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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人“走西口”,到底是去哪了?
原创 馍大师 夹馍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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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兜兜转转,唯有好的政策、安定的环境、稳步的发展,才能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幸福。
作者|馍大师 出品|夹馍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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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份,陕西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联合下发了一则通知,决定建立鄂榆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补网强网工作推进机制。
11月5日,延榆高铁开工建设,同时北端也预留了榆鄂高铁接轨条件,未来将构成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际铁路骨架。
一切都在表明,榆林与内蒙古西部地区正在加强联系,协同发展。
从地理上看,两地相连,唇齿相接,还都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从历史上看,鄂尔多斯、包头等内蒙古城市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其汉族居民中,很多人的祖籍就是榆林。
这就牵扯到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走西口。它与闯关东、下南洋并列为三大人口迁徙现象。
从中还诞生了同名歌曲《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经诸多歌手演绎,已成为民歌经典,进一步塑造了走西口的移民文化印记。
那么,到底什么是走西口?它经过了怎样的变迁过程?对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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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西口”一词,“走”好理解,但“西口”指的是什么,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特指山西省右玉县西北部的“杀虎口”,它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是长城的重要关隘。明朝时,军队多从此口出发,抵御蒙古南侵,所以原名叫“杀胡口”。
明清时期,大同是北边最大城市,以它为坐标,东边有重要关隘张家口,叫“东口”,相应地,西边的杀虎口,就叫“西口”。
山西人去塞外谋生,要从杀虎口通过,所以叫“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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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杀虎口
另一种是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距离杀虎口约70公里,是原蒙古土默特部的居住地。山西人出塞外,多是到归化城去求生活,走西口也叫“去归化”。
清朝嘉庆年间编修的《乌里雅苏台志略》提到:“南至绥远城(即归化城),俗曰西口……东南至张家口,俗曰东口……”
民国时期出版的《西北丛编》一书里面也有记述:“土人称张家口曰东口,称归化城曰西口,西口居张家口、包头之间,向为货物运转之中枢。”
这两种意思都是以山西来定义的,他们也的确是“走西口”的主力军,但去往塞北谋生的人,不只是山西人,还包括河北、陕西等省长城沿线的人。
陕北人出塞外,没必要跑到四五百公里外的杀虎口出关,就近从榆林沿线的长城关口过去,不更香嘛。他们的目的地,主要也不是归化城,而是更近的鄂尔多斯和北边的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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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西口重要地点位置对比
即便是山西,比如忻州市河曲县人,他们去杀虎口也远,更方便的路线是向西渡过黄河,再经过榆林,北上进入鄂尔多斯。
所以,“走西口”的确切定义应该是:长城以内山西、陕西等地的人,通过沿线长城关口,去往内蒙古西部地区谋生的人口迁徙行为。
“走西口”这一说法具体出现于清朝,但行为从明朝就开始了。
明朝建立之初,为防御蒙古南下,修缮加固长城,在沿线设置军镇,最著名的有九个,被称为“九边”。
位于陕北的延绥镇,就是九边之一,总兵府设在绥德(今榆林绥德县),后移治榆林卫(今榆林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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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长城九镇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九边重镇大同在白莲教的策划下,发动了兵变。失败后,这些士卒、教徒向北逃亡,到归化城(当时叫土默川)投奔俺答汗。
这是早期的“走西口”行为,是被迫之下的迁徙。据统计,在那几十年间,迁往土默特的汉人大概有5万多人,他们在当地想生存,势必会从事熟悉的农业,垦荒种地。
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在内阁大臣张居正、高拱的筹划下,明朝与土默特部俺答汗达成和平协议,对其封王,并通贡互市,史称“隆庆和议”。
之后,在长城沿边11个地方开设了茶马互市,这些市集的出入处叫“市口”。大量商人来往贩卖茶叶、食盐、布匹等货物,也是一种“走西口”行为。
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镇巡抚刘敏宽在榆林城北4公里处的红山顶上,修建了一个观察哨所,以监控明长城线上的贡市情况,名叫“镇北台”。
所以,镇北台可谓“隆庆和议”历史的见证,今天是榆林市的重要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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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林镇北台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干旱少雨,自然条件艰苦,粮食产量少。为了谋生存,提高生活质量,但凡有机会,老百姓就会去寻找更好的地方耕种。
而土地肥沃的河套地区(黄河“几”字形拐弯处,包括今鄂尔多斯地区)就是目的地之一。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旅程日记》中记述:“俺答议和,河套世为百姓耕种,世宗命总兵移镇榆林,边外尽入蒙古矣。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
他们春天离家,去河套地区租地耕种,秋天收成了回来,像大雁一样,又称“雁行人”。
明朝末年,陕北农民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士卒也逃亡到塞外,增加了西口地区的汉人数量。
这些由于各种原因,从长城口里到长城口外的迁徙行为,是“走西口”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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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走西口”行为,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事。
清朝初年,为统辖蒙古,禁止蒙汉交流,划设了“界地”——“于各县边墙口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为蒙汉边界。”
