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芝联先生：聚谈法国史的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创立者张芝联先生（1918-2008）诞辰一百年、逝世十周年。2018年10月20日—21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在人文学苑1号楼联合举办了“纪念张芝联先生百年诞辰暨法国史国际研讨会”。会议缅怀了先生生平和成就，探讨他在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杰出业绩，回顾他对中法文化学术交流的卓越贡献。鉴于先生最重要的学术影响是中国法国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会议广泛邀请5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法国史展开研讨，重点关注旧制度、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法国近现代政治文化的演进等领域。

与会者合影

20日上午，张芝联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法国史国际研讨会开幕式成功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历史学系主任张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宏图以及张先生女儿张诒彤夫妇等嘉宾出席并致辞。张先生生前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刘祖熙教授、王晓秋教授、王红生教授，国际友人法兰西科学院人文及政治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巴斯蒂夫人（Mariane Bastid-Bruguière），巴黎一大热拉尔女士（Alice Gérard），鲁昂大学米歇尔·比亚尔教授（Michel Biard），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布里斯托尔大学威廉·多伊尔教授（William Doyle），及受过先生师泽和影响的中外学人等60余人参加。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徐健主持。郝平教授在致辞时表示，张先生是他的恩师，先生的渊博学识、治学风范和工作精神让他至今难以忘怀。张先生至今仍是国内法国史学术研究的一面旗帜，也为世界史研究的整体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张诒彤女士还整理出张先生珍藏的部分史学著作和历史图集赠予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纪念会环节由北京大学许平教授主持。全体与会者跟随大屏幕上播放出一张张令人动容的老照片，共同回顾了张芝联先生九十载人生历程。马克垚、楼均信两位先生请他人代读了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刘文立、马胜利、高毅、孟华、韩琦、何平等国内学者，以及巴斯蒂夫人、热拉尔女士纷纷发言，深情回顾了张先生的学术贡献，以及与张先生交往的点滴记忆。巴斯蒂夫人指出，张先生的身上融汇了儒家传统、民主主义、爱国情怀、世界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思想气质，他既有源自于家乡文化传统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又像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中国学人一样，是一位“世界公民”。纪念会在深情而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张先生的女儿张诒彤

巴斯蒂夫人

20日下午，法国史国际研讨会正式开始。第一场是法国大革命史主题论坛，由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历史系张弛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社会史的回归：关于1788-89年法国政治危机的起源的史学研究》。报告通过梳理1999年以来西方学界有关大革命研究的进展，指出在修正派之后，社会这一因素重新得到了重视。新近的研究集中于贵族研究，尤其是佩剑贵族，通过考察他们对现实体制的不满的原因，证明尽管贵族和有产者使用类似的启蒙话语，但其使用的具体原因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存在很大不同。这些研究从方法论上证明对观念的考察必须与现实相结合。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智副教授的报告《略论<人权宣言>提案中的“财产”概念》，分析了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与“财产”直接相关的两个条款，即第二条和第十七条的形成背景和相关讨论。他指出，《宣言》提案的作者们，在论述财产问题时使用的话语呈现出多元甚至对立的特性。但在制定《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代表们最终选择了作为自然权利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财产。从1789年至1793年，革命者所使用的财产话语的变化，显然也折射出了大革命自身的变迁。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的报告题目为《谁是法国革命者？寻找吉伦特派》。在梳理了有关大革命中吉伦特派的研究之后，他指出，现在吉伦特派较为温和的形象，乃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大体上由山岳派创造的。事实上，吉伦特派并不比山岳派保守。多伊尔教授从几个方面梳理了他们的观念，指出吉伦特派是经济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在妇女权利、奴隶制、传播革命理念等问题上，他们是真正的激进革命者。

