颖性质，不在于它的文明发展出了高效执行极端恶行的杀人技术，而在于它卸除了个体人类思考的负担，从而根本地消除了极端恶行的“邪恶”性质。就像艾希曼们的语言规则所表现的那样：在他们使用的公开语言中，没有屠杀、没有种族灭绝，只有……医学措施。

也许阿伦特对“平庸性”的措辞感到遗憾的原因真的是像我们理解的这样。但显然，问题不在措辞。问题是，即使阿伦特对平庸性、对不思考的思考是深刻的，她也没有有效地解释艾希曼这个个案。拜历史学家的研究所赐，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哲学家阿伦特被她观察的对象艾希曼给骗了。

真正值得思考的现象正是：哲学家被骗了。

阿伦特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而事实可能是，她忽略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所共知的事。艾希曼也是伊阿古。就像伊阿古知道得比奥赛罗“更多”一样，艾希曼也知道得比阿伦特“更多”。艾希曼像任何一个狡猾的普通人一样懂得某些被哲学家天真地予以忽略的东西。那才是真实的善恶进行较量的场所。也许我会在另外的文章中，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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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