也就是从各县(堡)城墙向北50里区域,空出来,既不许汉人耕种,也不许蒙古人放牧,形成一条隔离带。
同时,清朝也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以防止单一的蒙古部落形成统一力量。顺治六年(1649),在鄂尔多斯草原置伊克昭盟,即今天的鄂尔多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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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克昭盟与榆林府相接
康熙三十六年(1697),伊克昭盟请求朝廷允许出租土地给汉民、开辟汉蒙交易,以增加收入。此时,经过三征葛尔丹后,清朝对蒙古的征伐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便准许了奏请。
之后,陕北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6县的百姓,纷至沓来,在原来作为隔离区的“界地”里进行垦种,掀起一个走西口的高潮。
因此,有学者把1697年作为“走西口”的元年。
1923年京华书局出版的《调查河套报告书》中写道:“自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
一开始只允许界地内20—30里土地可供汉人耕种,防止侵占蒙古草场。到了雍正十年(1732),由于鄂尔多斯遭遇荒灾,准许汉民越界耕种,“走西口”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耕种过的土地,地色变白,秃了,被称之为“白界地”。相应的,未耕种的界地,就叫“黑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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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种地的汉子
甘肃作家马步生在《走西口》中就描述了第一个种黑界地的农民:“那一年春天,汉子没有远走他乡,他赶着自家的一头牛,扛着犁,走出杀虎口,在黑界地里种起庄稼来。”
大批陕西、山西移民到蒙古谋生,使得单一的游牧民族地区,变成了农牧混杂地区。因伊克昭盟南部与陕北相连,这里的汉人,祖先多来自陕北。
随着蒙汉关系的改善,明朝时作为驻军之地的镇、卫、堡等军事机构,也开始变成行政机构。
雍正九年(1731),合并双山、常乐、榆林、保宁、归德五堡,置榆林县,为榆林府治所。
合并怀远、波罗、响水、威武、清平五堡,置怀远县(今榆林横山区)。
合并靖边、宁塞、镇罗、镇靖、龙州五堡,设靖边县。
合并盐场、砖井、安边、定边、柳树涧五堡,设定边县。
这些县都属于榆林府,也奠定了今天榆林市行政区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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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榆林府(乾隆年间,定边、靖边改属延安府)
此时也正值“康乾盛世”时期,天下安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更使人口繁衍速度加快。到了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
人多了要吃饭,全国的平原、河谷等适合种地的地方,已开垦殆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激增。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面积4亩,乾隆四十九年,降至2.6亩。
为了谋生,北方地区大量的人口向地广人稀的塞外迁移,去开垦那里的土地,促生了移民潮。
整个河套地区,在此过程中,纷纷变成农田。尤其是位于阴山和黄河之间的冲击平原,叫“后套地区”(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也被极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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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套地区包括西套、后套、前套
乾隆年间,为防范沙俄东进,在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驻防重兵,而军需需要归化城供给。从归化到乌、科两城,要经过后套地区,商旅往来,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到了嘉庆年间,陕西府谷县商人甄玉、魏羊,在后套开设了永盛兴、锦永和两个商号。他们雇人在河套地区开挖了最早的人工干渠——缠金渠。
河套地区水浇地的粮食亩产量,比口里那些山田的亩产量增加了10倍之多。商人就在此设点,收购粮食,再贩卖到外蒙古。
据《榆林府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在长城边外的村庄,神木有587个,府谷有441个,怀远(今横山区)有479个,共计1507个。
而这三县原来在边内的村庄,总共才1926个。新开垦的村庄,占比44%。
正是在清朝的大疆域和和平环境中,汉族百姓的迁徙潮,让许多偏僻之地被开发,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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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是光绪年间到民国25年之间。
清朝光绪三年(1877)至四年(1878),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旱灾饥荒,因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
当时山西大面积种植鸦片,导致粮食耕地减少,一旦遇到旱灾,自然加重了粮食短缺。所以,任何大的灾祸,都是天灾和人祸交叠的后果。
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朝廷钦差阎敬铭巡查灾区,写道:“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目睹惨状,夙夜忧惶,寝不成眠,食不甘味者,已累日矣。”
慈禧太后也急得不行,决定每日用膳费用减少一半,后来又下令宫内停止荤菜,只用素菜,等到下雨后,再恢复荤菜。
丁戊奇荒,约计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其中一部分人到灾情较轻的西口地区谋生,再次掀起“走西口”移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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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荒图
蒙古很多未开垦的牧场,租给灾民,变成农场,以察哈尔右翼为例,灾后新垦土地近万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赔款”之后,清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决定进一步移民实边、开放蒙荒,并任命兵部侍郎贻谷为垦务大臣,所以又叫“贻谷放垦”。
清初建立的禁止汉人进入内蒙古地区和禁止垦种蒙荒草原的政策,彻底被打破。
所以,还是那句话,“穷则思变”。
随着“走西口”的推进,大量汉人移居蒙地,也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和人文环境。
到了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设置了绥远特别区,包括清朝归绥道(归化和绥远)的12个县,以及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等地,也就是内蒙古西部地区。1928年,改称绥远省。
可以说,绥远省完全是“走西口”这一人口迁徙行为促成的一个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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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绥远省位置和区域
早期“走西口”的人,是被生存所迫,离家求生,春去秋回,和今天的“打工人”一样。同时,朝廷也限制蒙汉接触,不允许种地的汉子带妻子定居,夫妻只能长时分离。