多伊尔教授

法国鲁昂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院院长米歇尔·比亚尔（Michel Biard）的报告题目为《重估共和二年法国的政治例外》。他指出，法国学界近年来围绕革命时期的“恐怖”引发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如今，对附加于“恐怖统治”（La Terreur）上的恶名，应给予理性看待。为此，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三个论点：第一，“恐怖体系”或“恐怖政治”的观点，是共和二年热月战胜罗伯斯庇尔的人杜撰出来的；第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再把“恐怖”看做编年史上的一个时期，而是应该把它看做一种现象；最后，不要再把“恐怖”当做一个统一体来研究，而是应该将其置于政治例外的框架下研究，1793年秋天开始运转的革命政府就是这种政治例外的象征。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潘丹讲师的报告题目是《从向往自由到实现自由：斯塔尔夫人在“热月-督政府”时期关于政制-民情的思考》。她指出，斯塔尔夫人认为激进革命时期的弊端即一味地依凭抽象理念构建共和制，却忽略了民情演进的基础，从而造成了政制与民情之间的落差，并引发了政治狂热，这不仅是对肉体的残暴，还是对人心的残害。事实上，激进革命者们在宣称继承启蒙的同时，却往往将原本复杂、温和的启蒙思想转化为简单、激进的革命话语。在激进革命时期敌我对立的政治文化遭到冲击后，斯塔尔夫人努力倡导政治妥协，建立一个超越左右的中间派，并在其宪制构想中设立永久议院作为其制度载体，以化解派别纷争的局面，弥合政治狂热所造成的伤痛与分裂，重建民情与政制之间的良性互动，回归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持守的宽和精神。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毅教授则分析了波拿巴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可能绕不开波拿巴主义。他强调，历史学界对拿破仑·波拿巴的历史地位可能一直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或者说从来就有点估计过低。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加重要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即波拿巴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式，既能有效提升国家管理的效能，又不致损害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在客观上充当过法国现代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时至今日，它是否仍然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或通常只显示出它的某些侧面？总之大革命史学对波拿巴主义的研究还很不深入，仍然很值得研究。

高毅教授

第二场研讨会的主题是早期近代法国的文化与政治，由北京大学许平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系熊芳芳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仪式与政治：安娜之心与中世纪晚期法国王室的双重葬礼》。她以安娜·德·布列塔尼王后的双重葬礼为例，分析了其葬礼仪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的政治意涵，从而说明了安娜要求另立心脏墓是中世纪晚期法国王室和贵族的惯常做法，并非特例；为其举行的双重葬礼也意在凸显安娜的王后身份，进一步强化其作为推动布法合并的“和平之母”的形象，以为王国的政治服务。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唐运冠讲师的报告题目是《“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他指出，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17世纪中叶以后，此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

会议现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徐前进的报告题目是《古今之争——17-18世纪法国现代主权话语的早期史》。他认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序幕。那是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向现代精神过渡的时代，最终确立了历史进步论、科学话语的风格和现代民族意识。古今之争在欧洲现代国家早期史上是一个母题，具有跨学科、跨地域和多重解释的可能，最初是关于文艺风格的争论，之后转变为语言、科学艺术、民族精神创造力的问题。法国的争论因涉及王权与民族意识的形成、新知识与主权话语，以及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的起源而有更复杂的意义。

