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间株杨柳间株桃：沈善洪校长之作为典范

沈校长者，已故前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先生之谓也。作为一名资深中国哲学史学者的沈善洪教授，乃是浙江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曾执掌浙江社科院有年。1986至1996年主政杭州大学整十年，是名副其实的沈校长。

从专业上说，沈校长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和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后主攻中国哲学史，尤精浙东学派和中国伦理学说史；在省社科院任上举办宋明理学和浙东学派研讨会，推动《黄宗羲全集》点校整理，支持冈田武彦率日本阳明学代表团考察阳明行迹，影响及于《王阳明全集》和《刘宗周全集》之编校，可谓得风气之先也。

按说我与沈校长既无何师承，也无何具体渊源。只记得少时到杭，父亲带我转杭城，路过天目山路杭大门口，转头对我说：将来你能入这校，也不错了。此愿后竟遂真，其时是我入此校念博也。不过，我入校时，仍是沈校长掌校，待我毕业离校，沈校长则已卸任矣。

回想起来，杭大三年，应该也有机会见过沈校长，若然，那就是在“董氏文史哲基金”颁奖会上。一次我得了千元奖励，就飞跑到西溪路上买了一套《金瓶梅》供研究用；还坐出租到解放路新华书店拿下了那套觊觎已久的欧阳竟无居士编的《藏要》——那主要是供收藏用的。

毕业后到玉泉任教，我与沈校长就更少交集了。然则，四校合并后，沈校长出任新浙大文科评审委员会主任，无论“董氏奖”，还是更为重要的职称评审，一度皆由沈校长领其衔，这就引出了与我相关最大的一则故事。

在我那个年代，一般博士毕业两年就获评副高，我有师兄还有一年就抢先完工的。但不才如我却成了这个不成文规则的例外——多年以后，我的另一位师兄顾肃教授叹息道：在貌似更有文化的江苏省，入选“三联·哈燕丛书”的作品都能拿省社科一等奖；而应奇入列此丛书，在浙江省只勉强获得了个三等奖——从此以后，我是再没有书，也自然再不会报此类奖项了。

终于，1999年底，在博士毕业三年多后，我迎来了自己的副高升等。其时，我的博士论文已经拆成散篇发表，而且用那时还在玉泉任教的“绍海”孙周兴调侃我的话来说：应奇你发表的都是重要刊物——也就是在“浙里”能够“作数”的刊物。拿下副高当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果然，后来就有同事惟妙惟肖传出沈校长在评审会上的话：“这位应先生可以评教授了啊！”

实话实说，当年道听途说此“珠玉”之言，可谓既五味杂陈，又平淡无波，这两层意思应该都毋庸多解释了。我只是想起曾有三位朋友我职业生涯的早中晚分别替我做出的刻画和状写——玉泉时代，Y友说：对别人来说理所当然甚至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你来说都会特别困难，所幸最后都能勉强过关；诗人江弱水则用曾孟朴《孽海花》里的话术吐槽了一句：你我虽轮不到吃香喝辣，但也不至于扶墙摸壁；不久前，一位浙江籍的“又红又专”的才俊劝慰我：应奇，你该知足啦，像你这样的人，换作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弄死”啦！

我来过，我看过，我活过。言归正传，尔今时过境迁，结合沈校长的时代，以及彼时和当下吾辈之境遇，则确是有不已于言者也。

当年在杭大，我也曾听说沈校长的某些段子，例如与关于他和B姓宋史教授的传说。从中不难看出，沈校长爱才惜才，这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又因为他所处的特殊位置，就有机会将其转化为某种实际的体制行为，例如发表一篇某顶刊就直接评教授之类，这就是被后来所艳称的杭大“黄金十年”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教师职称评审改革，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破格晋升。

实话实说，这是让不少青年学者得益并借此脱颖而出的，我既没有赶上那个时代，自然也就没有从中获益过，在这里就不如引用庞学铨教授在《学者·校长——沈善洪教授印象》一文对此做出的中肯评价和周到反思：