出门在外的人,最需要精神慰藉。在西口地区,便诞生了“二人台”这一艺术形式,在蒙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社火的舞蹈,多由一丑一旦二人演唱,载歌载舞。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走西口》这出戏和民歌,讲述新婚妻子玉莲送别要走西口的丈夫太春,反复叮咛,依依不舍,情意绵绵。
唱词“二姑舅捎来信,西口外好谋生”,点名西口是打工的好去处。“哥哥往前行,拐个弯弯看不清,上房我瞭一瞭,再瞭瞭心上人。”亲人的挂念,听者无不动容。
对于走西口者来说,这出戏颇能感同身受,传播甚广,以至于成为二人台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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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的《走西口》磁带
有些走西口者离家之后,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流浪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落脚,甚至死了也无人知,成为孤魂野鬼,被叫做“刮野鬼者”。
有民歌唱道:“十月里狐子冰滩上卧,提起你走口外我心难过,人家回来你不回,你在那口外刮野鬼……”唱的是一个妻子对走西口的丈夫的挂念,别人都回来了,他却没回。
由此可见走西口的艰难和心酸。
随着蒙地被开发,人口聚集,当地也慢慢变成了和故土一样的村落,很多人也在口外定居下来,成为常住民。
光绪十年(1884),任陕西巡抚的张之洞,发现“走西口”现象,流民来去,治理混乱,遂提出在西口外搞“编户立籍”。
也就是说,给口外生活的人颁发户口,这样一来,他们不再把口外只当做工作的地方,而是作为家乡来长期投入和建设。西口人的原籍观念,开始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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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河套平原盛景
据统计,光绪二十五年(1899),榆林靖边县边外居住民1349户,人口8372人,占到靖边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59%和58%以上。
还有一批手工匠人,也是走西口的一部分力量。蒙古王公贵族为了兴修王公府第、寺庙等大型建筑,会从内地招募石匠、木匠、工匠等,相当于技术人才引进。
到了清朝末年,新学兴起,但西口地区十分缺少知识人才,所以很多内地人,开始到西口地区从事教育。
《西北丛编》讲道,后套地区天主教堂附设的小学,聘任的是陕西府谷人担任教师。鄂尔多斯的达拉特旗,则有神木县人李如堂坐馆教学。
走西口从早期的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交流层面,这已属于正常的社会交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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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后,走西口的行为依然有发生,只是规模减少。
初期的土改运动,把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农,农民有了地种之后,走西口的动力减少。但有些地主为了逃脱斗争,会跑到偏远的口外地区躲起来。
事实上,尽管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但陕北的土地本身贫瘠,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提高的情况下,粮食产出依然有限,吃不饱肚子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遇到灾年,还是有百姓走西口。那时候户口管理还不严,去往塞北的途径比较多,也能得到之前在口外定居的亲朋的照顾。
到了1958年,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户口登记条例》公布施行,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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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户口登记制度的图册
内蒙古当地政府也对外迁人口的来源进行调查核实,之前躲到这里的地主、富农,还是被划定了出身成分。
在此之后,受政策限制,走西口行为在名义上停息了。很多偷偷走西口的人,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可能被遣返。
这种状况持续了20年。改革开放之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减轻,口里与口外的交流恢复。
尤其是1984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流通”一词很关键。
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开始变化。
之后,陕北又掀起一股走西口潮流。不过这一次不是去垦荒种地,而是做长途贩运生意。把榆林本地的粉条、小米等土特产贩卖到口外,又把口外的牛羊肉、皮袄贩卖到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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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十年代的榆林
1987年3月16日的《陕西日报》报道:榆林县镇川镇现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农户从事贩运和服装加工,产品大部分走了“西口”,该镇农民年加工服装二百多万件,产值达一千多万元。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沿海地区进入高速发展期,是全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陕北人想出外打工赚钱,最好的地方不再是塞外,而是东部发达地区。
新世纪后,随着能源经济的崛起,榆林脱掉了贫穷艰辛的命运,成为西北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2022年,榆林市GDP6543.65亿元,并登上“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宝座。
榆林与口外几个大城市,在历史上颇有渊源,现在的联系也更紧密。
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决定发挥各城市优势,促进区域内部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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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包鄂榆城市群
在此背景下,榆林被列为国家现代煤化工示范区,陕西省还专门出台支持榆林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榆林在中省发展版图中的地位全方位提升,正全面打造陕西向北向西开放门户。
回想过去,一代代“走西口”的榆林人民,要突破政策的限制,经历长途的跋涉,忍受劳累、孤独和危险,只为给家里人挣一口饭吃。
而今,这种被迫的迁徙已经成为往事,正常的旅游、商务、交流往来,成为主题。尤其是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之下,早先移民去口外的榆林人,和现在榆林人,仿佛又拥有了共同的家乡。
历史兜兜转转,唯有好的政策、安定的环境、稳步的发展,才能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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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陕北人“走西口”,到底是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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