中山大学历史系（珠海）王印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法国旧制度时期的个人虔信：以冉森派为例》。他指出，“虔信阶层”的形成是法国17世纪最为显著的文化变革之一，它的出现不仅极大改变了文化景观，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及思想的发展演变。“虔信阶层”以文字与信仰作为社会的划分标准，具有文化社会学上的意义。其文化特征不仅是该词的内涵核心所在，更是解释和理解与之相关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键。早期冉森派是虔信阶层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各种文化特征极端发展的结果。他通过对该群体的灵修观念、隐居实践及虔信程度进行考察，归纳出三种比较显著的文化特征：神秘主义式的个人虔信、世俗影响下的遁世追求、不断分化的书写阶层，以此加深对“虔信阶层”的认识。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郭丽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文学在近代法国社会中的政治功能——以<要义遗存>法译本初探<易经>在法国的传播为例》。她认为，译本作为一个新文本，在其流通的新语境中起到了表达观点，参与政治活动和建构民主社会的功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政体问题引发社会争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前传教士童文献应《基督哲学年鉴》主编伯尼提之邀，共同将耶稣会士马若瑟的《中国古籍中蕴含之基督教要义遗存》拉丁文手稿翻译成法文。该书包含了《易经》要义，参考明儒的诠释。从伯尼提和童文献法译本的用词和释义两方面看，童文献基本忠实于马若瑟的思路，力图从中证明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有同源共通之处。这一事件说明，中国文化特别是蕴含天道时势变化道理的文学经典《易经》在法国社会转型期，经过传教士的翻译，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了法国社会政教分离初期天主教会人士的观点以及相关争议之激烈。

中山大学历史系周立红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法国荒政史的缺失与建构——兼与中国荒政史的对照》。她梳理了“荒政史”的研究情况，指出建构法国荒政史，有助于深化对旧制度时期王权运作机制的认识，也有助于激活法国的社会经济史传统，整合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研究领域，打破中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各个研究时段画地为牢的状况，为当今法国史学的碎片化状态纠偏。法国旧制度时期荒政史的书写，当以荒政与法国王权的兴衰为主线，但也不能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得过去紧凑，不能遮掩不同时段荒政的断裂、对立，最好在断裂、冲突之上探究荒政演变的深层动因。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詹娜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近代欧洲气候与历史》。她指出，近代欧洲气候的变化不仅影响了植物的生长，粮食作物的减产，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存条件，还影响了民众的心理倾向，由于严峻气候对农业的摧残，导致了人们对饥饿的恐慌，演变成暴动与革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人类在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步，对良好捕鱼场的探求帮助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农业革命发明了新的耕种方法、改进了排水设施、增加了新作物的品种，有效提高了农业产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危机。由此，在人类面对新的气候变迁时，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与自然和谐相处。

21号上午，法国史国际研讨会继续举行。第一场研讨会的主题为“启蒙时代的文化与思想”，由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历史学文化学院何平教授的报告题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报告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全球化初始、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欧洲内部思想的跨国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热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联。报告还从概念史的视角探讨了宗教宽容、怀疑批判精神、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几个重要子概念的内涵与意义，启蒙运动的遗产仍值得今人反思。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庞冠群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报告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启蒙的批评日益激烈，学者们认为启蒙思想要为现代社会的诸种弊端负责。启蒙运动史家则对此作出回应，试图建构启蒙运动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纠正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曲解。21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展，关注点聚焦在帝国、殖民、科学、他者、奴隶制、种族、女性等问题，研究对象也开始向启蒙著述本身、启蒙大哲回归。启蒙运动研究在回应挑战中得到发展，启蒙运动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问题再次凸显。

与上述宏观研究不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芳博士从细节切入，作了题为《制造历史——关于“铁面人”的逸闻、回忆与想象》的报告。“铁面人”首次出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此后两个多世纪中涌现出50多种假说，衍生出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此伏尔泰应付主要责任，他对口述史料考证不严谨，刻意隐瞒了某些信息，又暗示性地描述引导读者将“铁面人”与法国王室联系在一起。在绝对君主制的秘密政治体系下，读者通过“铁面人”的细节传闻探求更深层的意义，结合关于路易十四的记忆和当时的特定社会氛围，对这则逸闻加以想象和演绎，使之最终成为绝对君主制暴政的一个标志和艺术创作的主题。“铁面人”逸闻见证了记忆、想象与现实、心态的纠葛互动如何“制造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崇明教授的报告题为《公意，还是普遍意志：重译<社会契约论>的思考》。报告指出，汉语学界通常将“volonté générale”翻译为“公意”，容易被理解为具有某种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色彩，这其实是一种误译。提出普遍意志，卢梭首先想表达的是每个参与联合的人都具有平等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对待。翻译为公共意志或公意，则会使人误以为卢梭首先追求的是以公共性来约束乃至抑制个体意志和利益，并把个体视为对公共利益构成威胁的私人。相反，卢梭恰恰是从个体意志对自我的偏爱出发来理解普遍意志的形成和行动，因而把“公意”重译成“普遍意志”有助于澄清关于卢梭思想的诸多误解。

