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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莉妹妹》与《珍妮姑娘》:欲望与剥夺之中的美国悲剧
西奥多·德莱塞(1871年8月27日-1945年12月28日)是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嘉莉妹妹》与《珍妮姑娘》均取材于自己姐妹的真实经历。《嘉莉妹妹》先于1900年出版,围绕女主角嘉莉与她的情夫们书写了一出社会悲剧,被美国文学界视为“具有破坏性的书籍”,它挑战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同时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下“美国梦”对人类品质的毁灭。《珍妮姑娘》则于10年后出版,围绕着女主人公珍妮的悲剧写下了相似的主题。
西奥多·德莱塞
珍妮姑娘与嘉莉妹妹的人生轨迹非常类似:两个美丽多情的女孩,在18岁初成人最为天真梦幻的时刻,先后在欲望的诱惑之下成为了两个男人的情人。来自上流社会的精致体面深深吸引住了这些乡下姑娘,而她们也拥有并不光鲜但足够确定的入场券:年轻的肉体,漂亮的外表,大量觊觎她们美色并愿意为之埋单(但不能影响自身体面)的男人。她们起初都只是抱着羡慕的心理,并没有主动选择踏足,然而贫穷的苦痛让她们面对生活与理想巨大的空洞时低下了头,决定用委身于他人的方式换得自身的安定,卷入了声色犬马的噬人社会里。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道德呈现出了一种颠倒的乱象。珍妮与嘉莉,行为虽然并不能说是多么光彩,但毫无疑问,这些居高临下将她们视作玩物的有钱情夫们,从一开始便对她们采取了威逼利诱。他们罔顾这些女子们的尊严,也看穿了她们贫穷却渴望过上舒适生活的本质,用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算什么的财产,将这些活生生的女孩收割进了自己的地盘,并不对她们实质上负任何责任。例如珍妮的第二位情夫莱斯特,明知珍妮以他们会结婚为愿望期盼着,却让其期盼了将近10年后抛弃了她。所以,即使珍妮和嘉莉依靠男人的支持获得了经济上的地位,但因为出身低微,并不被社会同情,而是被他人看作为这些有头有脸的情夫们生命中的污点。
《嘉莉妹妹》,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12年5月版
《珍妮姑娘》,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
在两本书中,共同的剧情转折点是二人情夫的破产。在莱斯特父亲的遗嘱中,只有三年之内和珍妮断绝关系,莱斯特才能获得全部的遗产。珍妮自身的完美品格让莱斯特不愿放手,但纨绔的本质让他又无法通过白手起家来支撑起他和珍妮的奢侈生活。此时,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老情人出现,让莱斯特马上踏入了珍妮盘旋了大半本书等待的那永不会兑现的婚姻之中:看到此处,读者自是不免为珍妮的错付感到分外悲凉。但珍妮全不为这感到一点不对,只用自卑之情认为这是最合适的结局。直到结尾,她都将个人的幸福建立在他人对她的爱的回应之上。书中,莱斯特临终前见到珍妮的场景是这样:
“好吧,我现在心里话都对你说了,心情宽畅些了。你是好人,珍妮,现在还肯来见我。我是爱你的,现在仍然爱你。你要知道我的心。你看着似乎不是真的,但我生平真正爱的只有你一个人。我们是应该生生世世在一起。”
珍妮许久才缓过神来。这几句话——这种爱的证据——是她期盼多年了的。如今听了这番告白,她就觉得一切都心满意足了。她现在可以心静舒畅地生活了。她是虽死无憾了。
珍妮姑娘永远在无私地奉献。她符合了几乎所有社会对于传统女性的美德要求:美丽非凡、贤良淑德、不求回报。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珍妮姑娘》(1933)剧照
珍妮一生都是被剥夺的对象,与她相比,嘉莉妹妹则要精明得多。她最早在芝加哥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依靠她的第一个情人杜洛埃才免于被赶回乡下,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还得到了一些演出的机会。当她发现杜洛埃对她的感情有限,总是拿“一拿到钱就结婚”当幌子应付她,并且和身边的女孩们经常保持着暧昧关系时,她感觉到了他的不可信赖,并和杜洛埃的朋友赫斯渥同时进行着地下恋情。而在之后同样面对情人赫斯渥破产的情况,她积极寻找着工作机会,并在发现劝说赫斯渥工作无果后,因负担不起二人的支出,她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
和珍妮姑娘的下场截然不同,嘉莉妹妹星途璀璨,拿到了高昂的薪水,依靠自己过上了她所期盼的光鲜亮丽的都市生活。赫斯渥则从上流社会一落千丈到穷困潦倒,想要去见“嘉莉小姐”一面时,被人嗤笑着赶了出来,他恼羞成怒又无力地大喊着:“我手下以前尽是你这样的人!”最终不堪重负,在寒冬的一间乞丐屋中,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结局时,嘉莉妹妹在房间内看着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这是一个隐喻:19-20世纪初的文学之中,以法国文学为代表,反复出现着“外省来的年轻人”这一类人物形象。他们不断受到来自大城市的蛊惑,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无处施展的才华,对于那危机四伏又有无限希望的都市准备发起挑战。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对于他们而言,巴黎便是那等待去征服的梦;对于美国人而言,自是芝加哥、纽约这些于19世纪末期快速崛起的大都市。而这些年轻人实现阶级跨越时,便是他们天真丧失的时候。这和《嘉莉妹妹》的开头又是另一重呼应:
一个18岁的女孩离家出走,结局不外两种。也许她会遇到好人相助,变得更好;也许她会很快接受大都市的道德标准,而变坏了——二者必具其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好不坏,保持中不溜的状态,是根本做不到的。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嘉莉妹妹》(1952)海报
从道德的方面对二者做评判,毫无疑问嘉莉妹妹并不及珍妮姑娘高尚。珍妮姑娘代表了“圣母”一样绝对纯洁的女性,她们一生都在为他人奉献。这种十全十美的人物符合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但在德莱塞的笔下几乎成为了最悲惨的人:被52岁的参议员诱奸(他们的感情固然真实,但地位与年龄的差距让这份“真爱”依旧沾染上了榨取的色彩),即将迎来婚姻时参议员却暴毙,留下遗腹女;被莱斯特抛弃,同时唯一的女儿也因病暴毙。她呈现出了精神上的软弱和行为上的无能,但面对这样好心换不来好报的人,我们自是不忍心去过分谴责她——只能说,在欲望与剥夺的社会之中,如此这般性格又是底层女性的她,注定要被剥削利用。嘉莉妹妹比她精明之处便是不盲目依靠于他人,最终仍是回归自己实现了这场“美国梦”,将自我摆在了第一位。这种独立精神给予了她生存的能力,但这个残酷的过程则将歌颂着“进取精神”与“努力便有回报”的泡沫展现:穷人凭借正当的劳动根本无法获得本质的上升,“美国梦”是一场幻梦。
西奥多·德莱塞在《嘉莉妹妹》的结尾评论嘉莉虽然得到了她最初想要的,但却感到了无限的空虚,以此来表达他对“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的否定。他的作品为之后菲茨杰拉德等“迷惘的一代”作家们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故事也有部分取材于《嘉莉妹妹》中的赫斯渥,他在作品之中试图呈现的纸醉金迷的浮华也随着美国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有了更进一步、更深刻的反省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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