“当下，对优秀年轻教师在职称评聘上的倾斜，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和学校人才培养的常规，对年轻教师的支持也已不只是表现在职称评聘方面的倾斜了；与现在对年轻教师的要求相比较，当时的那种要求显然也是相对较低了。这是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开始涌起，高校中量化考核的方式也开始显示威力的时候，当时那种评价和选才的观念，是需要一种学者兼教育家的眼光与勇气的”。

诚然，一种具有历史视域的进步观是庞教授这段文约义丰的分析和论断之内在灵魂。对此我是无保留地赞同的，且似可进一步稍加发挥。

沈校长之爱才惜才，及其相关举措，在其所处时代无疑有其“进步”意义。相较于依靠师承渊源甚至公关手段，凭刊论人无疑是一大进步，相当于马克思在《伦敦手稿》中踵武黑格尔所论从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与物的依赖关系，或者从人治到法治；尤有进者，沈校长并非单纯以数量论人，而是注重以质取才，而“质”之所寄就是所谓“顶刊”也。

然则，如果我们像庞教授那样采取一种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就会发现所谓以“顶刊”论人在当今学术生态中的含义和后果已与沈校长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包括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在内的非学术因素的宰制已经侵蚀甚至消弥、掏空和瓦解了“顶刊”的所谓权威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有些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仍然一味迎合这种其实已经丧失在沈校长那个时代之进步意义的考评体系，这往轻里说是“与民争利”，而究实言之，就是放弃了自己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生态应该负起的责任。

平心平情论之，此问题并不容易有一个周全恰当的解决办法，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位成熟的学者不应该像初出茅庐甚至要经历所谓“非升即走”锤炼和煎熬的青椒那样对待自己和要求自己，而应该在从生存线上突围后实现更大程度的自作主宰和自我引领。

当然，事情的悲哀和无解似乎又在于，同样从历史的眼光看，将来的所谓“大佬”和“资深”不正是从当今的“青椒”和“屌丝”中成长起来、“脱颖而出”的吗？鲁迅在五四时代谈到历史的时候曾经说，祖母的模样预示了她所带着的孙女的模样，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看丈母。只是，如果让沈校长看到，他当年用“顶刊”提拔起来的才俊如今仍然在不遗余力心无旁骛地经营着早已沧海桑田之后的“顶刊”，又会作何感想呢？

罗卫东教授主编并作序的《知行合一：沈善洪教授八秩寿庆文集》收录了当年作为沈校长的同学、同事和部下，或者至少是受沈校长德政之沾溉的原杭州大学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记录和回忆沈校长言行的文字。此书当年甫一问世，我就在西溪出版社一楼晓风书屋的专柜上看到了，并拜读了其中相关的文章。如前所述，庞学铨教授的那篇《学者·校长》是所有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这次受邀参加沈校长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我又重温此集，一篇题为《凛然与淡然：沈善洪校长印象》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作者滕建明先生曾在杭大校办工作，有机缘近距离接触沈校长，他记录的一个细节让我眼前一亮：

“有一年正是春光大好季节，他（沈校长）从外地开会回来，我和司机去机场接他。他吩咐司机绕西湖白堤一圈，说：‘间株杨柳间株桃，白堤桃红柳绿了，去看一下吧’。那时白堤还没有隔断为步行道，司机载着我们在白堤上缓慢地绕了一圈。沈校长打开车窗，对周遭景致看得很投入，毫不掩饰内心深处那种由传统文化和大好河山共同孕育出来的，对大自然的亲近和愉悦之情”。

我在这里想说的也无非是，我们的大学什么时候不再是李零教授当年所批判的养鸡场了，而也像沈校长曾经流连其间的白堤那样间株杨柳间株桃了，桃红柳绿了，那么沈校长也一定会“打开车窗”，看得更投入，也更愉悦的吧！

（2023年12月24日凌晨初草，28日重订于闵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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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