第二场研讨会的主题为“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的思想与政治”，由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主持。巴黎一大热拉尔（Alice Gérard）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重新发现托克维尔》（“Tocqueville en France, mode ou modèle？”），精炼地介绍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及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生前身后的境遇。该著作在1848年革命失败的背景中曾短暂走红，而自1870年开始，托氏及该著作迅速遭到冷遇，因为它无法迎合左派、右派或者共和派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叙事。从50年代开始，雷蒙·阿隆与弗朗索瓦·孚雷“复活”了托克维尔。通过一系列文章的写作与刊物创办，托氏在1980年代纪念大革命200周年的氛围中声名鹊起，成为反对正统革命史论的一面旗帜。经过孚雷等一批学者的努力，托氏提出的革命是延续而非断裂、大革命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等论题，及其远离意识形态论争的治史方法，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今，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留给人们的是一笔充满矛盾与复杂性的庞大遗产。

同样以托克维尔为主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艳红研究员所作的报告为《试论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托氏对民主概念的一些基本见解，见证了“民主革命的时代”政治-社会概念变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大革命的经验及随后的反思、对美洲特别是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认识，是民主概念变化的前提和条件。在托氏的论述中，民主是与贵族制构成一对解释性的对立概念，二者有明显的时间先后关系，民主成为历史时间的方向，它摆脱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成为一场通往未来的运动，历史因而获得了一种时间标准。在这种新的历史观中，当下成为一种过渡，永远逝去的过去和尚不明朗的未来是导致托克维尔一代人失落感的思想根源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倪玉珍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法国思想界对“社会”的关注。圣西门接续了孔多赛和观念学派的努力，将社会视为不断变化生长的有机体，并探索“社会心理学”。他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并揭示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构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成了法国从革命到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在行动时保持清明的理性。

浙江大学历史系乐启良教授的报告题为《霍乱、卫生与面包——论1832年巴黎的拾荒者骚乱》。报告指出，第一次全球性的霍乱危机肆虐巴黎长达半年之久，造成近两万人死亡。为防止霍乱疫情扩大，巴黎警察局领导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卫生整治运动，积极推动环卫承包制度的改革，要求更为迅速、彻底地搬运城市的生活垃圾，由此和拾荒者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进而引发了骚乱。期间怀疑霍乱的存在并有人投毒的谣言纷纷四起，造成了不少袭击甚至虐杀无辜者的暴力事件。这场骚乱凸显了路易-菲利普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与普通百姓的民生问题间的巨大紧张，强化了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陷入膏肓的印象，进而促进了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传播。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小兰副教授作了题为《规训与自我规训：19世纪上半叶法国警察的权力之路》的报告。19世纪上半叶法国警察作为政府倚重的规训手段，对生计物资实施严密监控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为现代“监狱社会”的存在作了贴切的注脚。此外，警察队伍内部也在进行自我规训，除了组织的细化和完善，还实现了其对法律条文的掌握和解读的垄断。这是警察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和通过政治话语获得权力的必然表现。总体而言，19 世纪上半叶不具备政治取向的警察制度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构建了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力量，并获得了政府和民众的认可，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

