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萧军与鲁迅（一）：最落魄的日子里，将书稿交给鲁迅

编者按：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32年，结识萧军。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后东渡日本，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很多出版物聚焦于萧红天才的创作、错综的感情经历和悲剧的命运，但仍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待史料的论证与解答。本文是日本学者平石淑子对萧军、萧红和鲁迅一段交游情谊的研究考察。

一

1934年6月12日，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后在大连的朋友家等了两天船，14号乘坐日本邮船“大连号”去青岛。两人在船上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严格审查，勉强过了关。这段经历萧军详细记录在《大连丸上》（1935年5月2日）。他偷偷带在身上的抗日救亡小说《八月的乡村》也总算幸免被人发现。他们在端午节的前一天6月15日上午到达青岛，比他们早一步离开哈尔滨的舒群在那里等着他们。

7月，萧军和舒群带着金剑啸写的便条去上海拜访他的朋友。但是，金剑啸的朋友们也没有工作可介绍，这时二萧的路费也用完了，只好返回青岛。经由舒群介绍，萧军开始编辑与党相关的《青岛晨报》副刊，自己也用刘军、刘均的笔名发表了几篇短篇作品。而且，他还在继续写从哈尔滨带来的《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在接着写《生死场》。此外，据说1934年夏天萧红在《青岛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进城》的作品，但现在还未发现。当时梅林与他们一起在《青岛晨报》工作，经常与萧军和萧红一起行动。梅林在《忆萧红》中记下了那时的生活。

三郎（萧军——引者注）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萧红——引者注）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们徜徉在葱茏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

（中略）他们工作得很有规律，每天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因之成绩很好。

看上去两人在青岛的生活十分舒适。但是他们原本是打算去上海的，后来得知自己的朋友在哈尔滨被捕的消息，现在又担心故乡是不是将他们两人忘记了。

松花江的水，依然是滔滔地向东流；秋天的风也还是那样温柔！可是我可爱的朋友们呢？我的朋友们，都已离开我很远了！（中略）前天到剑那里去串门子，才知道你们还没忘了我呀！你们这样关心的垂问我，我是多么感激哟！

（萧军《消息》1934年9月6日，见《绿叶底故事》）

他们在摸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强烈意识到了自己“漂流者”的身份，这成为之后两人文学的原点，也是他们一生无法摆脱的痛楚。那时，萧军听荒岛书店的孙乐文说他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孙建议萧军给鲁迅写封信，只要寄到上海的内山书店就行，这边的地址写成荒岛书店，也不会连累到个人，署名最好也不要用真名。这是萧军第一次使用“萧军”这个名字写信。没想到鲁迅在10月9日收到信的当天就给他们写了回信（《鲁迅日记》）。鲁迅愉快地接受了二萧请他阅读他们的作品的请求，对于他们创作的作品是否属于主流革命文学这一问题，鲁迅这样回答道：“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

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有几次是眼中噙着泪水在读它，俨然如对先生的本人。那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是每一个字的一笔一画，每一个标点……每读一次全似乎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

两人立即将《生死场》的原稿和《跋涉》寄给鲁迅，为了让鲁迅更具体地了解他们，还把他们在离开哈尔滨之前刚照的照片也一并寄了出去。不久，青岛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毁灭性打击。农历八月十五日，去岳父家庆贺中秋节的舒群夫妇也被当场逮捕。当时萧军他们刚好缺席，幸免于难。孙乐文关闭《青岛晨报》，劝萧军他们早点离开青岛。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萧军在青岛栈桥收到孙给他的四十元路费。这些钱是孙从荒岛书店的资产家朋友，也是书店的出资人那里借来的。11月1日，两人与梅林一起乘坐日本货船“共同号”，坐在装满咸鱼和粉条的仓库中离开了青岛。

二

两天后二萧和梅林到达上海。他们先来到夏天曾经住过的位于蒲柏路的旅馆，接着各自开始寻找落脚处。梅林住进位于法租界的环龙路（现在的南昌路）上自己少年时代朋友的家中。萧军和萧红借住在拉都路北侧一家叫作“元生泰”的小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房间南面没有窗户，不过好在还比较大，有专用的出入口。每月的房租不含电费和燃料费是九元，这对当时的他们而言绝不是一笔小钱，但是与每天一元的蒲柏路的旅馆相比已经好多了。

他们用手里仅有的不到十元钱买了食物和炊具。由于没有钱买油，每天就白水煮面片，拌着只值几个铜板的菠菜吃。两人曾写信拜托哈尔滨的朋友寄钱过来，不过那也只是救急。他们当时觉得，只要能够见到鲁迅，哪怕离开上海也算达成了愿望。于是萧军给鲁迅写信，要求见面。借用《萧军简历年表》中的话，那是因为“由于我们并不充分理解上海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残酷性……想得过于简单以至‘天真’了，以为总不会有什么太大困难的”。因此当鲁迅回答说不能立即见面之后，他们一定很受打击。萧军不解其因，立即又给鲁迅写信，殷切地诉说他们的心情。据说在见面之前，鲁迅让人调查了他们的底细。