浙江大学历史系汤晓燕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高卢人形象与法兰西民族认同——从大革命到第二帝国》。她指出，围绕高卢人的讨论可上溯至文艺复兴，当时兴起以高卢起源为核心的民族认同，不过直至大革命之前，高卢人的形象始终处在关于“蛮族”的笼统描绘之中。大革命之后，旧制度下关于日耳曼文化与罗马文化之争让位于追寻法兰西民族的真正祖先，代表是凯尔特学院的建立。真正对高卢人形象的正面弘扬肇始于第二帝国，围绕着高卢人展开的关于民族起源的思考与探索，是当时寻找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议题。维钦托利的形象被人们重新拾起用以提振民族自信心，国家考古博物馆亦在同时期建立。伴随着19世纪下半叶政治文化的变迁，这一问题将在不同的语境下得到截然不同的阐述。

会议现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韩伟华副教授的报告题为《漫画中的“人间喜剧”：从杜米埃之漫画管窥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与市民文化》。从1830 年七月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近代法国从君主立宪制向自由民主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杜米埃是当时法国家喻户晓的最重要的漫画家，他通过在《漫画》、《喧哗》等报刊上发表的数以千计的讽刺漫画，对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杜米埃这些寓庄于谐的漫画被波德莱尔誉为《人间喜剧》的补充，将它们汇集起来可以说呈现了一部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生活的完整的编年史。

10月21日下午，研讨会的主题按照时间顺序推进到“第三共和国的文化与政治”，由浙江大学的董小燕教授主持。首先由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曾晓阳教授作报告，题目为《论近代法国小学课本<两童环法记>的双版本现象》。此文以出版于普法战争后的小学语文阅读课本中的《两童环法记》为主题，对前后两个版本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初版中所包含的宗教内容，在修订版中被大量删改，这实质上体现出右翼和左翼的不同立场。而第三共和国时期这种激烈的政体之争又直接裹挟着对学校的教育，同时也凸显出教科书问题的政治内涵。

四川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让-菲利普·克鲁托教授（Jean-Philippe Croteau）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题为《魁北克与法国（1870-1914）：关于民族内部的传统和现代性的跨大西洋对话》的英文演讲。这是一项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其研究对象是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法语族群——他们究竟是在北美的法国人还是说法语的北美人？克鲁托教授在本文中指出，从1870年到1914年期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持教皇绝对权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他们是旧的天主教法国的分支；第二种持共和与自由的观点，认为他们虽然继承了法国的遗产，但同时具有北美大陆的属性。这两种看法实质上反映出新旧政治思想的差异。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肖琦讲师的报告题目是《以科瓦雷的及其“朋友圈”与法国对德国哲学的）引介（1919-1939）》，论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哲学在法国的传播。她指出，法德矛盾与法国相对封闭的哲学环境阻碍了德国哲学在法国的传播，但以科瓦雷为中心的外国尤其是俄国流亡知识精英以院校、杂志为媒介，成为在法国较早引介德国哲学思潮的学者群体。德国哲学的引入，促进了哲学知识在法德之间的流动与再生产，深刻改变了法国思想与哲学的历史进程。

浙江大学历史系朱晓罕副教授为本次大会作最后一场学术报告，题为《从新政治史到文化史——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20世纪史研究》。作为研究法国知识分子的著名历史学家，西里奈利从90年代起提倡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结合，主张文化是政治的基础，关注表象体系和传播过程。这种“政治的文化史”视角有别于“新文化史”，被视为“法国式文化史”。朱晓罕认为，西里奈利的史学反映了时代变革中法国史学家重塑民族意识的尝试，对现当代史和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会议现场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以“国际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圆桌讨论，由北京大学高毅教授主持。比亚尔教授和多伊尔教授作为来自法国和英国的顶尖学者，在怀念不久前去世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教授的背景下，分别对法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大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予以介绍。两位教授的报告让我们得以接触外国研究的最前沿，与会者也就此展开了热烈的问答与讨论。高毅教授回顾了本次纪念会暨法国史国际研讨会的全过程，衷心感谢所有人的积极参与和辛勤付出。本次大会的圆满成功，不仅展现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影响力，而且激励着广大学界同仁继承和发扬张芝联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拓的基业，共创中国法国史研究的美好未来。