抱着一丝与鲁迅见面的希望，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终日盼望着鲁迅的来信。对他们而言，那是“唯一的希望”“如空气如太阳”。

一直生活在北方——特别是东北——的人，一旦到了上海，就犹如到了“异国”。一切都是生疏，一切都是不习惯，言语不通，风俗两异，无亲无朋……犹如孤悬在茫茫的夜海上，心情是沉重而寂寞！因此，当我们接到先生每一封来信时，除开在家中一次一次地诵读而外，出去散步时也必定珍重地藏在衣袋中，而且要时时用手摸抚着，似乎谨防它的失落或被掠夺！……

两人在等待与鲁迅见面的日子里对10月22日才写好的《八月的乡村》进行推敲和誊写。萧军对这部作品十分不满，甚至想烧了它。萧红鼓励他，并帮他誊稿。“她不畏冬季没有炉火，没有阳光，水门汀铺成的亭子间的阴凉，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时时搓着冷僵的手指，终于把《八月的乡村》给复写完了。”为买到复写用的日本美浓纸，萧军必须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杂志公司”（也许是“内山书店”），从家至此要往返十五公里，可是萧军为了节约交通费都是步行来回。旧鞋底磨破了，脚后跟都出血了。最后一次买纸的七角钱还是当掉萧红的旧毛衣弄到的。

终于，两人的生活费用完了。无计可施的萧军写信向鲁迅借钱。

那段时间鲁迅身体不好。《鲁迅日记》中提到，11月7日由于肋间神经痛服药，10日夜里发烧三十八度六，14日收到两人来信时还发烧三十八度三。因此鲁迅回信晚了些，两人又不得不在不安中度过了几天。也因此，收到鲁迅发着三十七度七的低烧写给他们的回信时，他们喜出望外。萧军在那封信的注上这样写道：“萧红一面拍着她的小瘦手，一面竟流出了眼泪来！……我的眼睛也感到一阵湿润，鼻子有点发酸……”

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的。

鲁迅在信中试图缓解两人心里的负担。

得知两人已经一筹莫展，鲁迅约他们见面。两人“如小孩子盼新年一般”用指头数着日子想象着那天的到来，甚至还为此争执起来。11月30日，终于可以见面了。鲁迅写信告知他们见面的时间，考虑到两人对上海还不熟悉，鲁迅详细说明了到达内山书店的路线，“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那天是“上海常有的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的天气”。

他们到达内山书店时，鲁迅已经先到了。他时而看信，时而与日本人模样的人用日语交谈着。萧军对那时的情形是这样回忆的：

鲁迅先生走到我跟前，问着说：

“您是刘先生吗？”

“是。”我先点了点头，而后低声地答应了一个“是”字。

“我们就走吧——”他说了一声，又走进内室去，把桌子上的信件、书物……很快地就包进了一幅紫色的、白色花、日本式的包袱皮里，挟在了腋下，就走出来了，并未和谁打招呼……

萧军说，之所以鲁迅这时一眼将他俩认出，一方面因为已经见过他们的照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的装束与上海人不同。或许他们还是如梅林所描述的在青岛时那样，萧军像人力车夫一般，萧红也是一副粗野打扮。

鲁迅走在前面，两人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默默地跟在其后。鲁迅走得很快。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穿着一件黑色的瘦瘦的短长袍，下面是窄裤管藏青色的西服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胶底鞋。

三人走了一会儿，来到一间“安静、昏暗，有些萧条”的小咖啡店。主人是一个“秃头的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外国人”“基本上不懂中文”。因为是“午、晚不接的空闲时间”，这所不大的厅堂里几乎没有几个客人。客人中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鲁迅在门附近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了下来。他开口说话前，萧红先问许广平来不来。鲁迅说“他们就来的”，他的话是“浙江式的普通话，我们似乎听懂了，但又并不十分明白，萧红张起她的两只受了惊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向了鲁迅先生”。这时，海婴来了，随后许广平也来了。许广平亲切地握着两个人的手，“这时候我注意到了萧红，她一面微笑着，一面握着手，两堆泪水竟浮上了她的眼睛”。

萧军先大概谈了下他们由哈尔滨出走的情形，在青岛的情况，以及他们之所以匆忙来到上海的原因，随后又讲到东北伪满洲国成立之后的状况和“反满抗日”斗争的情形。鲁迅介绍了上海对左翼团体和作家的镇压及左翼内部的分裂等事情。关于那时的情形，许广平这样回忆道：

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著、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忆萧红》1945年11月28日）

他们的朴素一定打动了在上海要面临许多敌人和斗争的鲁迅夫妇。许广平还这样写道：

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

（《追忆萧红》1946年7月1日）

鲁迅病后憔悴的样子让两人十分吃惊。萧军形容鲁迅像一个“落拓的吸鸦片的人”。还自责自己这些健康的人好像要吸掉与疾病做斗争的鲁迅的血一样，萧红也为他们原稿上的字太小而内疚。实际上这些字也的确很让鲁迅头疼。两人将与鲁迅初次见面时的惊讶直接写在信里寄给鲁迅。对此，鲁迅为了让他们放心，回答说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也是没有办法的，实际上自己还顽强得很。《鲁迅日记》中写着与萧军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他还发着三十七度一的低烧。11月10日开始出现在日记上的体温记录直到12月3日才消失。此外还提到，由于病后消瘦，假牙不合适，又请人矫正了。鲁迅在见了萧军他们之后，鼓励两人道：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

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

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此外，两人这次不但向鲁迅借了二十元钱，由于没有零钱，回去的交通费也是找鲁迅借的。借款让两人闷闷不乐，对此鲁迅谨慎地措辞，尽可能减轻两人心中的重负，让他们不要在乎这些小事情。向鲁迅借钱的并非只有他们。之后被鲁迅委任“指导”两人，一起兴办奴隶社的叶紫也向鲁迅借过钱。据说萧军后来用朋友寄来的钱还了这次的借款。

第二次与鲁迅见面，是在鲁迅订的梁园豫菜馆的“宴会”席上。鲁迅想借此鼓励他们，向他们介绍些可以信赖的朋友。时间是在12月19日周三下午6点，除了他俩外，还有茅盾、聂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和叶紫，许广平和海婴也来了。名义上宴会是为庆贺胡风夫妇生子举行的，然而由于联络上出了差错，胡风夫妇没有到场。

收到署名为鲁迅和许广平的邀请函，两人很是兴奋。萧军打开上海的地图，萧红开始为萧军的衣服担心起来。萧红说要给萧军新做一件衣服，于是披上外套就跑出去了。过了两个小时，她手里拿着一块黑白格纹的布料回来了。虽然赴宴的日期就在明天，萧红一副自信的样子，说一定要让这件新“礼服”赶上给萧军穿。昏暗的房间里，萧红借着二十五瓦的灯光开始做衣服。她想做一件像萧军在哈尔滨的夏天穿过的那种哥萨克式立领衬衫。萧红不吃不喝地缝着，果然如她宣告的那样，在宴会开始前做好了“礼服”。她立即让萧军穿上，前后左右仔仔细细看了一番。

忽然我们的四条视线相遇了。她竟像一只麻雀似的跳跃着扑向我的身前来，我们紧紧地全企图要把对方消灭了似的相互地拥抱得几乎是要溶解成为一体了！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1979年3月3日，后文简称《鲁迅先生的宴会》）

第二年春，两人为纪念这次宴会和新“礼服”，到法租界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

我当然是穿了那件黑白方格的新“礼服”，萧红却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画服”。不知为什么，临拍照以前，她竟从照相馆的小道具箱里拣出了一只烟斗叼在了嘴巴上，装作吸烟的样子，其实平时她是并不吸烟的。

（萧军《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

宴会上，鲁迅坐在进门的左侧，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是茅盾、聂绀弩、周颖（聂绀弩夫人）、叶紫，接着空了两个位置，之后是萧军、萧红、海婴，进门右侧坐着许广平。许广平担心两人对上海形势还不熟悉，让他们警惕被人跟踪。参加宴会的人彼此几乎都认识，只有他们两个是“外来的‘闯入者’”。大家的谈话中好像用了很多隐语，有许多听不懂的地方。萧军只是默默地吃喝，但是当他开始讲述东北的情况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听了起来。席上，萧军看到聂绀弩一直为夫人夹菜，夫人对此丝毫也不觉得难为情，他感到很震惊。于是他也学着往萧红的盘子里夹菜，但是萧红不好意思地拒绝了。直到宴会结束，萧军也没有弄清楚这些人的全名。许广平在宴会上向萧红介绍了他们的名字，萧红在宴会结束后告诉了萧军。

萧红与许广平迅速亲近起来。许广平对萧红的第一印象这样说道：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中略）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忆萧红》）

鲁迅的独生子海婴讲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萧军一句都听不懂。可萧红与他立即亲近起来。他们在宴会上向海婴送了枣木做成的“棒槌”。关于这个“棒槌”的由来，萧军说是1934年他们在大连时朋友给的，许广平说萧红在给海婴时说这是她从小“带来在身边的玩意”。在这次宴会上，鲁迅特别将叶紫介绍给两人，让他做两人的“向导和监护人”。这时萧军看到叶紫“穿淡紫色西装”，“直直地显得有些拘谨而端正地坐在那里”。有一天，萧军和叶紫因《八月的乡村》的封面一事找到木刻家黄新波。分别时，萧军告诉新波和在座的青年们他的住址，邀请他们到他家来玩。这让叶紫很是惊慌。这次，萧军学到了在上海不应该公布自己的住处。于是他回家后立即搬到福显坊二二号。这是1934年末到1935年初的事情。

节选自《萧红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